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些学者把明清江南经济与英国经济进行比较，力图找到近代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欧的原因。但学者们对明清江南经济究竟“是什么”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黄宗智认为江南经济在人口压力下出现了“内卷化”；李伯重认为江南经济存在斯密型增长但未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彭慕兰则干脆认为到1800年江南经济并不比英国经济差，英国之所以产生工业革命只是由于英国煤矿离工业区较近并且向新大陆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基础上理性选择的结果。西欧气候复杂，产品差异大，各地又有水路通航，适合发展商品市场，市场的发展又带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兴起。本文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欧，在于二者大不相同的地理条件。中国文明本部东西方向气候相同导致产品基本相同无交换必要，南北方向无通航河流导致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进行交换，比调整产品结构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代价，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缺乏市场盈利的刺激，农民也只能够自给自足，导致社会长期停滞于传统状态。明清江南虽然出现了分工协作的手工业生产，但由于市场盈利潜力不大，不能刺激技术创新，所以不可能自发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学者们大都没有搞清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所以其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争论都是不得要领的。

关键词：内卷化 斯密型增长 地理条件 商品市场 历史反差 不得要领

（以下是正文）
前些时，我从王家范先生的批评文章 “ 《〈大分流〉与中国历史重估》”中了解到，美国学者彭慕兰认为，直到1800年，英国的英格兰与中国的江南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差别不大，只是由于英格兰具有适合开采利用的煤矿以及北美殖民地缓解了人口压力，才使得的英国产生了工业革命，此后东西方才分道扬镳了。
说实话，光从彭慕兰的这一结论我已断言，《大分流》一书并不具有研究价值，如果为了消遣去阅读它，那对我的意志力也将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最近，一位热心的读者给我来信说，他看了关于《大分流》一书的评论，感到彭慕兰关于英国崛起原因的论述，恰好能够证明我“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的历史理论（许平中：《中西历史反差探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8 月出版）。我对这位读者把《大分流》与我的历史思想联系起来颇感吃惊。但仔细想来，彭慕兰所说的英国工业革命的两个关键原因，正好“对应”于我所阐述的“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读者对我的历史理论产生误解，一点也不奇怪。但是这也使我认识到，有必要再向读者强调，在我看来，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条件”）是确定的，都是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研究的关键任务，不是找到“哪些因素”促进或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是阐明这些因素“如何”决定或影响了经济人的选择，从而使他们创造了各自大不相同的社会和历史。
为了说明我与彭慕兰历史研究的方法不同，我不得不浏览了网站上关于《大分流》的介绍和评论，也大致了解了中国学者研究经济史的方法。本文不就学者们提供的具体经济史资料进行评述，只就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经济史爱好者。

一、宏观历史问题的提出：近代中国何以“落伍”？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迫使中国人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史家也开始对自己传统社会进行重新检讨。但是实在说来，经过100多年的探索，学者们并没有搞清中国历史进程何以与西欧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在笔者看来，人们甚至对传统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也没有搞清。19世纪的中国落后于西方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这一落后状况是由于从秦汉以来的社会“长期发展缓慢”，还是中国传统社会“早已停滞”，或是认为名带之前的中国一直居于世界的前列，只是在明清时期才落伍了？

许多人以为“缓慢论”、“停滞论”和“落伍论”之间的差别无关紧要，但实际上，这三种观点认识问题的基础并不相同。如果认为中国社会是“长期发展缓慢”，那就需要从社会结构形成后社会运行的动力方面去寻找原因；如果认为中国社会“早已停滞”，那就需要从传统社会有没有自我发展的潜力上下工夫研究；但如果认为古代中国有辉煌的成就，只是在明清之际才落伍了，那就只需要在明清时代的具有什么特殊因素中探讨落伍的原因。

当许多中国学者尚在思考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位“高明”的西方学者李约瑟，他硬是在故纸堆和其它不知道什么资料中发掘出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得出15 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大大领先于世界的结论。于是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15世纪之后的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陷于后进挨打的命运呢？中国人把这一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之谜”。

许多学者早就对“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神话颇感怀疑。学过平面几何的人都知道，远在古希腊时代，欧几里德就归纳了几何学的公理体系。就这一体系给人的思想启迪来说，那是中国的所谓四大发明所望尘莫及的，不少人隐约感到，四大发明也许一点也不值得中国人自豪和骄傲，因为它们都不过是人们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偶然的发现而已。如果中国从来就不具有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那就无所谓明清时期的“落伍”。近代中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欧，不过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欧大大加快了发展步伐而已。因此，探讨中西历史何以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不应当致力于研究中国，而应当致力于研究西欧。

其实只要把世界其它地区也纳入我们的视野，就很容易发现，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埃及、印度、巴比伦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自发）发展出近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上也都是停滞的。只是由于它们距近代文明发源地的西欧较近，受近代文明“冲击”比中国早，有的国家或地区甚至直接被西方文明所统治，这才使它们似乎显得比中国“进步”。从宏观角度看，传统中国社会不管是缓慢、停滞还是落伍，在世界上并不是什么特殊现象。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并向全世界扩张这一伟大的社会运动，世界其它地区还会普遍停滞于自己的中世纪，中国也还会继续自己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循环。认为任何“社会”或“文明”都具有无限发展的潜力，是没有根据的。

中国学者尤其不愿意相信传统中国社会不具有自发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潜力，所以总想在中国历史中发现能够自发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因素”，于是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制造出来。对于这些“资本主义萌芽”何以没能发展起来，他们则归咎于西方的扩张打乱或“阻碍”了中国的正常发展。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看到远在资本主义扩张到中国之前，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所以近代中国的落后，就不应当归咎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打断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于是一些人力图在中西历史的比较中，找到西欧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中国发展的不利“因素”，用不同因素的作用来解释中西历史的反差。在这些对比研究中，最有价值的也许就是对明清江南经济与同时期的英国经济所做的比较。

先是华裔美国学者黄宗智先生提出了解释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内卷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江南的农户家庭虽然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投入获得了较高总收入，但由于人口压力导致的劳动报酬递减，人均日产量却是下降的。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导致社会虽然有“增长”但是却没有发展，也就是出现“无发展的增长”。他把江南经济运行的这一方式称为“内卷化”或“过密化”。

清华大学的李伯重教授在其《“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2]一文中，对“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近代经济成长的方式有“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两种，前者是指由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后者是指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两种成长方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清江南农村经济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经济成长，那里的经济增长是由分工合作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就是斯密型的经济成长。仅仅因为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就否定江南的经济发展是讲不通的。

美国学者彭慕兰却认为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并不比英国经济落后。他在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一书中，通过对英格兰和中国江南社会经济几种重要因素的比较后认为，1800年前的欧洲经济并非早已具备内在的“决定性优势”，此后当欧洲借助于煤炭以及与新大陆的贸易缓解了土地和能源压力后，它才走上了与中国“分流”的道路。彭慕兰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完全是几种偶然因素的作用”。

下面介绍几位学者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争论。

二、 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和李伯重的批评

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年》一书中，提出了解释明清江南经济状况的“内卷化”理论，用以说明中国社会何以没有自发发展起来。他认为，明清时期，江南人口压力导致资源紧张，人们只能依靠不断增加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的投入来提高产量，生产要素过分投入的结果是劳动密集化、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这样，就全年家庭劳动而言，尽管可能有更多的“就业”和收入，但就平日每天的劳动报酬来说却是减少了，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黄宗智用“内卷化”或“过密化”来表示这种增长。

黄宗智认为，真正的“发展”意味着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如18世纪英国农业以及现代机械化农业所展示的情形。但是，明清时期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则是出现了“内卷化”，成为“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典型代表。那时家庭农场实际上对能够节约劳动的“资本化”与农业规模效益有一种现实的抵制，类似的家庭农场手工业生产也对“原始工业”和现代工业中节约劳动的资本化进行抵制，这就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经济增长。由于“内卷化增长”时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下降的，当然就不可能发展出近代、现代社会。
曾撰写了《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一文，对黄的“内卷化　”理论评价较高。然而几年后，他经过研究和思考，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又撰写了《“　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2]一文，
黄宗智的理论提出后不久，中国学者李伯重先生就撰写了《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一文，对“内卷化”理论评价颇高。然而几年后，李伯重却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在《“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2]一文中，对“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李伯重认为，“内卷化”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缺陷：

其一，“内卷化”理论的理论基础其实依然是“近代经济成长道路是单一”的看法，而近代经济成长的方式至少有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和库兹涅茨型成长(the Kuznetzian Growth)两种形式。前者是指由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后者是指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他认为两种成长方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虽然明清江南农村经济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经济成长，但完全有可能出现斯密型的经济成长。仅仅因为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就否定江南的经济发展是讲不通的。

其二，提出“内卷化”理论所依据的事实非常薄弱，有的甚至有错误。李伯重原先曾经认为“江南水稻生产中劳动投入明显增加，亩产量却没有提高”，黄宗智在论证中就利用了李伯重的这些看法。已经被证明为错误的看法，但李伯重后来自己发现，“江南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在手工业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所以黄宗智提出“内卷化”理论的事实依据并不可靠。

其三，“内卷化”理论赖以建立的另一重要基础是人口压力增大。但是葛剑雄、李中清、王国斌、威廉·拉夫里(William Lavely)等人的研究证明，1700—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与西北欧及英国相差不大[5](P85—86)。何炳棣进行的人口研究证明：在1850—1959年的一百多年中，人口大省江苏的人口仅仅增加了7.5%，而且这还没有包括此时期上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而形成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在内；同一时期，浙江人口下降了23.8%，安徽下降了19.3%，江西则下降了31.4%[6](P289—290)。如此看来，明清江南是不是真正存在所谓的人口压力还是一个远远不能定论的问题。
　　
但是，正当人们为解答近代中国何以落伍的问题颇费周折之时，美国学者彭慕兰却在他的英文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下简称《大分流》)中提出，18世纪的中国江南不但不落后于英国，甚至比英国倒更有点发展优势。让我们来看看彭慕兰的观点。

三、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关于中西比较的观点

在《大分流》一书及其后发表的文章中，彭慕兰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的批评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

1、彭慕兰认为，“内卷化”是大多数社会共有的现象，不能用来说明中国江南落后于英国。彭慕兰提出，人口压力导致工资下降的情况是普遍的。18世纪英格兰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当小，18世纪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时候，实际工资（大概）都是下降的。中国农村居民在一个没有发生急剧技术变革的世界中，也像全世界他们的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劳动力边际报酬下降的事实。如果说中国江南出现了一种内卷行为，那么英国工业大部分行业中的工人也陷入了一种同样程度的内卷化。所以用“内卷化理论”来没有说服力。

2、彭慕兰认为，“内卷化”理论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彭慕兰以黄宗智关于英国圈地运动的看法为例予以说明。黄宗智认为，在向现代经济的变革中，只有在通过人们无产化被强制性剥夺了任何其他选择时才会发生，所以英格兰的圈地运动对英国的近代化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中国不存在“圈地运动”，不具备自由劳动力这一条件，所以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彭慕兰指出，黄宗智一方面把中国江南的人口过剩作为“经济内卷化”的根源，另一方面又把圈地运动造成的剩余人口看作是英国向现代经济变革的动力。事实上，18世纪英格兰中部地区由圈地运动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者，往往加剧了当地的失业而不是构成新生的工业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内卷化”理论，这应当是造成英格兰“劳动力剩余”或“内卷”的经典案例。对人口过剩这一现象所起作用的不同解释，暴露了内卷化理论的内在矛盾。彭慕兰谈到，黄宗智对英国圈地运动作用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很多学者的研究都不相信英国的圈地运动对经济发展起了那么大的促进作用。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开的市场机会和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的新消费品的实用性，在刺激效率增长方面可能更为重要”。

在批评了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之后，《大分流》一书对近代以来中西社会发展进程的反差，做出了自己的解释。这一解释可以归纳为：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使土地的制约解除，二是英国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蒸气为动力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相比较而言，中国不仅没有类似发现新大陆这个“意外之财”，而且中国煤矿也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离核心区江南太远，运输成本昂贵)。彭慕兰把这个东西方分道扬镳的过程称之为“大分流”。这样，按照他的看法，英国之所以能够产生工业革命并且领先于世界，只是一两个偶然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为了对以上学者的观点给予评析，我们有必要先向读者介绍几个基本原理，这就是“技术创新的成本收益原理”、“市场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原理”以及“市场兴起的地理基础原理”。这些原理是笔者根据前辈思想家的理论总结归纳出来的，但对于一般经济史学者来说却是全新的。它们本可以独立论述成文章，读者也可以在笔者的其他文章中找到相关论述，只是因为它们对理解本文论题的重要性，才占用网站的宝贵版面资源，直接纳入本文以供读者批评的。

四、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

1、技术创新的成本收益原理

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那么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认为，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首先应当归结为地理环境的特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生产技术的变革或突破，那么生产技术突破有没有原因呢？它是偶然出现的，还是具有必然性？如果是偶然的，为什么中世纪后期西欧出现了那么多技术突破，而中国在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中，（对生产关系具有革命意义的）生产技术却几乎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突破呢？如果技术突破具有某种必然性，那么这种必然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现代经济学认为，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人在活动前都要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过去往往把生产技术进步看成是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是偶然出现的，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在历史上，偶然性的技术创新也许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不过它们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各地陆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等到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大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一些依靠偶然性无法突破的发明项目时，生产技术就会陷于停滞。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用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原理。

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一座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都陆续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才由英国的哈里森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那么计时钟就还会被他的儿子或是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在出售后因为被人仿制而使发明人所获收益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现代经济学称为“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

不过，虽然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因而能够给予创造活动经常刺激的专利制度被人类发明了出来。此后欧洲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专利制度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专利制度的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远远低于预期成本，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专利制度形成以前，西欧已经出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所以最早的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是由于市场扩张引起的盈利机会对人们刺激和吸引的结果。

2、市场发展与技术创新关系原理

诺思认为，引起西欧经济兴起的最重要的基础是商品市场的扩张。

早在11世纪，随着边疆地区的开垦，西欧就形成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换市场；市场盈利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交易活动，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逐渐加入到市场交易中来，到13 世纪时，西欧逐渐形成了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市场扩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靠近市场地区信息灵通，人们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制造业中心。制造业的专业化刺激了分工。羊毛织品是当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 有限的一些难题上”，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和风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研制成本大大降低，而创新收益则因产品具有广阔的销路而十分可观，刺激人们致力于技术创新的研制，于是西欧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

因此，市场对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是双重的。市场发展既通过刺激生产和劳动分工间接降低了创新成本，又由于可以大量销售产品而直接提高了创新收益。所以，近代以来理论科学和技术创新大都出现在具有发达市场的西欧，决不是偶然的。一句话，市场盈利是刺激技术创新和突破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市场发展造成的纯收益的提高，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简单技术或偶然的发明创造能否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关键问题也在于这些技术和发明能否利用市场获利。诺思还指出，南欧人早已发明了利用水力和风力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在南欧并没有起到重大作用，后来却在欧洲西北部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从而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它们之所以能够在欧洲西北部发生那样的作用，完全是由于那里已经出现了能够使它们获利的市场。按照诺思所说，“由于利用这些技术建造设备需要大量资金，所以只有在大量生产的情况下才是有利可图的”。而要大量生产，当然需要有销售产品的市场。另外，许多中国人知道，我们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在中国所起作用很小，传到欧洲却对新兴阶级战胜旧制度起了重大作用。同样的技术在不同地区具有如此不同的作用，关键就在于不同的市场环境……

3、市场兴起的地理基础

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原因，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则是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由于无法解释技术创新出现的原因，于是历史科学走进了死胡同。不过也应当承认，许多学者也看到了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由于把市场看作是“生产关系”（其中的交换关系）方面的内容，于是市场发展只能由生产力发展给予解释。但在诺思看来，市场发展是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更为基础的层次。市场发展既引起人们“关系”方面的变化，也引起了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只要阐明市场发展的原理，也就解决了困扰历史学家上百年的大问题。

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市场兴起的基础条件是优越的地理条件，促使市场兴起的原动力（外生变量）则是人口的自然增长。

直到中世纪前期，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但是人口具有自然增长的趋势。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劳动报酬递减，迫使人口溢出到尚未开垦的边远地区，这就是开发西北欧的所谓“边疆运动”。在新开垦的地区之间以及新老地区之间，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存在差异，导致粮食、牲畜等自然产品的差异，这就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于是首先产生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易市场。广泛的水路运输使得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于是广阔的地域都参加到市场交易中来。基本产品的交易使得各地都能够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这就使得普通农民也能够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了劳动收益。边远地区农民收益的提高使得他们有力量消费更多的制造品或奢侈品，从而刺激了工业的专业化和劳动过程中精细的分工，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不过，作为“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诺思强调市场发展促使西欧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组织和制度，从而加速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我们需要注重探讨的问题则是，人口的自然增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普遍存在，何以只有在西欧才导致市场的兴起呢？

历史上对人类进步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商品贸易不是许多世纪以前就已经存在的跨大洲、越大洋的丝绸、香料、瓷器、象牙、金银、珠宝等奢侈品的转手交易（在古代运输条件下，只有奢侈品才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而是南欧、西欧和北欧以低地国家尼德兰为中心的粮食、木材、羊毛、鱼类、酒类等农、林、牧、渔基本产品的贸易。因为只有基本产品的贸易才能够使劳动价值最低的农民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有能力购买工业制造品，从而刺激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从市场发展的原理看，基本产品的交易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发展起来。一方面，“基本”产品产地广泛，各地生产成本差别不大，所以没有交换的必要；另一方面，基本产品大都是低值笨重货物，所以很难承受远距离高额的运输费用。从这两方面看，基本产品的交易只能够在那些很特殊的地方发展起来，这些地方要具有小范围内产品差异大、大范围内运输费用低的特点。产品差异大使得各地的比较利益明显，运输费用低使得比较利益能够实现。西欧就正好具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尼德兰（现今的荷兰、比利时）面积只有七万平方公里，但降水多的地方每年达1300毫米，降水少的地方却只有600毫米，这就导致自然产品差异很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由于河流密布，并且大都是四季通航，各地比较利益能够实现，所以这里最早产生了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

四大文明古国都坐落在大江大河流域，这些地方地理条件单一，在人们力所能及的空间范围内，基本产品大致都是相同的，根本不可能刺激商品交换的发展，所以它们的生产技术、社会结构就都一直维持在传统状态。在不利于商品市场发展上，中国的条件比其他文明古国更为典型，因为中国的地理条件与西欧几乎正好相反：在文明本部黄河流域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明显具有产品差异小，且缺乏通航河流的特点。

黄河流域的气温线和降水线都是东西方向，东西方向气候基本相同，这就使得东西方向农作物的品种大致相同，例如夏收作物主要是小麦，而秋粮则主要是菽和粟（近代则是玉米）。如果我们从该地域最西端陕甘交界处一直走到最东端的山东半岛，所到之处，物产几乎都是相同的。在这一近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东西方向上基本产品没有多大差异，各地之间不存在比较利益，不能刺激商品市场的发展。另外，虽说在黄河流域的南北之间，气温和降水的差异使得自然产品存在差异，例如北部旱地产麦粟，南部水田种水稻，但是南北方向没有通航河道，产品交换只能依赖陆路运输。在古代肩挑背扛牲口驮的条件下，陆路运费至少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基本产品根本不能承受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所以根本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东西方向上产品的无差异和缺乏南北走向的河流，是两千多年来制约商品经济不能够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了解了地理条件、市场兴起、劳动分工、技术突破、经济增长的内在原理之后，让我们对学者们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争论给予简要分析。

五、黄宗智、李伯重、彭慕兰观点评析

现在，一般读者熟悉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在经济改革中，国家提出的目标就是要由原来的“粗放性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所谓“粗放性增长”也叫外延式增长，是指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按比例增加从而引起的总产量增加，但劳动生产率却没有增长。“集约型增长”也叫内涵式增长，是指在不增加物质生产要素的情况下，依靠改进技术和管理引起的经济产量的增长。在这种增长方式中，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

不过，这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划分）虽然符合现代经济学的严格要求，但它们对研究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却并没有多大作用，因为在历史上，各种生产要素严格按比例增加投入的情况很少，由改进技术和管理引起的经济产量的增长更是凤毛麟角。历史上的大量情况是，某一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而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不变，这种情况下总产量也会有所增长。可以看到，这样的经济增长（如果可以算得上是增长的话）就既不是“粗放型增长”，也不是“集约型增长”。事实上，这种增长的潜力是很小的。一般地说，某一生产要素的增长起初会引起总产量增长的结果，但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终将导致总产量达到顶峰甚或开始下降，而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则更早地开始下降。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农业的情况就是这样：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某一地区对农业的劳动力投入增加，但是土地投入却不变，于是出现劳动报酬递减，黄宗智把这种总量可能提高但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情况称为“内卷化”。

中国学者往往受马克思理论的束缚，着眼于研究“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为了确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就力图搞清某一社会（或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情况。一般认为，劳动生产率主要由技术发展和进步决定。由于认为技术总是会逐渐发展的，于是历史上的“劳动生产率”就应当是一个逐渐提高或者至少是一个不会降低的过程。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笔者以为，由“生产力”概念演化出来的对“劳动生产率”问题的注重，是使中国学者的经济史研究误入歧途的重要原因。因为严格说来，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即使技术没有任何变化，历史上的“劳动生产率”也是一个有升有降的波动过程，尤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最为明显。如果把“人均日劳动产出量”作为衡量“劳动生产率”的标准，那么即使其他生产要素相同，在人口稀少而土地丰裕的地区，“劳动生产率”就高。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以至达到饱和程度（环境人口容量的最高限度），“劳动生产率”就大大下降了。所以，长期以来学者们重视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在历史研究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有必要指出，人们历来重视“剩余产品”对社会发展进步的作用，认为“剩余产品”是产生商品交换，刺激社会发展的前提。这也是学者们在研究中重视“劳动生产率”的一个原因，因为只有劳动生产率较高，产品才会出现剩余，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但是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因为社会能否发展和进步，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剩余产品以及剩余产品的多少问题，而是这些剩余产品能够起到什么作用。换句话说，考察历史上的社会发展和进步， 不在于确定当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而在于探讨当时的产品能否促进交换的发展（交换的也不一定是“剩余产品”而是“不同产品”）。在古代和近代的中国历史上，由于产品差异小，人们将产品运输到有差异的地区进行交换，比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所以人们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只能维持自给自足状态。这样，在人口稀少土地丰裕的时期，由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要么会被统治者集中起来修建宏大的国家工程（阿房宫、长城、大运河等）或者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汉武帝反击匈奴、隋炀帝征伐高丽、忽必烈进攻日本等），要么就按照马尔萨斯阐明的人口增殖原理（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全部转化为人口，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又使人口达到饱和状态，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到只能勉强糊口的程度（黄宗智所说的糊口农业）。这时如果遇到严重天灾，土地产出根本供养不了饱和人口，就出现大规模的起义和战乱，于是社会就出现新一轮的王朝循环……

黄宗智认为，明清江南经济总量虽然可能有所增长，但人均日产量却是降低的，所以“劳动生产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应当承认，黄先生对江南情况的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从经济学原理说，这一现象正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当然，如果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同时，又有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提高予以抵消，那么就不会出现收益递减甚或出现收益提高。由于事实上那里并没有出现技术进步，无法抵消由劳动力增加引起的报酬递减，于是就出现“内卷化”现象。很明显，“内卷化”不是明清江南经济停滞的原因，而是经济停滞的表现或是结果。

李伯重对黄宗智的批评，尤其是他对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的区分，暴露出他对经济运行的原理的模糊认识。斯密型成长是指由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库兹涅茨型成长是指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李伯重认为，这两种经济成长方式“没有必然的联系”。应当说，在历史上，不少地区产生过劳动分工，但却没有产生出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但从西欧经济兴起的过程看，如前所述，只有在分工（协作）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会刺激人们从事技术创新，从而出现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此后技术突破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增长。换句话说，历史事实是，只有在斯密型成长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库兹涅茨型经济成长（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后的技术引进当然例外）。至于为什么有的地区出现了劳动分工却没有出现技术进步（例如古代雅典），从经济人行为原理分析，则只能是由于那里市场盈利的潜力已经耗尽，用机器代替人工提高生产效率的刺激已经不大，结果很少有人或者没有人再去致力于提高生产技术的研究……从经济学原理看，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并不像李先生所说的那样“没有必然的联系”。黄宗智认为从劳动生产率看明清江南经济没有增长，而李伯重却认为存在斯密型成长，我们不对这一争论作出评判。但在笔者看来，如果明清江南真像李伯重认为的那样已经出现斯密型成长，但却没能演化出技术进步，那也只是因为市场发展状况的限制，使得从事技术创新的风险大而预期收益渺茫。因为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刺激，总会有人致力于发明创造活动并取得成果的。

过去，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技术创新看作是在生产过程中偶然出现的，所以经济理论都把技术创新作为引起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新制度经济学家”发现并阐明，技术创新是“内生”于西欧经济运行的过程之中的，从而为历史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道路。而在西欧经济技术兴起并逐渐向世界各地传播以后，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技术接受地）来说，技术当然就不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但是大量事实已经表明，外生技术在当地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当地的市场状况。西欧的纺织技术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也建立了许多纺织工厂，但是“洋布”一直没有将中国农民的手工纺织挤垮，直到1980年代以“的确良”为标志的新型化纤产品普及后，机器纺织才完全取代农村的手工纺线织布。

也对江南经济没有增长的论断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虽然明清江南农村经济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经济成长，但完全有可能并且确实出现了斯密型的经济成长。他批评黄宗智说，仅仅因为江南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就否定其（可能存在的斯密型）经济发展，是讲不通的。

愚以为，李伯重和黄宗智关于明清江南经济有没有增长的争论，并不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江南地域达几十万平方公里，明清时期的时间跨度有四五百年。由于缺乏这几百年中的完整资料，所以我们只能用局部的甚至个别的材料来得出结论。而用局部或个别材料得出一般性结论肯定是不可靠的。更何况，在如此广阔地域和如此长时期的跨度内，情况必然是千差万别，相互冲突的理论观点都可以在其中找出个别“依据”。不要说李伯重与黄宗智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同，就是李先生自己，前后的认识也有重大差别。李伯重原先认为“江南水稻生产中劳动投入明显增加，亩产量却没有提高”。这一判断的合理推论就应当是劳动报酬递减导致的“内卷化”，所以完全符合黄宗智的理论。但他后来却认为江南出现了“斯密型增长”，“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在手工业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于是对黄宗智提出了批评。由于这里的“实质性的进步”没有经过严格定义，所以我们不好判断它是否符合实际。在我们看来，李先生这种前后不一致的看法，正好说明明清江南的经济史材料既不能证明一个确定的结论，也不能用于推翻与其相反的观点。因为，复杂事物能够为任何相互冲突的见解提供个别事实依据。

李伯重引用人口学的研究结论，对黄宗智关于江南人口压力的论断提出批评，也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当然，由于缺乏可靠资料，黄宗智不可能对明清江南的人口压力给予精确计算（更何况人口压力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的量），而只能得出关于人口一般趋势的结论。如果李伯重不同意黄宗智对“人口压力”的判断，能用具体材料直接予以批评或反驳当然最好，阐明自己不同意这一结论的间接理由也未尝不可。可是，李伯重却举出葛剑雄、李中清、王国斌、威廉·拉夫里(William Lavely)等人的研究结论说，“1700—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与西北欧及英国相差不大”[5](P85—86)；又举出何炳棣的研究结论说，在1850—1959年的一百多年中，人口大省江苏的人口仅仅增加了7.5%（而且这还没有包括此时期上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而形成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在内），而同一时期，浙江人口却下降了23.8%，安徽下降了19.3%，江西则下降了31.4%。李伯重试图用这些研究结论说明，“明清江南所谓的人口压力是不是真正存在还是一个远远不能定论的问题”。

笔者以为，这些材料不但不能反驳黄宗智的看法，相反，却正好证实了黄宗智关于人口压力增大的论断。因为，即使“1700—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确实与同时期的英国相差不大，也并不能否定“江南”人口饱和的状况。判定某一地区人口压力是否“增大”，应当将这一地区不同时期的人口数据进行比较，而不是用不同地区（在同意时期）的人口数据来进行比较。而在1850—1959年的一百多年间，江南各省人口没有增长甚或下降，虽然不能说明人口压力“增大”，但却正好说明在1850年时江南已经存在严重的人口压力，因为正是饱和人口的制约导致马尔萨斯抑制的出现才使人口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如果在1850—1959 年江南人口又有大幅度增长，那才正好说明在1850年时尚不存在什么人口压力。

利用微观经济学原理分析李伯重的论证，可以看到它的缺陷在于未能够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从“微观”角度看，彭慕兰对黄宗智“内卷化”理论的批评，倒有不少正确之处。

首先，彭慕兰看到，在一个没有发生急剧技术变革的世界中，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劳动力边际报酬下降的事实。所以黄宗智用“内卷化”来说明中国江南落后确实没有说服力。

其次，彭慕兰批评黄宗智对英国圈地运动的看法，也是正确的。黄宗智似乎是无条件地接受了马克思的看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依靠暴力掠夺实现；另一个是有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英国是通过圈地运动实现的。黄宗智认为，由于中国不存在圈地运动，没有形成“自由劳动力”这一条件，所以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我们不知道黄宗智的这一说法是否直接来源于马克思的论断。不过经济史研究不能以经典理论家的“说法”为依据，而应以基本经济学原理去分析具体事实。当然，就圈地运动的作用来说，彭慕兰也是借用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来批评黄宗智的，所以也不能认为具有逻辑论证的力量。但是，他的见解无疑比黄宗智要高明，因为他认识到，不是圈地运动造成的“自由劳动力”，而是市场的刺激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按照他的说法，“公开的市场机会和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的新消费品的实用性，在刺激效率增长方面可能更为重要”。而根据我们前面对诺思原理的介绍，也确实是市场盈利刺激了经济效率的增长。

不过，虽然彭慕兰认识到市场在西欧经济兴起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他却不会沿着这一思路进行深入探讨，他了解或者借用的这一正确思想并没有对他的研究起指导作用。相反，他却对经济史资料采取了几乎是随意取舍的态度，完全无视18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欧在经济运行方面已经出现的巨大反差，硬说直到1800年，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内生优势，只是由于美洲新大陆的开发和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英国产生了工业革命并且领先于世界。

就彭慕兰关于1800年中国与西欧差别不大的论断，黄宗智的反驳是颇具说服力的。黄先生看到，早在1800年之前，英国就出现了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他认为，这些革命性变化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促使英国出现了工业革命。与此相比，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

实际上1800年时，原为英国殖民地的美国已经独立24年。美国何以要独立？是因为与英国的经济利益产生分裂。为什么经济利益会出现分裂？是由于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所以在1800年时，不但英国，而且它的衍生子国美国也已经发展到很高程度。又经过200年，美国人彭慕兰用英文在美国出版的著作，却作出了1800年的英国与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的程度大致相同的结论，真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人相信这一论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彭慕兰（因他那不着边际论断）在中国却找到了不少“知音”甚或崇拜者，《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还不惜宝贵的版面登载介绍或评论文章，暴露了中国社会科学还远没有跟上世界社会科学的步伐……

大量间接材料也许更能使人相信1800年的英国已经与中国存在巨大反差。

就在美国独立的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出版了他那名著《国富论》，其中谈到他所参观的扣针厂劳动分工的情况：一个人抽铁丝，另一个人拉直，第三个人截断，第四个人削尖，地五个人磨光顶端以便安装圆头；做圆头要求有三道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是一项专门的业务，把针涂白是另一项；甚至将扣针装进纸盒中也是一门职业。由于这种专业化，每个工人每天生产几千枚针。他得出结论说，如果工人选择分开工作，那他们肯定不能每人每天制造出20枚扣针，或许连一枚也造不出来。从斯密提供的例证可以想见，那时英国工厂中的分工和专业化已经达到何种程度。1776年是大清乾隆41年，中国还完全处于传统社会之中。而1800年，正好是英国的欧文以股东兼经理身份开始领导他的大棉纺厂的一年，该棉纺厂原有500多人，后来发展到2500人。按照欧文的说法，“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所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他自己回答说，“没有这些用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转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1970年12月第1版，P260）。既然1800年左右英国纺织工业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如此高度，我们对彭慕兰的论断又能说点什么呢？用王家范的话说，就是新的“天方夜谭”。

我们还可以举出诺思对西欧经济兴起过程的论证来反驳彭慕兰。诺思指出，近代西欧经济和社会的兴起，是在人口增长这一外生变量的作用下社会内部因素长期演变的结果，首先是适合于大市场发展的低地国家尼德兰（荷兰），逐渐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英国比荷兰的规模大，在与荷兰的竞争中后来居上。“到1700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工业管制的衰败和行会权力的下降使劳动得以流动和经济活动得以创新，稍后又进一步得到了专利法的鼓励。资本的流动受到合股公司、金首饰商、咖啡馆和英格兰银行的鼓励，它们都降低了资本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许最重要的是，国会至上和习惯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的手里，并为司法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框架。英国在不利的开端之后到1700年经历了持久的经济增长。它发展了一套包含在习惯法中的有效的所有权。除排除了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资源配置的障碍外，英国已开始用专利法来保护知识的私有权了。现在舞台已为产业革命布置就绪。”（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P170）

在1700年到1800年这100年中，英国再没有出现过政治革命，也没有出现过光荣革命，它的政治制度已经进一步演进和完善，就适合于经济发展来说，那是当时的中国政治制度所不可企及的。彭慕兰完全无视这些事实，硬说1800年的英国并不比中国先进，这一耸人听闻的结论只能使严肃的学者感到吃惊。由于《大分流》的这一结论，笔者甚至对彭慕兰的动机产生怀疑：他是在进行科学研究，还是在无原则地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呢？

六、结论

笔者以为，1800年之后的中国江南和英国的英格兰地区，并不具有比较价值。要说中国和西欧发展进程的分道扬镳，根本不是在1800年，甚至也不是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1500年前后，而是在公元9世纪封建社会确立之时。当然，更深刻的研究认为，西欧和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显著不同。自从人们生存在这两个自然条件显著不同的地域时起，就开始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实际上中国在秦汉以后并未前进，社会并不总是前进的，所以更确切些说应当是“运行”）。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类活动的主观动机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不同地区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不是因为其居民整体智力的不同，也不是因为某一地区偶然出现了伟大人物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而其它地区出现了反动人物阻碍了历史的进步，而是因为人们在不同地区遇到了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从宏观上看，黄宗智对明清江南和同时期英国状况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他正确地认识到，远在工业革命前，英国已经形成和出现了“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趋势”，并有“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认为它们都是发生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而“18世纪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的任何一个条件”，所以中国不可能快速发展起来。因此，作为历史学家，黄宗智无疑是优秀的。

但作为历史理论家，黄宗智也许连二流也算不上。他的“内卷化”理论，作为探讨近代中国何以落伍的分析工具，并没有多大作用。好在黄先生自知“内卷化”并不能作为“关于发展/非发展的一般性‘理论’”（黄宗智：《续论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 --对彭慕兰的反驳的回答》)。而作为对江南经济史的一种“看法”，“内卷化”这一概念对我们认识明清江南的具体情况，应当说还是有帮助的。

李伯重通过他的《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 》证明，他为研究明清江南经济史付出了惊人的努力，也取得了许多人难以获得的成就。不过就论证的总体看，虽然他通过对英国模式和中国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正确地认识到，“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但从他所使用的分析工具看，他还未能够把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结果他的论证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缺陷。

史建云在《〈大分流〉带来的启示》一文中，将该书给中国学者的启示归纳了六点，他认为该书“最有价值的是对东西方的各种比较，在一系列因素的比较过程中，作者对中国历史上很多经济和政治现象提出了与学术界传统观念不同的看法，极具启发性 。”但在笔者看来，学者们在经济史研究上误入歧途，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这种“因素比较法”。如果不了解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而只致力于“一系列因素的比较”，则很难具有什么启发性。该书在中国学者中引起反响，也并不能表明该书具有深刻的思想或是独到的见解，而只是暴露了中国学者的无知和浅薄而已。叫我说，光是作者那耸人听闻的结论，就足以使严肃的学者毫不犹豫地将它投入废纸堆中，反正让我看我是不看的。正因为如此，我对那些难以接受《大分流》的观点但能够耐着性子研读它的学者们怀着深深的敬意，而我实在不具备这种非凡的意志力。

最后，也许有必要就“西方中心论”谈一点意见。据说当前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而黄宗智、彭慕兰都对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作出了可贵的努力，所以得到了学界的称赏。说实话，笔者至今不知道“西方中心论”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只知道了解中国或者推崇中国的学者中存在着一种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感情绪，有人甚至认为，斯密、马克思、韦伯、诺思等人论证问题的基础都是“西方中心论”，或者至少都有“西方中心论”倾向。如果这些人类思想大师的著作都包含“西方中心论”倾向，我们又能作何感想呢？叫我说，我们首先应当对“西方中心论”给予明确的界定，把“是什么”的问题弄清楚。具体来说，应当先搞清近代以来世界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中心；如果存在一个中心，那么从欧美发端并向全世界逐渐扩展的近代化（现代化）过程，是否表明近代以来的世界就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如果欧美确实是近代以来世界的中心，那么以欧美社会为基础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理论，能不能称为“西方中心论”，我们还能不能创立根本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根本就不可能再创立一套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那么提出“西方中心论”有什么作用，“西方中心论”本身有哪些危害，是不是需要批判，在批判基础上再创立一套对应的“东方（中国）中心论”？

在经济学看来，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原理到处都是相同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都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伟大成果，不能把它人为地分割为“西方”和“东方”。正是人为制造的“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在社会科学中引起了混乱，使学者的精力耗费在无为的争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