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清之际，丹江水运是联系陕西与中西部贸易的主要运输通道，它的兴盛是明清陕西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本文通过对丹江水运贸易的分析，考察明清时期丹江流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市镇化进程，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对于了解明清之际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对促进今日西部大开发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历史借鉴作用。

关键词 明清 丹江水运 商品经济 市镇


一、丹江水运的兴起及其经济意义

丹江，亦名两河、州河、寨河，发源于秦岭南麓，流经陕西省商县、丹凤县、商南县、河南省的浙川县，于湖北省均县人汉江，全长443公里。在周、秦、汉、唐时期就是京都长安连接和控制东南各省的重要航线。《史记》载：“秦大破楚师于丹析，斩首八万”。①晋书《桓温传》载：“(温)发江陵水军，自襄阳人均口……以纪关中。”②它不仅在军事上举足轻重，而且在经济开发、文化交流方面也有重要意义。唐中宗时重视利用丹江水运，曾起役徒数万，疏通河道，押运货物。《唐书·食货志》记载：唐肃宗末年，史朝义兵阻断河道，刘晏兼任转运使，“江淮粟帛繇襄汉，越商於以输京师。”可见，唐代时丹江水运就担任着漕运粮帛以济京师的重要任务。但入宋后建都开封，元朝建都北京市，丹江水运失去了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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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陕西通志·航运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东西部贸易联系加强，丹江水运的重要性又重新显现出来。明朝中后期，关陇商人利用丹江航运便捷的特点，向襄阳、汉口运输物资。《徐霞客游记》卷一下《游太华山记》记载，商川道上，“马骡商货，不让潼关道中。溪下板船可胜五石舟，丹水自商州西至此(龙驹寨)，经武关之南，历湖村至小江口(今湖北丹江口市)人汉(江)者也。遂觅舟……过武关……出蜀西楼(又名梳洗楼)……三十里过湖村、东南去均州、上太和、盖一百三十里云”。此时，东南地区的货物大部分都由丹江干线水运陕西，“东南各省人陕、甘货物，概自汉口装载帆船运至老河口，换载小鳅子船入小江口(今丹江口市)；至荆子关换载寨河用蒿小船运至龙驹寨卸货，再用骡马驮运至西安。其由本港出口各货，概运驴骡驮运而来，自西安来者经蓝田七盘坡，蓝桥至牧护关人本县(商县)境，逾：秦岭黑龙口站，由渭南来者，经渭南塬许家庙人流峪，逾秦岭人县境至黑龙口站。由黑龙口八十里至县城关站；县城东六十五至夜村站；又六十里至龙驹寨，本县及洛南各山货，则由人力肩挑至龙驹寨打包装船，运往老河口递运汉口。”①
清代由于实施放垦秦巴的政策，大量湖广移民商州地区。康熙十八年(1679年)平定吴三桂判乱后，荆襄、陕南一带的局势逐步稳定下来，外地流民进入鄂西北和陕南一带，然后溯汉水和陡河、丹江等支流河谷西上，并向邻近的低山兵陵扩展。商丹盆地及邻近的低山近陵紧邻鄂、豫，是陕西南东端的重要门户，移民进入的数量相对来说比较多。乾隆十年至二十年间(1745—1755年)，商州已有相当多的移民再次“包工开荒”。②商南县，“乾隆二十年后，江南安庆数县人襁负迁上，爰得我所，闻风兴起，接踵者日益众，此商南有小太湖之名也。”③洛南县，“安徽、两户数县屡被灾锓，小民络绎前来”，“渐次开垦，安然乐业”。④《丹凤县志·人口志》记载，本县马家坪乡蒿逢沟阮家祖先阮久润兄弟三人，乾隆十四年(1749年)由湖北武昌府兴国州阳新县讨饭而来。⑤商州在明万历间，军民杂户共三万余，明止存7015户，康熙初只有3512户，乾隆七年(1742年)有9592户、61175户。⑥移民的入迁为陕南的开发准备了劳动力条件和市场需求拉动，山区的土特产品得到开发利用，并成为外运的主要商品，促进了丹江水运事业的发展。清顺治三年(1646年)，陕西巡抚雷兴有报商税之议⑦。这说明清代丹江水运贸易非常繁荣，清代的几次漕运都是利用丹江干线进行的。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关中西安风翔二府遭饥荒，将襄阳全存米20万石由汉江转丹江运至商州，再际转西安减价出粜出济民。⑧此次遭运灾粮，自襄阳府城溯江而上，经各城，光化至均州的小江口(今丹江口市)，入小江口经河南内乡县西南境至淅川县城，由此人陕西省商南县境的徐家店，经竹林关，至龙驹寨，再由龙驹寨运往西安城。康熙五十九年，陕西关中一带又发生饥荒，漕运总督施世伦，奉命到陕西赈恤，题请将湖广、荆州等处仓储米10万石，由襄阳经丹江水运至商州龙驹寨，再陆转西安。雍正九年(1731年)二月十六日，皇帝曾指示运湖广米至商州仓储，以备不时之需。乾隆年间，陕西省铸造局亦利用丹江水道，在汉口采购铸钱原料铅块，经襄阳府水运至龙驹寨，再转运各铸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绪皇帝逃至西安避难，荆襄一带的税赋米包由小江口(今丹江口市)人丹江运至龙驹寨。自龙驹寨起陆转西安府，供皇帝和军政官员之用。历史上清代大规模的官物商运大多是沿丹江上运，再陆运至西安。除了政府行为之外，民间的商贸活动也是很繁荣的。商南“每年出产木耳万斤，运至襄汉，作郧耳出售，价倍川耳。”⑨丹江沿线各地的土特产品经由龙驹寨运销湖北、湖南等省，各种日用品经老河口市运至龙驹寨，再陆运至西安，由西安运往陕西各地，甚至到青海、甘肃等省。各地客商在雄厚利润的刺激下纷纷沿丹江干线进行长途贩运贸易，使得丹江水运在明清之际达到了最繁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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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陕西通志·航运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5页。
②乾隆《续商州志》，卷三。
③民国《商南县志》，卷二。
④嘉庆《山阳县志》，卷十二。
⑤《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3页。
⑥乾隆《直隶商州志》卷六，《周赋》。
⑦⑧《续修商县志稿》交通合作，卷八。
⑨乾隆《商南县志》。

二、丹江水运在沟通中西部贸易联系中的地位

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丹江成为联系陕西、河南、湖北的重要交通干线，丹江水运廉价的运输价位及由此带来的丰厚利润吸引了大量的商人经丹水赴东南各省贸易，是丹江水运的贸易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沟通中西部贸易联系的主渠道。
丹江水运特殊的区位决定了丹江大宗贸易主要以长途贩运的方式进行，其中水运由于量大价廉，成为中西部贸易的主体形式，在维系双边贸易的整体性、连续性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货物自湖北沿江而上，至龙驹寨由于水量不足，起用陆运，再运往各处。“上货以布疋为大宗，茶叶次之，杂货又次之，由汉口、老河口、荆紫关运至寨镇卸载，由过载行雇驮骡转运西安、三原、渭南、潼关等处陆路；下货西路以兰州烟为大宗，至寨镇由过载行装船运往汉口、上海，北路以潞盐为大宗，至寨镇转售盐商，航运荆紫关、淅川一带销售。”⑩货物沿丹江水运向上至西安，再经由西安运往西北各地，向下运往河南、湖北汉口，甚至上海等地。可见丹江水运在联系中西部经济贸易中起着重要的枢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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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续修商县志稿》交通合作一商业，卷八。

明清之际，丹江水运不仅是联系中西贸易的主渠道，而且由于丹江水运的兴盛，丹江沿岸的经济得到了有力的开发。西安、三原等地的土特产陆运至龙驹寨，经龙驹寨港水运至老河口，再运销湖北、上海等处，东南各省的日用品通过此路再运到陕西境内。繁荣的丹江水运贸易加速了陕西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以龙驹寨为中心，上接西安、三原、商州，下接淅川、老河口、汉口，联系各州、县市场的中西部经济交流网络结构。
龙驹寨是丹江水运最重要的转口码头，无论上运货物，还是下运土产，都要经龙驹寨，然后才转运各地。所以，龙驹寨被称为“水旱码头”，“商贾水陆转运各货，均在此换载”，成为外省货物人陕的咽喉要道。“巨室千家，鸡鸣多未寐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是以百艇联檣，千蹄接踵，熙熙攘攘，”①。为了方便贸易，龙驹寨建有船帮会馆，先后建有青器帮、盐帮、西马帮、北马帮、船帮、楚黄帮、临晋帮、坐地帮等十大会馆，既是往来客商居住堆积货物之地，也是当时贸易繁盛的产物。明清之际，龙驹寨还建有很多过载行，如泰来行、德胜新行、同代行、盛栈行等，各类行、栈、店铺、满布五里长街。清乾隆年间，每月由襄阳到龙驹寨的船只约200艘。长街上有二十九家骡马店供旱路运輸。《续修商县志稿》描绘了龙驹寨当时繁荣的景象，“其时有过载行五家，驮骡店二十余家，兑换银钱铺十余家，商号有黄帮、关帮、西帮、河南帮、本地帮等，名目河岸帆檣林立，脚子班往来如织，西北两路驮骡每日络绎不绝，街衢熙攘，极形肩磨。”从东南各省运往陕西的货物有布疋、茶叶、杂货、火柴、青磁，陕西外运产品主要是桃肉、药材、牛皮、木耳、桐漆等。清代末叶龙驹寨码头的吞吐量为：“由龙驹寨水运至襄樊、武汉者，核桃，每岁约十余万斤；漆油，岁约二万余斤，木耳，岁约四五万斤，五倍子，岁约四五万斤，苍术，岁约数十万斤；由汉口水运至龙驹寨者，布匹，岁约两千余户，火柴，岁约千余箱，红白糖，岁约万余斤，烟草，岁约万余斤，苏木，岁约五百余斤。”②除此之外，每年由山西、潼关陆运至龙驹寨
的棉花10余万斤，盐40余所，黄表1万余箱，也转运至丹江、汉江沿流各地销售。③龙驹寨“商贾辐辏，舟骑络绎”，成为连接中西部贸易的水陆要冲和人陕喉吭。

丹江水运另一重要贸易中转码头是竹林关港。“自竹林关下船，经淅川，各城至小江口(今丹江口市)人汉，为下襄阳之水路。”④竹林关素有“小江南”、“鱼米之乡”之誉，以码头经济为主要的经营方式，是龙驹寨港口和荆紫关港乃至老河口港，汉口港的中继站。西北地区的皮毛、食盐、烟草、桐油、生漆、木耳、核桃、药材等批量货物，均由竹林关东下；汉口、老河口运来的绸缎、布匹、青瓷、茶叶、红白糖、煤油、火柴及日用杂货，经由竹林关港驮运分销于西北各地。清末，竹林关港的船户有30余家，共60多只船，每天停泊的船只，最盛时达百艘以上。竹林关城内店铺林立，修船铺、骡马店更是满街尽有，而且竹林关还定期举行庙会，届时不仅商县、商南、山阳、洛南等邻县客商前来赶会，而且河南、湖北、四川、山西等客商亦不远千里而来，成为地区和省际间的商品及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同时，竹林关对联系陕西与东南各省的经济往来起了重要作用，“往昔平汉，陇海两铁道示通以前，凡自汉口运往西北各省之货物，以及西北各省输出之货物，咸以此为路为依归，(龙驹寨)诚水陆转运之中心；由汉口装小轮船汉江至老河口湖北光化县境换驳船，溯丹江而上，至龙驹寨乃舍舟而陆，改换骡马载运，北抵潼关，西至西安，更西北而渭南。而三原，而甘肃，而新疆莫不以此为捷径。”⑤明清时期丹江水运对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开发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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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陕西省志·航运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5、178、266页。
④《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4页“民谣”。
⑤《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3页“民谣”。

三、丹江水运与沿岸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市镇化进程

明清时期，丹江水运沟通了中西部的贸易联系，商贾南来北往，商品交换极其繁荣。商州民谣所云“丹江河行木船下通武汉，脚子班运货物前呼后喊，油盐行过载行堆积如山，大街市商店内百货绸缎，骡马帮会两路日夜不断，通西安达甘肃北出潼关……”。①丹江水运成为当时南北贸易快捷价廉的“黄金通道”。它的繁盛带动了丹江流域沿江各州县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陕西市场化进程。
商州龙驹寨是典型的转运贸易集镇，也是陕南东端的区域中心，“滨丹江北岸，控西安汉口间交通要道……在光绪年时，每天有千匹骡马出入。”②甘肃、宁夏、青海所产红菸、白条烟、枸杞、红花、白葡萄、皮货，山西之盐铁，东南之布匹、颜料、红糖等无不由此出入境。湖北的光化(今老河口市)因丹江水运的兴盛而商贾云集，成为“水路辐辏……西北舟车之门户”③的新兴城镇，光化“明末原为汉水滨之一沙洲，初时仅为一民船停泊码头，其后人烟日渐稠密，遂成为一镇，是曰新镇”，④“镇长十里，为邑一大都会，五方杂处，百货交集”，⑤“商旅云集，附郭居民不下数万户”。⑥最初云集该地的客商多陕西帮、山西帮，而“经营棉业者以陕黄二帮为多，”⑦在该地经营棉布过载的陕西布商不少，他们在老河口临江门筑有“陕西会馆”，成为陕商荟萃之地。
商州是丹江流域重要的市镇之一，明清时期，从龙驹寨出入境货物必经过商州，而商州的经济是以龙驹寨为中心的，“商州全盛之时穷谷深山，皆闻鸡犬，老岩绝壁，亦长菽麦，高高下下，人尽务农……亦有丝吞蜡虫，椒桃漆药，诸蓄百产⑧”。丹江水运带动了商州集市贸易的发展，明朝时商州经济集市有：州城集市在上街和下街；州西集市有麻街集、秦岭铺集、牧护关集；州北集市有盆口铺集、泉村集、大荆集；州东集市有白杨店集、棣花集、老君殿集、东西驹寨集、桃花铺集等，农民通过集市贸易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并出售自己制造的商品。洛南县的人民也利用丹江水运贸易的有利条件，加强与外地的经济联系，“近则洛民渐知趋利，间(闲)时采掇在家，有隙则担运出境，在荆紫关、老河口一带售卖(买)，获利较前尚多”。⑨

商南县也是丹江流域的重要市镇，明清时期大小集市8处，农村集市贸易传统以“赶场”形式“日中而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商南县的群众
还利用“赶会”进行牧畜、农具、生活用品的物资交流，以适应四季农事，日常生活的需求，赶集商贩在集市上收购和贩卖商品，手工业也在集市上同农民进行商品交换。“每逢集日，饮食小吃，应时水时，粮食蔬菜，货郎小担，农畜家禽，分行而处，商民各取所需，自由交易，早聚早散。”⑩商南县自有赶庙会的风格习惯，庙会(赛会)“每籍祀神开设，而其实在行销土货”，且“招集众而市肆骈阗，贸易蕃而金钱萃集”⑾，如每年四月八日是城隍庙会，五月十三日是关帝庙会，县城内分五区，即中区、东区、西区、南一区、南二区，⑿各区店铺林立，商业繁荣。集市贸易的兴盛促进了这一地区市镇化的进程，成为农民与手工业者交换商品互通有无的主要方式。频繁的丹江水运贸易为商南县养育了一串串珍珠状的集市格局，如梳洗楼、湘河街、庙沟街、耀岭河街、晋峪河街、徐家让街等众多的商业物资集散地。
明清时期，丹江水运作为联系中西部贸易的“黄金通道，使陕西各地的商业不同程度地繁荣起来，大批市镇在贸易沿线出现，这些市镇与原有的县、府、省行政中心构成了不同的城镇中心地等级。城镇中心地与乡村墟集共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双边贸易货物购销网络。各县镇成为沟通城乡市场的重要商品集散地，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在这里向上进入西安、三原等城市，供农户和县镇居民消费的物品则由此向各村落、集市、墟市扩散，有力促进了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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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44页“民谣”。
②《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3页。
③光绪《光化县志》卷七，《艺文》。
④⑦梁庆褚：《鄂棉产销研究》，第219—220页。
⑤⑥《光化县志》卷七，《图说》第13页。
⑧康熙《续修商志》卷四，《食货》。
⑨光绪《洛南县乡土志》，《商务》。
⑩《陕西省志·商业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⑾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九十八，《风俗》。
⑿《商南县志》卷二，风俗，卷三月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