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以来,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不景气,特别是自“9.11”以来,情况更加变幻莫测,而我国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逐步回落的局势。这必然会对我国经济调控政策的选择,特别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取向,产生影响。
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简要分析
200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维持了较高的水准,按照国家信息中心的资料显示,1-3季度经济增长率达到7.6%.但是,我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明显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按照相关统计和预测,我国去年1-4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是8.1%、7.8%、7%和6.8%.前高后低的走势,预示着经济增速不可避免的回落。
去年的经济增长首先得益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加速。2000年底,国库有几千亿元的库底资金在今年逐步释放,再加上政府新增发的1500亿元建设国债,资金到位较为及时,在社会投资中成了主力军。据相关资料统计,前3季度,国有单位投资增长高达18%左右,比同期集体(10.3%)和个体(7.9%)的投资增长高出许多。不过,民间投资实际上仍然处于启而未动状态。
去年的社会消费稳中有增,对经济增长也是有贡献的。但消费增长也明显受个人收入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在我国近年来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城市和农村收入增长不平衡的情况下,影响了社会消费倾向的提高。国家虽然在近年来努力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但重点仍然是针对居住在城镇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农民的收入虽然做了一些努力,却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就难以有效提高农村消费的增长。这些原因造成了今年消费物价上涨压力的逐步减弱,在有些月份甚至是负增长(如9月份消费价格指数是-0.1%)。
总体来看,我国目前仍然面临着需求不足的问题。
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自1998年实施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就国债建设项目来说,近年来,国家总计发行5000亿元左右的建设国债,形成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导的启动经济回升格局。
不过,通过发行建设国债筹资刺激经济回升也有一些欠缺之处。首先,我国国债投资项目存在着许多“三边”工程,设计不周全、上马仓促,项目效益不甚理想,而且经常存在着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在特定期间内利用国债投入启动社会需求的政策目标。其次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相对来说建设周期比较长,从需求管理角度来看,可能会存在着形成实际有效需求的不及时,难以如期如愿启动经济的问题;也可能在经济已经启动时大量在建项目资金缺口甚大而使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左右为难。因此,我们在选择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方略时,不能无视财政自身潜在的困境,不能只是强调通过扩大建设国债投入刺激经济的优势而不顾其固有的操作弱点。较好的选择应该是将改善财政状况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尽可能统一起来,相得益彰。
未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取向
在经济增长持续回落的情况下,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还需要继续实行,但要针对经济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完善和改进。
财政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也不是唯一的,比如减税也是宽松财政政策的一种选择,如能结合加入WTO,适时统一并适度降低所得税税率,既是税制建设的必要之举,也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费改税”同样也是可以集税制建设和刺激经济为一体的选择,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有利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和促进农村消费。近年来,我国经济不振和税收收入超常规增长之间的不一致性说明我国的税制和征管体制确实是大有改进的潜力。
预算赤字仍然需要继续维持下去,国债还得发行,但重点的问题是国债资金的使用需要适当调整。尽管增发国债用于固定资产投资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也可以用于收入调整和改善社会消费方面来刺激经济增长。积极财政政策增发的国债投向后者时,存在的缺点是政府在政策实施完毕以后好像没有给政府自身留有什么值得量估的实际资产,优点是可以迅速形成社会即期消费需求,尽管这里面也存在着一个所谓的消费倾向的问题。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在WTO规则下刺激了为数不少的国外需求,因为我们有许多项目建设材料(包括设备)是需要进口的,但投入消费方面则可能会有很大成分是可以由国内市场自行满足的,尽管我们目前仍然存在着供需的结构性矛盾。
在过去的三年,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也逐步向形成或刺激社会消费方面靠拢,比如分几次提高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等等。现在看来,这些方面做得可能还不够。特别是在缺乏可操作性的建设项目时,更应该考虑做社会消费方面的文章,增加社会消费能力,逐步建立良好的社会消费预期,从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
综合起来,利用国债筹资刺激经济可考虑的操作方式是:(1)逐步实行隐性债务的显性化。一些隐性债务的偿还与深化改革、建立经济实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密切相关,如不能及时有效解决,必然会拖曳改革的进程。比如社会保障资金方面的负债,大约在10000-37000亿元之间,这方面的负债不解决,国有单位的冗员不好消除,改革就难以深入,转制就成了一句空话。(2)在WTO规则生效的时限内和生效以后规则的限度内,尽可能选择可行的方式来支持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有效解决农村消费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进一步疏通城乡联系,消除农业人口非农化的种种障碍。(3)以直接投入和贴息政策等等手段加大支持高新技术开发的力度,为经济增长提供技术平台。(4)在目前国家大型建设项目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适当加强国债筹资对地方政府的转贷力度,让地方政府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安排建设项目。条件具备的地方也可以考虑允许发行地方债券的办法解决,这可以进一步加强地方的财政责任感。(5)在转换政府职能、精简财政供养人口的同时,继续提高国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资,以建立一支少而精的干部队伍,也有利于刺激社会消费。(6)以各种可操作的形式注重启动民间投资(如对中小企业实行政府倾斜性资金援助),促进社会投资的长足增长和经济的回升,也有利于减轻政府在这方面的压力。
随着政府债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防范债务风险、维护和保持政府的债信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因为这牵涉到政府债务发行成本和债务的期限选择,也牵涉政府财政的未来负担,必须强化政府债务管理,合理化政府债务发行和强化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有机联系,最重要的是强化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
另外,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需要货币政策的有效配合,中央银行一方面应该适当加大基础货币的投放力度,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银行体制改革,加快解决商业银行的“惜贷”问题,以便为实体经济提供宽松的金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