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近代城市和交通的兴起，农村经济的变化，江南农村市镇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机遇，走上了曲折转型的道路。一方面，由传统的乡村经济中心向近代工商业城镇发展；另一方面，在社会领域上也出现部分近代特征。同时，不同类型的市镇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江南市镇并未超越传统形态，而是处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呈现出经济上的“半截子”近代化和社会上的“二元结构”特征。

【正 文】

在历史上，“江南”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其地域范围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特征，本文所说的“江南”，以长江三角洲为主，兼及部分浙东地区。就农村市镇而言，其在江南地区的广泛兴起始于宋代，明清时期达到全面兴盛。但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重大变革和外来因素的楔入，江南市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艰难地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本文试对此作一番总体考察与分析。

一、传统市镇的困境与机遇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江南地区首当其冲。特别是封建统治的全面崩溃，近代城市和交通的兴起，农村经济的变化，既对该地区的传统市镇形成多方面的冲击，也为其向近代形态的转型提供了各种机遇。
自宋代以来，市镇作为农村经济中心一直被排除在正常的行政序列之外，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进入晚清，传统乡里制和保甲制的松弛，使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日显困难。在此情况下，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封建统治的瓦解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江南各地普遍建立起以市镇为中心的农村行政体系。这固然有利于农村市镇摆脱封建束缚，向近代城镇发展，但由于行政力量对市镇经济和社会活动控制的加强，使市镇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原先相对于府县城市所具有的较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与优势，工商税收监管的强化即是其中的一个表现。《民国濮院志》在谈到该镇主要产业丝绸业兴衰的原因时说：“绸业兴衰与捐税轻重亦有关。濮绸本远不如湖绉，故向来捐税轻。清光绪间，由绸业认捐，设立公所，认额主万匹，岁缴捐钱四千五百文。光复后撤消。民国初，每匹正捐连地方附税共九分，盖犹据包头绉纱也。不及一年，改照湖绉捐率，每斤捐洋为二角六分，外加附税”，不少机户和经营者由此破产。（注：《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与此同时，随着市镇的行政中心化，作为政治制衡力量的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也越来越呈现政治化倾向，从而削弱了其社会调节能力。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空前兴盛，是与传统府县城市发展的相对停滞相对应的。但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以上海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城市相继兴起，改变了这种发展格局，引发了市镇地位和功能的变化。由于传统手工业生产的小规模、低效率和抗风险能力弱的固有局限，在近代城市机器工业生产面前显露无遗；简单化的商品流通和市场机制，又根本无力与以活跃的金融业与资本流通、迅捷的信息交流、多方位的服务体系、大规模的近代交通运输业为基础的近代城市贸易体系展开竞争，导致部分市镇由原来相对独立的农村经济中心转变为近代城市工商业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基层集散地。如湖州丝业巨镇南浔，所产生丝和丝织品原本多直接销往全国各地，从19世纪后期起，逐渐成为上海市场的生丝供应地，“道光以后，湖丝出洋，其始运至广东，其继运至上海销售。南浔七里所产之丝尤著名，出产既富，经商上海者乃日众。”（注：《民国南浔志》卷33《风俗》。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青浦县的朱家角镇因邻近上海，成为周边地区沟通上海市场的中转点，“商贾贸易甲于他镇”。（注：《光绪青浦县志》卷2《镇市》。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下同。）清末民初松江、太仓等地市镇数量的大幅度增加，正得益于这种环境。当然，也有部分市镇因此走向衰落。如嘉兴府丝业巨镇王江泾，到20世纪初，虽周边四乡农家仍以从事丝织业为主，个体机户有千余家，年产丝绸14万余匹，但产品大多销往邻近与上海市场保持密切联系的盛泽镇，本镇的工商业街区全面衰落。（注：《中国经济志》浙江省嘉兴平湖分册，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编纂，杭州正则书局，1935年，第57页。）
市镇的发展与交通状况密切相关。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以轮船、铁路、公路为标志的近代水陆交通的相继兴起，对江南市镇的对外联系和商品运输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以浙北杭嘉湖地区为例，到20世纪30年代初，较具规模的市镇普遍形成了连接上海、杭州、嘉兴、湖州、苏州等大中城市周边小城镇的内河轮运网络。各镇始发和途经的航线和每天航班，乌镇有14条，27个班次；菱湖镇有14条，22个班次；南浔镇有20条，33个班次；濮院镇有4条，6个班次；双林镇有12条，15个班次；塘栖镇有6条，10个班次；新市镇有6条，7个班次；长安镇有6条，6个班次；硖石镇和泗安各有4条，4个班次；王江泾镇有4条，7个班次。（注：参见童隆福主编《浙江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第347-352页。）部分市镇还形成了水陆结合的近代运输体系。如南浔镇轮运航班有不少是与嘉兴、苏州火车班次衔接的；长安镇往来于上海、杭州等地的轮船航班，也“均可衔接沪杭路行车时间”。（注：《崇德县经济建设概要》，民国崇德县政府编印，1948年，第27页。）相对于传统人力船运和陆运，近代交通具有快速、便捷的特点，从而加强了市镇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跨地区中远距离运输和市镇与沿海港口城市的人员交往及商品流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进而引发了部分市镇的兴衰。如绍兴所产的珠茶原本以平水镇为集散中心，杭甬铁路曹甬段开通后，上虞百官镇取代了平水镇的地位，“凡平茶之输出，均汇于百官，而转由宁波出口”。（注：《浙江之平水茶》，建设委员会经济调查所编印，1937年。）不过，也不能过于夸大近代交通对市镇的影响。轮船运输虽能深入到农村腹地，但由于受航道条件和经营资本的限制，运力有限，运价偏高，一直未能成为市镇水上运输的主体。据1934年的调查统计，嘉兴县境内营运的轮汽船仅25艘，总营业额约34万余元；而传统船只多达3100余艘，总收入约40万元。（注：《中国经济志》浙江嘉兴分册，第34-35页。）铁路和公路不仅通车线路十分有限，而且运价更高。30年代前期，沪杭铁路货运每吨公里价格为一等货0.170元，二等货0.110元，三等货0.0093元；客运每公里基本价为三等车0.0254元，四等车0.0151元。京沪、沪杭公路的货运价格，一等货0.521元，二等货0.384元，三等货0.256元。而同期上海至南京、杭州的每吨公里的货物水运价格，轮船一般在0.02元至0.12元之间，帆船一般在0.01至0.05元之间；江南运河每公里客运价格，轮船平均为0.009元，人力航船为0.007元。（注：吴绍曾编《铁路货等运价研究》，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委员会印行，1936年，第86页；杜修昌：《京沪沪杭沿线米谷丝茧棉花贩卖费之调查》，国民政府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印行，1935年，第34页；《中国实业志》浙江省卷下册癸编，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1933年，第54页。）
农村经济状况直接决定了市镇的兴衰。在近代机器生产和工业品大量输入的冲击下，江南农村部分传统手工业逐渐陷入困境，相关的市镇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或被迫转型。诚如时人所指出的：“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电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皆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三联书店，1957年，第165页。）但机器工业品大举进入江南市场的过程，也是各种工业生产原料需求大增的过程，这又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商品化生产的发展，为部分市镇注入了新的活力。以棉业为例，虽然机制棉纱、棉布的流行导致了土纱、土布业的衰落，但对棉花需求的大幅度增长，使商品棉种植更加广泛。作为传统产棉区的太湖流域东部，到1919年，仅常熟、嘉定、上海、宝山、南汇、奉贤、川沙、崇明八县的棉田面积，合计就达367万亩。（注：段本洛等：《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8页。）原本棉花产量有限的浙东沿海地区，也是“海滨沙地皆棉田也，每岁所收，为出口一大宗”。（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第411页。）

二、经济领域的转型及其特点

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期里，外来因素对市镇的影响尚十分有限。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随着对外开放进一步展开，外来工业品输入和对外产品输出呈快速增长之势，导致江南市镇的原有市场体系开始松动并走向解体，经济陷入动荡之中。如前文提到的湖州南浔镇逐渐由湖丝生产和内销中心转变为出口集散地，即是颇为典型的一个事例。又如苏州的盛泽镇以出产丝绸著称，19世纪末，全镇四乡25里范围内，有织机约8000台，年产丝绸90万匹。镇上绸商在上海建立分庄，称为“申庄”，专事与洋行交易。（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72页。）同府的震泽镇以经丝加工和外销为特色，“所产之丝大多为苏经、丝经或称辑里丝，多销洋庄及南洋、印度等地”。（注：《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载《中国经济志》附录。）太仓州的棉业大镇黄渡，经太平军之役，又受到外来洋布的冲击，其棉织业日趋衰落。到光绪后期，镇上已是布机之声“阗然无闻”（注：《宣统黄渡续志》卷2《物产》。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嘉兴新塍等镇农家“自洋纱畅行内地，不复自纺”，由自纺自织改为用洋纱纺织。（注：《民国新塍志》卷3《物产》。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嘉定县钱门塘市和上海县法华镇则由棉织业转向桑蚕丝业，前者“育蚕缫丝，获利颇厚”，“无不桑不蚕之家，时号小湖州”；后者“兴蚕桑之利，以济棉布之穷”，“鲜茧出售，动以数万计”，（注：《民国钱门塘乡志》卷1《乡域志》；《民国法华乡志》卷3《土产》。均为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进入20世纪前期，亦即清末至20年代，随着近代工商业进一步向内地扩散，江南市镇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变革进一步展开，部分市镇开始由传统乡村经济中心向近代工商业城镇转变。其突出表现是：第一，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如宝山县江湾镇先后有缫丝厂、染织厂、棉织厂等，民国初期，仅较具规模的棉纺织工厂就有7家，共有织机近700台。（注：《民国江湾里志》卷5《实业志》。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吴江县震泽镇有不少缫丝厂，30年代初，该镇震丰缲丝厂有丝车460台，雇佣工人1300人。（注：《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载《中国经济志》附录。）浙北名镇乌青的近代工业种类较多，涉及粮食加工、榨油、造船、冶铁、丝织、棉布、电气、印刷等领域。（注：《民国乌青镇志》卷21《工商》。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尽管总体而言，江南市镇的近代工业在数量和规模上都相当有限，发展也不稳定，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手工业一统天下的传统格局，预示着产业形态变革的发展趋势。第二，近代服务业的兴起，特别是交通运输、金融、邮政、电汛等行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其中，近代水陆交通的出现虽始于19世纪末，但其运输网络的基本形成则是在清末以后。金融业的变革以近代银行的出现为标志。如盛泽镇先后有不少银行机构，抗战后虽有所减少，到解放前夕尚有7家；（注：朱云云：《盛泽镇的历史与现状》，载《吴江文史资料》第5辑。）浙东台州的海门镇也有浙江地方银行等多家银行的分行或办事处。邮政和电讯业的发展更为普遍。从清末开始，几乎稍具规模的市镇都先后出现了邮政机构和电报、电话等电讯业。如乌青镇的电信业“属民间自由营业”，“不限时段，收发不限时间”，经营比较灵活。（注：《民国乌青镇志》卷21《工商》。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濮院镇的邮务分局始设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以收寄邮件为主，后来又陆续兼营电报、电话业务。平湖县新带、新仓两镇虽规模不大，也都有专门的电讯服务业。第三，商业形态的变化。这方面首先表现为商业分工的精细和行业数量的增加。如20年代末，王店镇有商店550多家，分属近20个行业；练市镇有商店298家，分属61个行业。30年代前期，震泽镇有商店400余家，分属20个行业；南浔镇有580余家，分属77个行业。（注：《嘉兴新志》上编，第59-60页；李春霖：《吴兴练市镇的工商业调查》，载《湖州月刊》第4卷第2号；《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中国经济志》附录；《新编南浔镇志》，第125页。）其次表现为商品结构的变化。除了传统的生活消费品和土特产品外，各种生产资料交易也趋于活跃。如海门镇有不少中外资本经营的柴油、机油、煤油商行，逐渐成为浙东重要的燃油供应中心。再次表现为资本的增加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如练市只是中等规模的市镇，1930年，其商业已呈现衰落之势，但全镇61业、298家商店的总资本仍有78560元，平均每家264元，其中平均资本额在500元以上的有18个行业、55家；全镇年商业营业总额330216万元，平均每家1108元，其中平均年营业额在2000元以上的有13个行业、43家。（注：李春霖：《吴兴练市镇的工商业调查》，载《湖州月刊》第4卷第2号。）此外，商业资本对生产活动的渗透和控制也进一步加强。如太湖地区农村的丝、棉生产多由市镇商行提供原料、资本和收购产品，农民成为商业资本的雇佣者。30年代初，震泽镇“有大小丝行约十余家，四周附近各地修丝为业者不下五千余户”。（注：朱云云：《盛泽镇的历史与现状》，载《吴江文史资料》第5辑。）

然而，20世纪前期江南市镇的经济转型又是十分有限的，并没有能够完成向近代形态的全面飞跃。特别是到30年代，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动荡，农村经济的日趋萧条，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江南市镇普遍呈衰落之势。浙北嘉善县在30年代前期的数年之内，“因受农村经济衰落影响，倒闭商店约有五百七十余家”。该县枫泾镇地处沪杭铁路江、浙交汇点，四乡农民收入素以养蚕、造纸、织绸、织布、制砖瓦坯等业为生，“因产品方法不加改良，机制货物充斥，有每况愈下之势”。同县干家窑、天凝庄、下甸庙等均以窑业为特色，鼎盛时共有窑墩720余座，从业者多达十余万人，每年产砖在十亿块以上。但到1936年，营业窑墩只剩下380座，产量剧减至几千万块。（注：《嘉善县地方性教材》，民国嘉善县政府教育科编，1937年。）江南其他地区的市镇也与此类似。如濮院镇机户数量由全盛时的2000家减至1935年前后的约200家；（注：《嘉区一瞥》下册，1936年元旦特刊。）盛泽镇丝业生产由于“人造丝织品之竞争，一落千丈”；（注：赵如珩：《江苏省年鉴》，第1365页，新中国建设学会出版，1935年。）震泽镇经丝行由1919年的近80家减至30年代前期的10余家。（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642页；《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载《中国经济志》附录。）抗日战争爆发后，江南地区再次卷入大规模战乱，农村经济陷于破产，市镇工商业奄奄一息，其近代转型全面受阻。1948年，乌青镇虽仍有各类店铺937家，但从业人员仅1864人，平均每家2人；海门镇由于物价飞涨，“商人囤积居奇”，商业“愈见零落”。（注：《新编乌青志》，未刊油印本；项士元：《民国海门镇志》卷7《生活附物价》，民国刊本。）

上面所述是江南市镇经济近代转型的一般过程。如果落实到生产型、消费型和交通型等不同类型的市镇，其具体情况又是有所不同的。

棉业和丝业市镇是江南生产型市镇的主体。其中，棉业市镇受洋纱、洋布输入和国内机器纺织业的冲击最大，其经济起伏也尤为突出。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情况：一是完全丧失发展空间而走向衰落。如松江、太仓等地不少传统棉业市镇的衰落，多属此类。二是凭借特色产品在一段时期内得以继续维持。如苏州章练塘镇所产丝布、绉布、柳条布、蚂蚁布、芦席布，细致而有特色，一度“颇为西商所争购”。直到民国初，才逐渐衰落。（注：《民国章练小志》卷2《物产》。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三是转移生产重心，以适应市场需要。如前文提到新塍等镇农家采用洋纱织布，也有部分市镇由纺织转向棉花种植与贸易。但这类市镇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发展不稳定。如南翔镇因充当棉花集散中心而在20世纪初兴盛一时，但时过不久，便沦为一般性农副产品集市，市场交易多为粮食，蔬菜之类的日用消费品。四是引进机器工业，实现主体产业的升级。这种情况属于个别现象，从现存有关资料的记载来看，只有江湾等少数市镇初步实现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转变。五是调整产业结构，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如钱门塘市和法华镇由棉织业转向桑蚕缫丝业，便是这类情况。

丝业市镇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外力楔入所带来的与其说是挑战，不如说是发展机遇，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20年代，随着国内外市场对蚕丝和丝织品需求的持续增长，江南丝业市镇实际上经历了其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期。直到20年代末以后，由于在生产和经营方式上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革新，生产工艺落后和品种单一的劣势日益明显，在与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外丝业的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有的因此完全走向衰落，有的勉强维持，更多的则转变为一般性农村商业中心。如著名丝业巨镇濮院，丝绸业“营业凋落”。1929年，全镇绸户仅剩85家，织机百余台，固定织工37人，闲散织工300余人。（注：《嘉兴新志》上编，上海刊印，1929年，第87页。）到30年代，丝织业已不再是该镇的支柱产业。另一丝业巨镇南浔也与此类似，桑蚕丝业在四乡农民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渐由7/10降至3/10。（注：《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印行，1928年，第29页。）抗战前夕，全镇有204家作坊和工厂，与丝织业相关的仅9家；在583家商店中，与丝织业有关的仅60余家。（注：朱从亮等：《南浔镇志》第2册，第2页，1984年油印本；《新编志浔镇志》，第125页。）

消费型市镇以日用消费品贸易为特色。其中小规模消费型市镇实际上充当了乡村集市的角色，其商业活动具有明显的期日市特征，即临时性场市活动占了主体，固定商业只是附带和补充。据1935年刊印的《鄞县通志》记载，在该县众多小型市镇中，固定商业店铺多的不过20余家，少的则根本没有；而集市商摊多的有上百家，少的也有10多家。由于这些市镇基本上仍停留于乡村基层商业点的状态，其近代转型主要表现为与外界的市场联系有所增强，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在数量上呈不断增加之势。中等规模的消费型市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们并未完全摆脱农村基层贸易点的形态；另一方面，其商业活动又有一定的稳定性，形成了较成型的街市格局和近代城镇经济的部分特征。如嘉兴县新丰镇在以生姜生产和贸易为特色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近代工业；同县新篁镇通轮船，有电厂，“店以业米及南货最多”。（注：《嘉区一瞥》下册，1936年元旦特刊。）相对而言，大型消费市镇受外来影响较大，其近代转型也比较明显。如台州泽国镇在19世纪后期尚处于乡村集市形态，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近代特征的工商业城镇。镇上各种专业市场和商号林立，金融业活跃，内河轮运和公路交通发达，邮政和电讯服务业较为完备。街区面积有0.22平方公里，居民2527户，10892人。（注：《新编泽国镇志》，第77页。）

交通型市镇以流通性商业为特征，其经济兴衰直接受制于交通条件和商品流通趋向，因而受近代交通发展和市场格局变动的影响也特别明显。以乌青、海门两镇为例：前者自宋代以来一直是江南著名的内地交通名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内河轮运业的兴起，该镇形成了连接上海、杭州、苏州、嘉兴、湖州等大中城市和周边乡镇的水运网络，从而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了地区性水路交通中心和商品转运中心的地位。到30年代前期，全镇大小工商业店铺有上千家，其中包括粮食加工、榨油、造船等近代机器工业；电气业和邮政、电报、电话等近代电信业也相继出现。不过，由于一直不通铁路和公路，随着地区商品流通格局的变化，其交通优势日益丧失，加上社会动荡和农村经济的萧条，此期的乌青镇实际上已开始呈现衰落之势。如原本作为大宗商品的生丝，每年的流通量降至二三百包；茧行和绸庄的数量由几十家减少到数家；典当业由兴盛时的13家减至1家；其他商品贸易也是“逐年减缩”，日显萧条。（注：以上参见《民国乌青镇志》卷21《工商》。）地处浙东的海门镇是19世纪后期随着近代沿海航运业的发展而兴起的港口市镇。到20世纪前期，逐渐形成了以海运为主，包括内河航运和公路运输在内的相当完整的交通体系。在此基础上，食品加工、纺织、日用化工、船舶制造、汽车修理等近代工业相继兴起，形成了18个行业门类，超过了传统手工业门类。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农副土特产品的流通十分活跃。1929年，全镇经营日用生活品的店铺有154家，总资本近36万元，从业人员近千人。抗战前夕，全镇年输出麻帽600万顶，草席40万条，棕线8400担，茶叶1200担，桐油等非食用脂4200担。金融业也相当发达，浙江地方银行、中国银行、瓯海实业银行、临海银行等先后在该镇设立分支机构。（注：以上参见陈国灿、高飞：《历史视野中的浙东南乡村城镇化进程》，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1-180页。）

三、社会领域的变化及其特点

与经济领域的变革相联系，江南农村市镇的社会生活也逐渐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呈现出新旧交织的特点。

在社会管理方面，自宋代以来，尽管历代政权在部分较具规模的市镇都派驻一定官员，负责征税和维持治安，但市镇一直不是正式的农村行政单元。20世纪初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开始了重整农村行政体制的过程，其重点就是建立以市镇为中心的行政体系。到二三十年代，江南各地基本上建立起区（镇）——镇（乡）农村两级行政体系，从而实现了市镇行政管理的重大变革。与此同时，借助于近代政治民主运动，各种民间组织大量涌现。除了传统的行业组织外，又有商会、农会、渔会、教育会、妇女会等近代社会团体。这些社会组织和团体积极参与地方管理，争取和保护地方权益，开展公益活动。如濮院镇商人先后集资组织“濮镇保商团”、“桐界保卫团”、“嘉界保卫团”，参与地方治安和商业秩序的维护；该镇的一些团体还陆续创办了机织传习所、机业初等小学、濮镇女学社、端本女子完全小学等教育组织。（注：《民国濮院志》卷7《公署》。）不过，市镇的民间组织和团体大多由地方乡绅和权势者把持，其组织结构有着明显的等级性，仍具有传统乡里族群组织的特点。

在社会生活方面，近代工商业和相关行业的兴起，使市镇居民的职业进一步趋于多样化，部分新兴职业吸引了不少从业者。如1946年，南浔镇从事人事服务的人员多达3375人，占全镇就业人员总数的1/3多。（注：《吴兴县南浔镇镇职业分类统计》，1946年12月。）同时，市镇居民和一般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据1932年调查，南浔镇工商业管理人员的年平均收入为263-408元，一般雇员为27-106元；同期西塘镇工商业管理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144-360元，一般职员为96元左右。（注：佚名：《南浔研究》，1932年油印本，湖州市档案馆藏。）另据1934年调查，南浔镇所在湖州各县农业雇工的收入，长、短工年工资的最高额分别只有80和40元。（注：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上海黎明书局，1935年，第741页。）市镇居民的贫富分化也在加剧。那些资本雄厚的富商大贾，其财产和收入自然远非一般居民所能比。如南浔镇聚集了为数不少的巨商，资产多的超过2000万，少的也有数十万至数百万。（注：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123-124页。）即便是一般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也很大。如前面提到的南浔镇，其管理人员的平均最高年工资是一般雇员最高工资的近4倍，最低工资更达到一般雇员最低工资的近10倍。市镇工商业的一般雇员大多来自周边农村破产农民，他们生活很不稳定，随时都有失业的危险。1937年，西塘镇共有居民15448人，就业人员7286人，仅占总人口的一半，其余除未成年和年老者外，有相当部分属于失业人员。（注：《新编西塘镇志》，上海书店，1991年，第64页。）

在教育和文化方面，19世纪后期，江南市镇的教育基本上仍以传统私塾、书院为主。20世纪前期，新式教育才逐渐兴起。如海门镇在20世纪初的近10年中，先后出现10所小学，包括2所女子小学和1所中学。这些新式学校大多由民间创办，规模小，管理不规范，教学内容陈旧，经费不足，往往旋起旋仆，发展很不稳定。进入民国时期，该镇的近代教育逐渐走上相对稳定的发展道路，逐渐形成了包括普通教育、专科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较为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注：项士元：《民国海门镇志》卷4《书院和学校》。）不过，从总体上讲，江南市镇近代教育的发展仍相当有限。据《1947-1948年嘉善县修志馆调查初稿》记载，在该县西塘镇适学人口17324人中，接受各层次教育的共有5497人，占31.7%。也就是说，全镇文盲率在2/3以上。特别是女性的文盲率，更高达81%。（注：按：原稿并没有明确列出适学人数，文中适学人数系据其所载各级受教育者与文盲人数之和得出。）与近代教育的兴起相联系，从20世纪初开始，诸如图书馆、文化馆、体育馆、剧院、文明戏、电影等部分近代文化也开始传入市镇，虽然没有因此成为市镇文化的主流，却给居民社会生活带来几丝近代气息。如南浔镇于1938年建立剧场，以演戏为主，也放映电影和说书，后改称大剧场。在泽国镇，1915年创办的文林书社拥有资金上千元，专售新式书籍和科教育书。1929年成立的民众教育馆，在进行成人教育的同时，又发挥文化普及和组织的作用。馆内设有图书馆、体育场、娱乐室等，积极开展各种文化活动。1938年，该馆由镇属改为区立，1940年又升为县立，组织机构更为严密，社会影响也进一步扩大。镇上还出现了许多剧团，如1931年成立的怒吼剧团，1933年成立的泽国剧团，1937年成立的鸣戈剧团等。（注：《新编泽国镇志》，第381-388页。）

在社会风气与习俗方面，随着近代因素的影响，到20世纪前期，江南市镇居民的生活观念也发生一些变化，进而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嬗变。《民国海宁州志》卷40《风俗》云：“近今欧化风行，古礼蔑弃，号为文明别成婚缔。变媒妁之称曰介绍人，男谐女允，证人定盟。设礼堂，会宾朋，观礼有券，履屐如云。登台演说，贺辞缤纷，指环交换，鞠躬有文，百年偕老，如是云云。斯礼也，始于游学泰西归国行之者为多，近则渐染于习俗，取其简俭，而礼化荡然矣。”“渐染于习俗”、“礼化荡然”等语正反映了近代自由恋爱观念和文明婚礼风气的传入对传统思想和习俗所产生的冲击。另据《民国乌青镇志》卷19《风俗》载：“风气渐趋时尚，间有先由男女同意，始行请示父母，互换饰物，再挽冰人行传经纳采之礼。”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间有先由男女同意”，表明这种现象只发生于部分人中间，并不广泛；其二，“再挽冰人行传经纳采之礼”，表明新旧婚姻的互相结合。显然，近代观念与风气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观念和习俗在市镇居民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主导地位的丧失。事实上，就市镇的社会风气而言，远未达到近代的状态，按《民国乌青镇志》的介绍，直至30年代，该镇的时序节日与传统风俗并没有明显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市镇社会生活新旧交织的特点。

四、几点结论

通过前文的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在经济方面，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升级型，即由传统手工业和商业上升为近代工商业形态。应该说，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特别是手工业向近代工业的转变，除个别市镇外，绝大多数都没有真正完成。相对而言，商业和市场的变化较为明显。特别是在商业结构与体系以及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方面尤为突出，许多市镇的经济波动，正是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下出现的。二是调整型，即调整产业的内部结构，改变原有产业的发展重心。这种情况在棉业、丝业等生产型市镇中较为常见。三是转移型，即根据社会环境和市场的变化，改变原有的产业特色。这种情况往往伴随着产业体系的大调整，如棉业市镇转向桑蚕丝织业生产便属此类。不过，最常见是由原来以一种或几种产业为特色转变为一般综合性的农村商业中心。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近代化进程受阻，相当部分市镇都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

在社会生活方面，江南农村市镇同样没有完成向近代化的全面转变。以市镇为中心的农村行政体系的建立，固然有助于市镇向近代城镇的方向发展，但也意味着政府对市镇政治控制的加强，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又压缩了市镇的发展空间。居民贫富分化的加剧，从内部影响到市镇的社会的稳定和正常发展。近代教育和文化的出现，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市镇作为农村教育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却没有成为推动市镇近代化的强大动力。生活观念和风气的变化，又与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的延续并存。

就市镇转型的结果而言，基本成功和完全失败的情况都不多见。大多数江南市镇在逐渐形成近代工商业城镇的部分特征的同时，各种传统因素仍大量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仍起着主导作用，从而表现出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过渡形态。这种情况的出现，既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也与市镇自身的内在因素密不可分。由于传统市镇是以小农家庭生产和个体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其近代转型主要不是由于农村经济的重大变革，而是在外部因素的冲击下被动发生的。正是自身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加上传统因素的顽固性，使得江南市农村市镇普遍呈现出经济上的“半截子”近代化和社会上的“二元结构”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