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有鉴于此，应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即应实行以人为本的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关键词：公平；效率；和谐社会 　　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它使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日趋完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通过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小康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克服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有鉴于此，应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1]，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即应实行以人为本的公平与经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实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发展战略，替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增长理念 　　公平与效率关系，一直是引起国内外理论界热烈讨论的课题。经济学家更强调效率，而社会学家更强调公平[2].西方学者从机会成本，即选择成本视角出发，普遍把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看作是替换关系。例如，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认为，公平与效率存在着替代关系，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而为了公平就要牺牲某些效率[3].国内学者主要是从经济哲学的视野提出，公平与效率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则是增进效率的推动力，它们的最终目的都在于增进社会福利。”[4] 　　在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大量经济福利只有凭借效率才能取得，因此人们会优先考虑经济效率；不过不能由此而低估公平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于是形成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理念。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强调效率优先的理念导致社会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5％，近10年GDP年均增长8.6％，远高于3.7％左右的全球平均增长速度。但是，在我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幅度提高，财富分配不均、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世界银行专家计算，我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47.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的水平。学者们一般都认同，我国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储户手里。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并预言，贫富差距在未来十年还将进一步扩大。 　　我国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趋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大问题。这一公平与经济增长相悖现象逐步引起社会关注与理论界的思虑。为了平抑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趋势，必须关注社会公平，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过程的公平。有鉴于此，关于效率和公平，今天已不再是孰为优先、孰为兼顾的问题了，而应该是两者并重、相互兼容、统筹发展。 　　二、兼顾公平与效率，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1.实行 　　“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的同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才能抑制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急剧扩大之势，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 　　（1）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资本、技术、管理、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相对稀缺，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一方面会使生产要素使用效率得到提高，特别是会使稀缺的资本、技术、管理、自然资源等非劳动要素使用效率得到提高，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会出现劳动者收入相对于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收入而下降的现象，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增加而劳动收入相对减少的变动趋势，从而加剧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 　　我国劳动力丰富，非劳动要素稀缺，劳动用工用人制度市场化，进一步导致各级各类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或大或小的买方市场。这是我国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中不同于发达国家收入分配市场化的新特征。这种劳动力买方市场，压低了劳动者工资水平，使劳动者工资收入低于劳动者对收入的贡献，使非劳动资源所有者收入高于其对收入的贡献。非劳动资源所有者收入与劳动者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可能会引起劳动者对近期收入相对减少现象的困惑与不满情绪，进而否定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改革。因此，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让广大劳动者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实现收入分配公平。 　　（2）由于我国与发达国家要素分布格局是相逆的，即我国劳动力丰富而非劳动要素相对稀缺，发达国家劳动力稀缺而非劳动要素相对丰富，因此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会导致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格局也是相逆的。收入分配格局的国际比较表明，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在我国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增加而劳动收入相对减少的趋异格局，社会贫富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在发达国家会呈现出非劳动要素收入相对减少而劳动收入相对增加的变动趋势，社会贫富收入差距呈收敛之势。这种收入分配格局的发展演变会引起我国劳动者的困惑与不满情绪，甚至会引发信仰危机。因此在我国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多种分配方式，一定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在非劳动要素收入大幅增长时，使劳动收入保持适度增长。只有使非劳动要素所有者与劳动者收入双增长，才能抑制社会贫富收入差距扩大之势，使社会贫富收入差距逐步呈收敛之势，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 　　2.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形成合理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是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存在很大差异。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西部地区曾经取得了与东部地区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扩大速度呈进一步加快之势。 　　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2％、31％、17％，到1997年则变化为61.46％、23.74％、14.8％。不仅西部地区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下降，人均GDP的差距也与东部地区逐步扩大。改革开放初期，西北各省区人均GDP高于福建，其中青海甚至高于广东，但是到1998年，广东、福建人均GDP已超过10 000元，西北五省区除新疆达到6 435元以外，其余各省区均不到4 500元，相差达1倍以上[5].由于我国东部地区开放时间长，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程度高，投资软硬环境都优于西部地区，因此，市场导向的社会资金和外资受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诱导会大量流入东部地区，与政策导向的西部大开发资金反向流动，从而使我国资本与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分布格局的区域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继续在扩大；进而会使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差距呈进一步扩大之势。要缩小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绝对差距还有一段漫长路程。 　　因此，可以考虑针对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给落后地区多留资金以培植他们的自我发展能力。要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增加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促进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以加速资本折旧、贷款担保等措施吸引国内外资金投入西部大开发。增加西部地区教育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素质，实行高工资政策，引导人力资本向西部地区流动。在保证投资效益的前提下，使西部地区与其它后进地区的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高于东部地区，保持“西高东低，增长极北移”的相对演变态势，是逐步相对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区域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3、利用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工业化方向发展，支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率为2.57：1，到2004年上升为3.21：1.国际比较表明，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国民收入为800-1000美元阶段时，其他国家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收入的1.7倍；而我国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国家。国内比较研究表明，1978"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2004年在实施“多予、少取、放活”扶农、惠农政策后，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再次呈现缩小的迹象。 　　2004年我国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15.20，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53.02％，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31.78％，表明我国的生产结构依赖于工业和服务业，我国产业结构已处于工业化发展后期的较发达阶段。但我国5.8亿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表明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依旧依赖于传统农业，我国劳动就业结构仍处于工业化发展初期的不发达阶段。比较就业结构与生产结构表明，在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过程中，就业结构 　　优化速度远远滞后于工业与服务业的生产结构的升级。要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破解“三农”难题，必须利用比较利益原则，促进农业向市场化、工业化方向发展，支持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才是根本的富农之道，是改善城乡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途径。 　　农业生产函数显示，增加农民收入有两条途径：一是提高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而农民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土地与自然资源存量；农民的土地与自然资源存量越大，边际劳动生产率越高，农民的收入越多。这就意味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土地使用权的集中，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提高农民边际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措施。二是要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2004年农产品生产价格上涨13.1％，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6.1％，这意味着农产品相对价格上涨，城乡贸易条件有利于农村不利于城市，农产品相对价格变化有利于农民增收。2005年上半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夏粮又获丰收，最新统计显示农民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5％，增速比2004年同期提高1.60.农民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工资性收入较快增长，出售农产品收入大量增加，第二、三产业生产经营收入保持平稳增长，财产性、转移性收入增加，以及税费负担继续大幅度下降等。但2005年上半年全国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4.1％，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6％，这一变化意味着农产品相对价格又呈现相对下跌走势，城乡贸易条件又呈现出不利于农村有利于城市的相对变动趋势，农民从事务农收入会再次呈现相对减少趋势，农民增收的难度又会加大。只有较大幅度降低种子、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才能保持或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那么农产品价格市场化改革才会增加农民的收入。因此不仅要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而且财政要适度增加对农业生产投入品的价格补贴，降低农民生产投入成本，提高农产品相对价格，是增加农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社会和谐发展有效的财政政策措施。 　　4.增加劳动者收入，既能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又能启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我国总体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与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行业，GDP年均增长率为9.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为4.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4％，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7.5％[4].依据统计资料与笔者的计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2001年这四项增长率分别为7.3％、8.5％、4.2％和5.82％；2004年这四项增长率又分别变为9.5％、7.7％、6.8％和7.18％。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世纪，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差距呈缩小的趋势，其中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和按城乡人口比重加权平均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都超过了经济增长率。表现为历史上少见的居民收入超分配。一般而言，居民收入增长率应小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又应小于经济增长率。由于在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趋近于经济增长率，因此，只要工资增长率不高于经济增长率，就不会出现工资推动的物价上涨。但是，如果工资增长率长期小于经济增长率，就会呈现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市场需求不足现象；进而既会抑制经济增长与新增就业机会，又会导致原有工人失业与下岗。 　　工资增长对就业的影响有两种效应：一是静态效应，会减少就业；二是动态效应，工资增长会带动消费，推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因此，这两种反向效应合力的大小与方向将决定工资增长对即期就业变动的影响或呈减少走势或呈上升趋势及其各自的力度。耗尽性分配定理也显示，在新世纪我们仍有增加居民收入，推动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差距缩小的空间[7].这就是说，在即期只有增加我国劳动者的收入，才能启动内需，拓展国内市场，带动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增加打工者工作的机会；才能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因此我们应该遵照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依照耗尽性分配定理，从实际出发，适度提高我国城镇劳动者的待遇，增加农民收入。只有增加劳动者收入，才能既推动经济增长，又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使全体居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实现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5.实行公平与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依照技术进步原则，调整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效增长；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资源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机会，增大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额，是缩小贫富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最有效的途径。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实行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会带来不同收入分配格局，从而导致相异的社会经济效果。亚洲四小龙实行了符合自己的比较优势的出口替代发展战略，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推行了违背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到20世纪90年代，不仅前者经济发展绩效优于后者，而且失业率低，收入分配比较公平。例如，巴西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是韩国的1/3，而基尼系数则比韩国高1倍左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 　　国内的发展经验也表明，收入分配格局也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由于我国劳动力丰富而其它生产要素相对稀缺，20世纪80年代解决温饱时期，采取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方式，社会实现了充分就业，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就较大，收入分配就比较均等，贫富收入差距就比较小。20世纪90年代奔小康时期，采取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发展方式，社会出现下岗、失业现象，而资本获得较高的报酬，相应地，收入和财富就向少数资本要素所有者集中，贫富收入差距就大。显而易见，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要采取资本密集与劳动密集并重的产业发展方式。既依照技术进步原则，调整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促进经济高效增长，又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利用我国劳动力比较丰富的优势，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实现分配公平，从而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国13亿人口中，大约70％的人口为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现实和潜在的就业群体。但是，劳动力市场化改革造成一部分人群失业、下岗，或者处于就业不足的隐蔽失业状态；还有一部分人群由于年龄偏大、缺乏技能，长期难以就业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所有这些人群就构成社会贫困群体或低收入群体。目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当一部分人群没有就业机会或就业不足。因此，政府实行最大化就业政策，制定积极促进就业的措施，运用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机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机会，努力提高城乡居民就业率，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农民的收入，是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最根本和最有效的途径。 　　6.依靠国家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通过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调节收入在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之间的分配关系。一方面，应以调节高收入、反贫困、依法规范分配行为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调整再分配关系；加大打击和取缔非法收入的力度，从重处罚和惩处非法暴富，使其违法行为的成本远远大于其经济上、政治上、心理上的收益，提高违法犯罪行为的受罚概率，以遏止非法收入，为公平分配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出，建立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我国收入分配新格局相适应的最低工资标准与良好的社会安全网，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机制，保护弱势群体；同时发展符合农村实际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抑制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促进分配公平，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这种收入再分配方式特别适宜于解决社会特殊困难群体的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问题。 　　7.大力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要增加对农村劳动力和下岗职工的再教育与再培训的投资。增加农民获取非农就业机会，提高下岗职工再就业率，是缩小居民之间贫富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举措。 　　总之，要以人为本，按照科学发展观，实行公平和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新选择。既要推动经济增长，又要实现收入分配公平，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既全面启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又启动收入 　　分配约束与改进机制。在改革开放，促使东部地区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应使西部地区收入保持高速增长或同步增长，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扩大之势；在市场导向，推动城市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应使农村收入水平保持适度增长，以平抑城乡差距扩大趋势；在分配市场化，导致非劳动要素所有者收入大幅增长幅度的同时，应使劳动者的收入保持稳定增长，以抑制贫富差距扩大势头。这种收入双增长分配新格局能促使区域经济、城乡经济与社会各阶层利益和谐发展，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分配结构，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b]　参考文献：[/b] 　　[1]吉利斯。发展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译丛出版社，1998. 　　[2]茅于轼。生活中的经济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 　　[3]A.奥肯。平等与效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4]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5]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数字中国[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 　　[6]汪同三。当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与改革动向[N].中华工商时报，2003—12—08（1）。 　　[7]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