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外经济思想史上存在三种消费观——节俭消费观、侈糜消费观和适度消费观。节俭消费观和侈糜消费观具有合理因素和积极作用，也存在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适度消费观既汲取了前两种消费观的合理营养，又屏弃了其中的不合理因素，是我们应该坚持奉行的消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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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观是指人们对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的总的态度和总的看法。与生产观、交换观和分配观一样，消费观是经济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观念，消费观是社会经济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但它一旦形成又会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并对其产生深刻而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各种消费观及其特点、作用和变化规律，以确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建立合理的生活方式，并以此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和持续发展。

　　在笔者看来，人类社会依次产生了三种有重大影响的消费观——节俭消费观、侈糜消费观和适度消费观。下面，我们逐一对这些消费观加以分析。

　　　　　　节俭消费观

　　节俭消费观就是主张人们在消费时应最大限度地节约物质财富，减少甚至杜绝浪费的一种消费观。这是人类历史上形成最早、影响最深、历时最长的一种消费观。可以说，自人类产生到时至今日，这种消费观都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

　　中外经济思想史上，持节俭消费观的思想家和学派数不胜数，但从现有资料看，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主张节俭消费观的思想家和学者似乎更多一些。说一部中国消费思想史就是一部黜侈崇俭的历史恐怕并不为过。当然，这并非说中国消费思想史上就没有其他消费观，而是说崇尚节俭、反对奢侈，的确是中国消费思想的主流。

　　中国古代有影响的学派几乎都是主张节俭的。如儒家的孔丘说：“礼与其奢，宁俭”，“节用而爱人”。道家的老聃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法家的韩非说：“侈而惰者贫，力而俭者富。”〔1〕他倡导节俭的思想是很明显的。 墨家的墨翟是主张和宣传节俭消费的最突出者，他不仅系统地提出了“俭节则昌，淫佚则失”的节用崇俭消费观，而且详细地规定了人们的消费上限。佛教也是特别倡导节俭的，如佛家十戒当中的一戒就是：不坐高大广床，不听视歌舞。至于佛家的日常生活更是要求“俭于享受，能甘淡泊”〔2〕。

　　节俭消费观还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朱子治家格言》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国外节俭消费观的发展也是源远流长的。公元300 多年前的希腊斯多葛尔学派认为，人应该保持高尚道德，并努力抑制身体的欲望。古希腊哲人德谟克利特提出：“节制使快乐增加并使享乐加强。”〔3 〕基督教的教义强调：敬虔加上知足之心，便是大利了。加尔文教的教规是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清心寡欲。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认为：“资本增加，由于节俭；资本减少，由于奢侈与妄为。”〔4〕斯密除反对个人的奢侈，还特别反对政府的腐败行为。 他说：“个人妄为，一部分人节俭补偿另一部分人的奢侈妄为而有余，而政府奢侈妄为则无法补偿，招致无穷后患。”〔5 〕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提出：“奢侈是社会幸福的最大敌人，而公共浪费比之私人浪费有更大的危害。”〔6〕卢梭则把奢侈比作“南方的热风”、 “最大的灾祸”。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马布利主张社会应限制生产发展，限制人的需求，来改善人的道德品质。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说：“消费超过需求就是浪费”，“豪门的放纵挥霍以及暴发户的奢华炫耀同样为禁欲主义深恶痛绝。”〔7〕

　　以上所列只是中外消费思想史上关于节俭消费的极小部分，但由此我们多少可以想见节俭消费思想之丰富。那么，中外消费思想史上为什么会形成如此丰富的节俭消费观呢？原因很多，但笔者认为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在20世纪之前，人类总的来说生产能力还相当低下，这就使得物质财富来之不易，维持人类生存的生活资料十分匮乏。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人们就只能千方百计地对生活资料实行节约。这样做既能使有限的消费资料维持更多的人的生存，又能向生产过程投入更多的生产资料。物质决定意识，思想反映现实，由此便产生了消费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经久不衰的节俭消费观。

　　笔者认为，节俭消费观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用巨大，功不可殁。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相当低下、物质资料极为匮乏的时代，正是凭借着对物质资料精打细算的使用，人类才度过了漫长艰难的岁月，才得以生息繁衍并发展至今日。倘若人类的先祖们穷奢侈极欲，挥霍无度，人类恐怕早就因财富的耗尽而灭绝了。作为一个例证的是，曾经盛极一时的古希腊就是在人们的骄奢淫逸中土崩瓦解、彻底衰落的。

　　然而，我们在充分肯定这一消费观的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它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

　　第一，节俭消费观的过度提倡有可能产生重物而轻人的现象。如在人和物都面临损失而又必须两择其一时，往往是选择物而不是选择人。

　　第二，有可能影响人的身心发展和素质提高。人们的素质不能凭空提高，它只是在消费了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生活资料之后才能实现。没有较为充裕的生活资料，所谓人们素质的提高就是空谈。更有甚者，节俭消费观的不当宣传和实行还会损害人的健康乃至于生命。我国许多知识分子、生产模范英年早逝，固然有其工作过于劳累等原因，但他们生活过于节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第三，浪费时间，影响效率，降低生活质量。在当今快节奏、高速度的时代，若人们过于节俭，放弃现代的消费方式，就必然要浪费时间，影响效率，成为事业上的落伍者和失败者。现代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货币（财富）——生活质量”的转化效应，即减少货币支出，就会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增加货币支出就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节俭消费以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节俭消费以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为代价。

　　最后，节俭消费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还有限制经济发展和影响国民经济平衡的负面作用。
　　正是由于此，笔者认为节俭消费观是与现代社会经济不相协调的，因而，我们可以吸收其中的大量营养，但不能长期奉行之。

　　　　　　侈糜消费观

　　这是一种与节俭消费观完全对立的消费观，它主张消费者大量地、无节制地占有和消耗物质财富，以满足自身的需求和欲望。

　　在中国消费思想史上，最早主张侈糜消费的恐怕是战国初期的杨朱。其后的《管子》作者是一批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颇有建树的人物。他们的贡献之一是在消费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侈糜消费观及其作用和意义。如果说杨朱的侈糜消费观是建立在“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享乐主义价值观上，是以最大限度满足感官需要为人生目的的话，那么《管子》作者的侈糜消费观则主要强调的是奢侈消费对增加就业、赈灾救荒、活跃市场和发展经济的作用。《管子》作者甚至还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8 〕是指在煮蛋烧柴之前，先雇雕工画匠，对鸡蛋和木头进行雕刻彩绘，借以增加人们的就业。这使我们不能不想起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一个建议：为了增加社会就业，财政部不妨在瓶中装入钞票，埋其于废弃的煤矿之中，然后再雇人挖出。同样是增加就业的建议，前者比后者早了2000多年，且其方法还富于艺术情趣！

　　产生于我国战国时期的侈糜消费观，在中国消费思想史上并非遥远的绝响，明清中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和影响下，许多学者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学者进一步认识到奢侈消费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侈糜消费观，如顾公燮说：“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若欲变千万人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亦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扭转之局。”〔9 〕陆辑是中国消费思想史上侈糜消费观最有名的代表人物。他说：“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其民必不易为生。”认为奢侈之风有利于人民就业、生存，而节俭之风反而不利于人民生活〔10〕。

　　我国古代不仅有提出侈糜观的思想家，而且还有把这一消费观付诸实施，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者。如北宋的范仲淹在任杭州知府期间，正逢浙江大灾，他屏弃被人们信奉不疑的节俭消费观，运用侈糜消费观，“宴游兴造”，增加杭州的财政开支，举办公共工程，结果使当地就业增加，社会稳定，出现了“两浙唯杭州晏然”的局面〔11〕。

　　在国外，主张奢侈消费的经济学家也为数不少，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托马斯·孟等人就是其中较早的几位。托马斯·孟认为，对由本国原料制成的产品进行大量消费，“便会使富人的钱财用来维持贫人的生活”〔12〕。尼古拉斯·巴尔本说：“对一个国家来说，富人们都贪婪而不花费，就会像一场对外战争那样危险。”“时髦或者衣服的变化是伟大的促进者”〔13〕。雅各布·范德林特则说：为了社会发展，“大可不必敦促人民省吃俭用，反而应该生产大量物品，供大家尽情享受”〔14〕。

　　英国经济学家孟德维尔·贝尔纳德提出了一个令世人十分惊骇的观点——“节俭的罪恶，侈糜的贡献”。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他写道：蜜蜂的贪欲、虚荣，反而促进了蜜蜂社会的繁荣强大，而蜜蜂的道德、满足，却导致了蜜蜂社会的贫困衰落〔15〕，孟德维尔想借此说明，人类社会若追求生活奢侈和感官享受，不但无害于社会经济发展，反而会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强有力的推动。

　　主张奢侈消费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失业严重，危机重重，陷于困境。他认为这是由于消费和投资不足所致。基于此种认识，他主张侈糜消费。二战后，随着凯恩斯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派和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遂使侈糜消费观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奢侈消费方式大行其道。这种消费观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广泛的推行，而且也向发展中国家不断传播和扩散，成为影响这些国家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重要因素。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评价侈糜消费观？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撇开侈糜消费观为剥削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辩护的因素，那么这一消费观确有合理之处，因而应该给予一定的肯定。如以上所述，在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条件下，奢侈消费有扩大就业、增加生产、活跃市场和促进经济的作用。二战以后，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刺激和扩大人们的消费，弥补了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差额，从而克服了严重的失业危机，摆脱了经济萧条的困境，既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又保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上述作用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存在。80年代末我国也曾出现了社会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等现象，我国政府正是通过刺激和扩大消费，增加了社会需求，活跃了市场，防止了国民经济的滑坡，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再如，我们若现在又重提50年代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口号并实行之，那真不知会使多少印染厂、纺织厂、服装厂破产倒闭，使多少印染工、纺织工、服装师无业可就。正是由于此，我们肯定侈糜消费观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们不应该以“为剥削阶级的奢侈消费辩护”为由，完全否定这种消费观，而应该注意吸收其中的营养。

　　然而，奢侈消费在二战之后的普遍实行，却带来了一系列极为严重的问题，这是侈糜消费观的提倡者始料未及的。

　　首先，奢侈消费加快了地球资源的消耗。奢侈消费是靠消耗大量物质资料来支撑的，而这些物质资料无不来自于地球，这就必然加快地球资源的消耗。

　　其次，奢侈消费破坏全球的生态平衡。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使耕地和森林面积锐减，土地沙漠化进程加快，生物品种减少，有些甚至濒临灭绝或已经灭绝，使经过亿万年才形成的地球生态系统惨遭破坏。

　　再次，奢侈消费恶化人们的生存环境。消费的越多，就需生产的越多，生产的越多，就必然向外界排放更多的毒物；此外，消费的越多，生活垃圾也越多。这些日益增多的生产性毒物和生活性垃圾加在一起共同污染着空气、土壤和水体，使人类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
　　最后，奢侈消费使人们的价值目标错位。奢侈消费易使人们耽于物质享受之中而难以自拔，使享乐主义、物质主义、利己主义、虚无主义开始盛行。

　　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侈糜消费作一简略评价，那就是：从短期看，在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是生产而是消费的条件下，奢侈消费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扩大就业不无益处，但从长期看，它所产生的弊端相当巨大，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侈糜消费观是一种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的消费观，是一种消极因素大于积极因素的消费观，因而它不可能成为我们信奉的消费观。

适度消费观

　　适度消费观是一种既吸收了上述两种消费观的合理因素，又屏弃了它们的消极因素的消费观；是一种既不主张对物质财富一味节约吝惜，又不赞成对物质财富毫无节制的消耗滥用的消费观；是一种使消费者既不为清贫所迫，又不为物质所累的消费观。这种消费观认为，消费者在消费时不仅要考虑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且要考虑他人利益乃至社会的利益；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总之，这种消费观克服了前两种消费观的偏颇，体现了人类的理性精神和道德自律，符合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一种理想的消费观。

　　适度消费观的大力倡导和传播虽然是近些年的事情，但这一消费观的萌芽却早已出现了，如我国战国时期的荀况就有适度消费的思想。他既反对墨子式的节俭，也反对齐桓公式的挥霍无度。他说：“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嚽（啜）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源），而天下焦矣。”意思是人们粗衣恶食，奉养太薄，生活太俭，不仅损害了健康，而且也影响了生产的发展。因此“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16〕。同时，荀况也反对统治阶级的豪华奢侈，荒淫无度，他认为，统治阶级“其俗淫……其养生无度”，只会“积俗移志，久安移质”，腐朽堕落，这是乱世之征兆。他提出，君王应“并（去）己之私欲”，“天子诸侯无糜费之用，士大夫无流淫之行”〔17〕。明朝学者郭子章也提出，“奢之为害也巨，俭之为害也亦巨”的观点〔14〕。他还特别把矛头指向节俭消费观：“天地生财，非徒陈积夫困，充溢委府，固将有以用之也……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财聚似俭而基祸，财散非俭而受福。福祸之际不可不省也。”〔18〕这与传统的节俭消费观大相径庭。

　　国外也有主张适度消费的。如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就认为阔绰与鄙吝是两个应当避免的过失，因为“把消费限定在过于狭窄的范围，就使一个人得不到他的资产所允许的满足；相反，过多的豪爽的消费，则会侵蚀到不应该滥用的财富”〔19〕。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承认亚当·斯密的节俭论有一定道理，但他又认为，不能“无限制”地节约。他说：“若储蓄过度，亦足摧毁生产动力。假使每个人都吃最简单的食物，穿最朴素的衣服，住最简陋的房屋，则不会再有别种食物、衣服及房屋之存在。……因此两极端之间必有一点，在该点时，若把生产能力以及消费意志都计算在内，则财富增加受到最大鼓励。”〔20〕美国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凡勃伦认为：“足以阻碍进步的，不但是人们的奢侈生活——它断了对现状不满而要求改进的机会，而且衣食不周，物质生活过于艰苦，也会同样发生作用，作用之有效程度不亚于前一情况。”〔21〕马尔萨斯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论证了俭与奢的危害，而凡勃伦则是从人的精神成长的角度指出了俭与奢的弊端。

　　然而，作为一种成熟的、理想的消费观，适度消费观只能在当代社会才能真正发展和完善起来。因为只有在当代社会才能使节俭消费观和侈糜消费观的利与弊、是与非、功与过充分地显露出来，也才能使人们对这两种消费观进行合理的吸收与科学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出理想的消费观来。

　　自本世纪60年代起，许多中外学者已经开始对上述两种消费观，特别是侈糜消费观进行深刻的反思，并对适度消费观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我国学者认为：“必须反对过度的物质贪欲，在需求合理化的基础上确立健康的生活方式。”〔22〕“毫无节制的消费观和挥霍浪费的生活方式是加速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的重要方面。在一个把消费作为生存的最终目的的社会，人们用过度的消费和挥霍显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造成了不以浪费为耻，反以浪费为荣的社会心理”〔23〕。他们主张应该对这种无节制的消费观和浪费为荣的社会心理大加鞭挞以确立正确的消费观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国外学者在这方面也颇多建树。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写道：“我们完全有理由谴责那些具有最工业化国家的毫无意义的资源浪费。……应该在‘道德’、‘伦理’因受目光短浅的唯科学主义影响及盲目相信‘中立的’市场力量的影响而被长期埋没之后，重新发现它们的价值。”〔24〕英国著名生态学家爱德华·哥尔德·史密斯指出，世界人口、生产和消费的迅速增加对自然生态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基此，他提出了建设“平衡、稳定社会”的构想。在他看来，所谓平衡、稳定社会就是人口、消费和生产适度增长的社会。由罗马俱乐部组织的一些专家学者认为“人类处在其历史的转折点上”。人类社会究竟是“沿着癌症似的无差异增长道路继续前进，还是在有机增长的道路上重新开始”〔25〕？他们认为只能选择后者。

　　适度消费观最集中地反映在以米萨诺维克为代表的“有机经济增长理论”中。该理论有以下三个主要观点：（一）人们不论从事生产还是进行消费，都应该有社会观念，即在生产和消费时人们不仅应考虑个人利益，而且应该考虑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二）确立利用和消费物质资源的新型道德观和伦理观，即在生产中不滥用物质资源，在消费中不无节制地消耗物质财富；（三）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生产和消费中既要关注当代人的利益，也要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不应置后代人的利益于不顾。

　　由此看来，适度消费观绝不仅仅是在节俭消费观和侈糜消费观中间寻找最佳点的问题，而是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消费伦理，一种崭新的价值观念，其特点是：（一）这一消费观有更广阔的视野。它不再把消费单纯视作社会个体的私事，不再把消费仅仅看作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实现过程，而是认为每个人在消费时都应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二）适度消费观和可持续发展思想不谋而合。可持续发展是指国民经济既没有畸型的繁荣，也没有严重的萧条甚至崩溃，而是在长过程平稳健康的发展。适度消费观与可持续发展思想实际上是一致的，适度消费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为适度消费创造条件。（三）适度消费观把消费与社会生产、自然生态紧密地联系起来，力求使这三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达到有机的统一。＊


　　〔1〕《韩非·显学》。
　　〔2〕《般泥恒经》。
　　〔3〕《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0页。
　　〔4〕〔5〕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
　　〔6〕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453页。
　　〔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8〕《管子·事语篇》。
　　〔9〕顾公燮《消夏闲集》。
　　〔10〕陆辑《兼葭堂杂著摘抄》。
　　〔11〕沈括《梦溪笔谈》。
　　〔12〕托马斯·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13〕尼古拉斯·巴尔本《贸易论》第121页，商务印书馆1971 年版。
　　〔14〕雅各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89页，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15〕孟德维尔·贝尔纳德《蜜蜂寓言，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16〕《荀况·富国》。
　　〔17〕《荀况·君道》
　　〔18〕《郭青螺先生遗书》卷21。
　　〔19〕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507页。
　　〔20〕马尔萨斯《经济学原理》第101页。
　　〔21〕凡勃伦《有闲阶级》第149页。
　　〔22〕《哲学研究》1994年第4期。
　　〔23〕《哲学研究》1993年第3期。
　　〔24〕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
　　〔25〕彼斯特尔《人类处在转折点上》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