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所谓中国问题，就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什么问题才是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解决中国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找出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个关键因素。这里笔者认为：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因素是总体性的，但核心因素是缺乏创新的制度保障。

关键词： 中国问题 创新

所谓中国问题，就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什么问题才是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解决中国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找出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个关键因素。
有人说：“穷”是中国问题的关键。但从历史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走的都是由“穷”而“富”的路子，只不过快慢不同而已。从短期来看，或者从某一个时间段来看，穷可能会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制约长期发展的因素，肯定在“穷”之外，还有着更为核心的因素。
有人说，“愚”是中国问题的实质。但从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的杰出表现，以及中国人在国外屡次获诺贝尔奖等各种国际大奖的事实看，说中国人“愚”实属无稽之谈。中国人在美国科技界的突出表现就是对这一事实的一个杰出例证。有人说，中国人与犹太人是世界是最聪明的两个民族。可见中国人并不“愚”，自然那种认为“愚”是中国问题实质的命题也就不能成立。这里深层次的问题是，既然中国人与世界各国人都一样，大家都是“上帝”，聪明的“选民”，为什么有些“选民”先富了起来，而有些“选民”又迟迟脱不了贫呢？所以，结论是，制约长期发展的实质因素并不能用聪明与否作为主要解释因素，肯定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还有人说，人多地少是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瓶颈因素，这也是一个假命题。如同是亚洲国家且与中国相邻的日本，其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十分突出，而且其它资源与中国相比，也是十分的贫乏。但所有这一切，都并没有阻止日本成为世界强国。只能说人多地少，资源贫乏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但从长期来看，并不是影响发展的决定因素。
还有人说，长期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没有产生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这里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先进的科学技术？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曾一度是领先于世界水平的，但为什么后来又变为落后？所以科学技术落后本身并不能成为主要原因。这里有的同志解释是封建的科举制度制约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解释也有一定道理。但问题是，为什么科举制能得以延续很长时间？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对社会发展的不良制度，只所以能长期存在，肯定存在着支撑因素，这个支撑因素应当是比不良制度本身更为深刻的因素。
也有的同志说，工业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关键。此命题笼统地说是没有错的。这里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使中国的工业快速发展起来，因为历史上中国并没有产生强大的工业。所以，从深层次看，制约中国发展的因素，有着比工业更为严重的背景。
还有的同志说，中国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核心是土地问题。但从我国发展的现实看，解放后，农民土地问题虽然得到了解决，但农民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目前许多方面的情况表明，解决农民问题实质是一个总体发展的问题。而发展，就得解决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个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才是中国问题的实质所在。
总之，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始终是古今中外学者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许多研究成果显示了很高的学术价值。这里笔者认为：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因素是总体性的，但核心因素是缺乏创新的制度保障。
什么是创新？创新既是思想的创造，也是思想的创造成果。创新主要有三种类型：思想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思想创新是最广义的一种创新；科学创新是思想创新在科学上的扩展；而技术创新属于实务型创新，其深层的背景是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对于三种类型的创新而言，思想创新是基础性的，科学创新是方法论的，而技术创新则是工艺性的。三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和范畴。
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度来看，思想创新是灵魂，科学创新是主导，而技术创新则是工具。如果一个社会有思想创新，则肯定会有能力促进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反之，若一个社会没有思想创新，则科学创新就会“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时，技术创新可能会局部存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只能是局部的，而不能从根本和长期的方面影响社会的发展。从社会发展的长期和整体方面来看，思想创新是创新的根本，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思想创新，则这个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失去灵魂的发展，其发展会往往呈现出停滞性、盲目性、破坏性、循环性、腐败性等特征。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关键。近代“世界科技中心”首先出现在意大利，接下来转移到英国、法国、德国，大约在19世纪末的时候，转移到美国，美国一直保持到现在。把历史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这些国家都是思想解放在前，科技解放在后。意大利只所以能够成为科技活动中心，是和文艺复兴运动分不开的。文艺复兴批判旧事物，唤醒民众，促使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促使自由观念深入人心。所以，思想创新是最根本的创新。
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的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
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创新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稀缺要素。从秦始皇的“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我们可以看出，几千年的中国发展历史，其实是一部对创新肆意摧残和压抑的历史。虽然有局部的技术创新存在，但由于缺乏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所以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只能起到局部的作用，或者只能用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如火药用来造爆竹，指南针用来看风水，印刷术用来印封建教义，造出的纸用来为祖先烧纸钱等等。所以，思想创新以及科学创新的缺乏，是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原因。
创新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已被历史和现实所证实，问题是在中国，创新只所以成为稀缺要素，并不是中国没有创新的源泉，而主要是中国缺乏对创新的制度保障。

为什么在中国会缺乏创新的制度保障？原因是总体性的。
首先，封建等级官僚制度本质上是阻碍创新的。这种等级制分配财富的基本原则是：级别和权力。级别越高，权力也就越大，相应分配到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反之，则反之。这种以级别分配财富的渠道有两条：一条是正式渠道，即按明文规定的分配原则，进行社会财富的分配，级别越高，享受的待遇也就越高；另一条是非正式渠道，主要是利用手中权力寻租，变相地占有财富。这种等级制最终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结构：一级是少数人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级都是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在生存线上。其结果是：对于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少数人，虽然有创新的实力，但他们却没有创新的动力，同时这些少数人更害怕别人创新；对于大多数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虽然有创新的需求，但没有创新的能力。另外，由于少数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人在游戏规则的制定中占有优势地位，由于他们本身害怕创新，所以体现在社会制度层面，缺乏对创新的保障制度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其次，家庭本位式的伦理体系也不利于创新制度的建设。这种以血缘为中心的伦理原则直接决定了中国社会另一种财富分配的主要法则：以血缘为中心，接亲疏远近分配财富。当然，这种以血缘为中心的财富分配方式在世界各国都有不同程序的表现，但在中国表现的更为严重。其结果是：由于血缘的作用，创新并不能保证财富的增加。处在血缘中心的人，可能有创新能力，但创新动力很弱，而处于血缘外围的人，可能对创新即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
再次，由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从而创新的收益就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也直接减弱了创新的动力。
第四，由于统治者不喜欢创新，所以，科举制也就有了长期存在的现由。当然，问题不是出在科举制本身的形式上，而主要是考试内容的误导，总之，任何一项对社会发展的不好制度，只所以能长期存在，主要原因可能与强势利益集团的需要和支撑有关。科举制的存在，客观上加重了对创新精神的抑制。
第五，中国创新的缺乏，主要是思想创新的缺乏，同时导致科学的创新更为贫乏。技术创新相对科学创新而言，成果更多一些。但由于制度的缺陷，一方面，统治者严禁科学创新；另一方面，统治者对技术创新的利用也是有限的。另外，由于失去了科学精神的统领，技术创新的路径往往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并不能体现为社会最优服务的原则。
第六，政治上的人治传统混合经济上落后的小农经济结构再加上儒家文化的作用，整体上使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机会主义、平均主义、权威主义和血缘主义的四大氛围。这四大主义又使中国的法治化、民主化难上加难。而法治化与民主化的迟缓，又客观上严重制约了创新制度的建设。机会主义提高了中国的立法成本和执法成本，从而使法治本身变的中国比西方更为昂贵；机会主义也使民主化容易陷入困境，最终使民主化本身仅仅成为形式。平均主义一方面直接不利于带来效率的创新；另一方面，平均主义不利于财产权利的有效保护，从而使法治的实现难上加难。同样，权威主义和血缘主义，都是民主化与法治的大敌。民主化与法治化本质上都是反权威和反血缘的。民主化与法治化坚持的都是平等原则，而权威主义与血缘主义坚持的是非平等原则。
第七，小农经济结构是制约中国科学和思想创新的经济因素。一是小农经济不能为创新提供足够的资金积累；二是就是有创新，由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特性，也使创新的扩散受到了极大限制；三是小农经济更偏好经验创新和技术层面的创新，而不利于影响宏观层面的科学和思想创新；四是由于缺乏交流，也使创新不能得到充足的知识供应；五是由于产业的特性，小农经济将更偏好于农业及相关产业方面的创新，而不利于其他产业的发展创新。
第八，有人认为，中国缺乏创新，主要原因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其实这是一个不准确的判断。思维方式与创新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思维方式是创新的内容之一，思维方式不是根本，创新才是根本，创新决定思维方式的变革，而思维方式并不决定创新。当然，思维方式会影响创新的方向和速度，但并不是决定因素。思维方式本身是总体性原因的一个结果。解决思维方式的关键，仍是创新。正是由于中国缺乏创新的内在机理，所以思维方式的禁锢和片面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激活创新，尤其是要大力提倡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1、要提倡更加自由的创新环境，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是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性，这是必然的逻辑。2、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3、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关键。解决创新问题，政府应突破利益集团的约束，应力促从社会整体角度出发考虑问题。4、要认识到在中国，要构建保障创新的机制是要付出成本的。但这种成本只是一种短期成本和局部成本，而整个中国将赢得长期收益和整体收益。5、打破中国的等级性财富分配原则，实现真正按贡献分配的原则。6、积极推进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7、构建中国发展的新型文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