傅衣凌先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是多方面的这里仅就他对中国市场史研究的贡献作一简短的分析。我第一次知道他关于市场问题的看法，是在1959年的“拔白旗”政治运动中。由“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批判所引发的政治风暴，甚至波及学术界，发生了今人无法想象的学术批判运动，当时叫做“拔白旗”。“拔白旗”，是为了“插红旗”。要“拔”的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要“插”的是“无产阶级观点”。由于傅先生有《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这两本著名的书，他便成了“白旗”、“典型”，被确定为重点批判对象，我们这批高年级学生得以“荣幸”地参加了“洗礼”。现在已记不清共批了傅先生几个观点，只记得重点批他的“国内市场已经形成”的观点。傅先生的“国内市场”理论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当时并不清楚。事过四十多年，想起来感慨万端。以下拟从四个方面谈一些个人的浅见：

一、立足商人个案研究，展现市场网络

市场是商人的活动空间，商人是市场的主体之一。无商人即无市场，无市场则商货不畅。这些道理古今并无二致。因此，从商人和商品流通人手研究市场便是多数经济史学者选择的方法。傅先生也是如此，但是他．比其他人更集中地从商人的个案研究中，去发现市场和市场网络。并且由于他善于利用方志、族谱、契约文书，因而对商人的研究，资料之丰富，几近车载斗量，问题的开掘一般也比他人深人。他的这种治学风格，当时就令人瞩目。
在《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一书中，傅先生对明代徽州商人、江苏洞庭商人、福建海商、陕西商人、东南洋铜商、厦门洋行等商人进行分析，其中涉及他们的市场网络。例如徽商，经营茶叶者行商四方；经营食盐者遍贾淮海江汉，涉及淮南（扬州）、浙江、汉口、河北（长芦）、四川等地；经营粮食者穿行江楚诸省，其中“江浙两省的粮食贸易，便被徽人所操纵，而足以影响整个市场”。（第56页）经营木材者甚至“赴闽市木”；经营海上贸易者，除以浙江之双屿、列港，广州，漳、泉为基地与番商贸易外，还深人皮岛（黄海小岛），“独占朝鲜贸易”。（第59页）经营布匹、丝与丝织品者，北至秦晋，南及语屿（厦门港）。
再如洞庭商人，江湖间叫“钻天洞庭”，他们“遍种果实”，“兴贩南北”；“挟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第96页）上海、金陵、武汉，都有他们的足迹。而内地的陕西商人和福建的海商，亦有自己的经营地盘。“陕商的活动地盘，是以陕西为本据，日往来于边塞、江淮、川蜀之间，构成鼎足而三的据点。”（第170页）福建海商早在宋元时代即已“北上山东、朝鲜，东赴日本，南人交广，远航南洋各岛。”（第107页）明代漳州的海沧、月港、语屿成为中外互市之地，海商远涉东西两洋诸国（详见张燮《东西洋考》）。
复如清代前期东南洋铜商和厦门洋行，前者多集中于江浙两省，后者情况稍有不同，雍正五年以后，“于是洋行乃成为经理洋船的进出口以及外国商人与本国商人所经营南洋各岛与国外贸易的中介机构”。（第205页）洋行所联络的外国商人以菲律宾、逞罗商人为主。
傅先生认为流通形成市场。他说：“这些大小商人的活动，自更有利于把全国各地的物资的流通，初步形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内市场。”（《试探》第15页）从另一角度说，跟踪以上商人的活动足迹，可以画出一幅明清商业地图，这幅地图实际上就是一张市场网络图，再结合该书中所列举的商人经营实例，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知道明清时代商业市场营销过程。所以傅先生虽然没有提到市场网络，但他的商人个案分析，展现了明清时代国内市场网络的基本图景，对于中国市场史中的市场网络研究，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二、从生产和分工研究市场，发人深省

傅先生不是单纯地从流通去研究市场，而是非常重视从生产人手分析市场。我们知道，市场的经济学定义和历史学定义是不一样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这是就市场功能而言；而历史学家则认为市场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商品交换或资本流动的空间，比方我即作如是观。历史学家的观点可能会引起经济学家的异议，但我还是坚持此说。
傅先生在商人的个案研究中，即非常仔细地寻找商人发迹和他的有特色的生产之间的联系。现主要根据“资本”、“试探”两书举出以下例子.(1)江南农家多种桑，特别是“湖俗以桑为业”，从而为苏州、金陵等大小城镇丝织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棉花的种植，也为松江等地棉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丝、棉纺织业又带动了相关行业如蓝靛种植、整染业的发展。生产及随之而来的分工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商人。他说：上面已经说明，明代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已有一定程度的发达，特别是江南城镇的发达，专业乡村的出现。这种社会分工的结果，就促进“这些单位以商品形式生产特别的生产品，同其他一切生产进行交换。”[1][①]那么，这就提供给商人以进行活动的一个很好的地盘。所以明代江南地区的商人，像苏州商人、洞庭商人、湖州商人、宁波商人、龙游商人等都是顶有名的商人，其他如松江、无锡、常熟等地也有不少的商人。更为有趣的是，江南的棉纺织业还造就了一批陕西商人。万历时，宁夏镇的军用布花系取给于陕西布政司，固原镇的军用布花系取给于西安等卫，甘肃的军用布花系取给于西安、凤翔两府，这类特殊的需求，促使陕西商人远赴江南采购布花。上海之标布，即以远销秦晋诸路而闻名。[2][②] (2)陕西制烟业的产销也造就了一批著名商人，其事颇为典型。他引用《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二岳震川的论述：“今汉中郡城商贾所集，烟铺十居其二三。城固湑水以北，沃土腴田，尽植烟苗南郑城固大商贾重载此物，历金州以抵襄樊鄂渚，舳妒相接，岁糜金数千万金。”汉中的种烟业造就了一批烟草经销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傅先生通过对严如昱《三省边防备览》等专书和地方志的研究，得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在先进地区有落后因素，在落后地区有先进因素，这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又一现象。即‘萌芽’不仅存在于沿海和江南的经济先进地区，而且也存在于山区。为什么山区会出现‘萌芽’呢？这和山区的棚民、矿民有关，因为他们或从事于煤、铁等矿物的开采；或从事于松、杉、漆、麻、烟、茶等经济作物的栽种；或从事农产品的加工。他们的产品都不是农民本身所能消费了的，必须到市场上去出卖……我还有这样一个想法：内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生产形态有的较沿海地区还更加成熟。”[3][③]这一论断说明，只要有商品生产，不管何时何地，都会形成市场。(3)他在寻找生产和市场关系的同时，特别注意寻找新的生产方式和市场的关系。他说：“不过由于明清时代中国的工农业生产已出现有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一个变化，就在一定程度内促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引起国内市场的形成，促成城市人口的增长。”[4][④]傅先生在“试探”一书中所做的明代江南富户经济分析，可以说是20世纪经济史研究的经典之论。1959年对他的批判，焦点之一也是这个问题。现在重读这些论述，深感其剖析之精辟。例如他指出：经营地主，可分为身份性和非身份性两类，后者“与墨守成规决裂了”，“有一部分是依赖于市场”。[5][⑤]从以上的简要分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傅先生把生产和分工，商人和商业活动，市场这几个环节联系起来考察，并且特别强调新生产方式对市场发展的影响。他在去世前编成的《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之六，更加系统地阐述了生产、交换、市场的观点。上面提到：市场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商品交换或资本流动的空间。唯其如此，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由于生产发展水平不同，市场模式也不同。明清时期处在历史的转变阶段，其市场模式也与后世不能相比。傅先生说：“这一种市场，自然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意义的国内市场，但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广泛的国内市场。”[6][⑥]由于当时关于中国社会阶段的划分，已有权威结论，不容学者置喙，所以傅先生在国内市场的表述上是留有余地的，只用“相当广泛”之类修辞含糊其辞地加以应付。但也可以看出，他是在说明这种市场发展的阶段性，虽然他没来得及系统阐述他的市场理论。





[1][①]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9页。
[2][②]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7－168页。
[3][③] 傅衣凌：《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4][④]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19页。
[5][⑤]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页。
[6][⑥] 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

三、从资本形态考察入手，提示市场局限性

傅先生十分重视“资本”的研究。他在《资本》第一篇《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发展概述》中，对中国商业资本历史作了精辟的简述。他根据商人资本的利润由两部分组成的理论，分析明清时期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首先，他认为商人资本既是从小商品生产者中分化出来，又以压迫、剥削小商品生产者起家。就是说，中国的商业资本是从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并和他们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与欧洲一些国家或地区相比有所不同。其次是剥削担任商品运送与保管的工人而获得商业利润。又次，傅先生从经营制度上发现伙计制“对于扩大商业资本的利润是起着作用的”。[1][⑦]最后，商人资本从商业剥削过渡到掌握工业生产。
傅先生十分重视生存于封建社会环境中的商业资本的特殊性。其一是中国古代的商业资本处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之中，它们长期保持着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状态，而且非常分散，这种小商品生产者因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所引起的经济和时间的节省，更限制着中国手工业脱离农业副业地位而独立”，“同时，中国各地的星罗棋布的圩集，也更助长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圩集一方面维持分散的家庭手工业，限制手工业的独立化，一方面也阻碍其往大市场方面发展。“即在这个场合之下，商人要集拢大量的商品和物资，可以不必自己去直接控制生产机构，以加工的方式出卖商品，因而进一步的购买原料和劳动力，把小经营转化为大经营，而可利用这无数的大小的圩集组织，来达成其所要求集中商品的目的”。[2][⑧]其二，在中国的地主经济下，封建统治者既需要一定程度发展的工商业，又歧视它的发展。所以，中国商人直接走向工业家的道路不是那么顺利，而是一个极缓慢而复杂的过程。“一般商人只于固有商业利润中已有大利可图，而不必于从事生产，又借流通领域来剥削直接生产者的方式，转到在生产领域中直接剥削直接生产者的方式”。[3][⑨]
在分析了中国古代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高利贷资本结合的现象之后，傅先生指出：明清时期“各地工商业的发达已给予商人开一广阔的前途，比单纯的购买土地、收取地租更为有利”。[4][⑩]也就是说，本来商业资本可以比较顺利地向产业资本转化，但是由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使其向官僚资本发展。他总结说：资料说明，“中国商业资本的增殖方法，多不由正当的途，径，而率利用封建的独占方式，以巧取豪夺致富。自然，这赋予中国的商业资本极富于游离性质，缺乏坚实的基础。同时，使他们也必须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且常成为国家财政的尾闾”。[5][11]
我想，上面这些引述，已经可以说明傅先生对商业资本的考察比同时代学者深刻，尽管他并非无懈可击。再者，生产是市场发育和扩大的前提，而资本形态则是市场成熟与否的关键，资本形态的某种原始状态、伴生状态，本不足为奇，但是，正如傅先生所说，在政治体制的反作用下，它会畸形发展，对资本主义萌发和市场经济萌芽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此，资本形态的局限性就是市场发展的局限性。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以外，傅先生还从一些不为人知的角度去研究市场。例如农民起义，一般人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反封建上，而他除了讲反封建外，还提示明清之际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奴变”和佃农解放运动，这些地区的奴仆更多地参加工商业，和市场的联系比佃农更为密切。[6][12]又如人口流动，也促进移住地的经济开发，对于市场发展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总之，在中国市场史的探索中，傅先生无疑是一位有胆识的先驱者。






[1][⑦]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页。
[2][⑧]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页。
[3][⑨]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35页。
[4][⑩]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8页。
[5][11] 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0页。
[6][12] 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92、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