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大革命后期，中国党尚处于幼年阶段，国际对中国党的指导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国际代表们在许多问题上的决策往往都受到国际权威的指导和制约。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它向中国派去的顾问代表们是其政策方针的直接执行者。因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居领导地位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他错误路线的形成、执行，与国际代表们在华的活动有很大的关系。
关键词：陈独秀；国际；国际代表；大革命后期；鲍罗廷；罗易
大革命后期，中国的革命形势处于异常紧急的状况下，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党在国际的指导下，为挽救革命而努力奋斗。随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国际的影响也日益加强，它派往中国的顾问代表们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对于中国革命，他们既有一定的贡献，也犯了许多错误，同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之所以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也与这些顾问代表们有一定的关系。本文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试图从具体主张做法和内在原因两个方面剖析探讨一下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与国际的代表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大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
一、具体的主张和做法
（一）在武装斗争的策略方面，国际代表草率盲目的自信及陈独秀退让被动的服从导致了重大失误的出现。
理论上，陈独秀对革命军队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是有认识的。他在1926年11月25日发表的《革命与成功》一文中就认为：“被革命的统治阶级都有强大的武力，革命的被统治阶级如果没有武力，当然不会成功。”[1]（P304）但在实际工作中，陈独秀不但放弃对革命武装的领导，而且反对党掌握军队，突出强调国民党正规军的作用。这种矛盾状况，也与国际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政策有关。
国际从一开始就在行动上只武装援助国民党力量，而不发展党独立的武装力量。对国民党，除帮助建立黄埔军校和在国民革命军八个军中皆派有军事顾问外，又于1926年援助枪械，分四批运到广州。[2]（P77）顾问们对国民党的将军们施以“吃草政策”，以为有苏联政府的援助作诱饵，将军们不至于马上破坏国共合作。顾问们对“吃草政策”沾沾自喜，甚至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仍执迷不悟。鲍罗廷自鸣得意地说：“我的箱里还有草（苏援），他（唐生智）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3]（P ）其实，在这帮没有原则，翻脸不认人的将军眼里，还有比“吃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维护他们自身最根本的利益，当国民革命发展到要有损他们利益时，他们便开始向党开杀戒了。而对党，则只要求在军队内部、军队驻地军民关系上“坚持不懈地从事革命化工作”。[4]（P137）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内曾“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力量和蒋介石对抗，”“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等的枪械匀出五千支武装广东农民”[5]（P88），但都遭到国际代表反对。陈独秀曾向鲍罗廷建议，从苏联给国民党的武器中抽出一部分，武装党掌握的军队，遭到拒绝。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曾有许多迹象暴露。蒋先后唆使爪牙暗杀江西省总工会执行委员、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党员陈赞贤，解散拥护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围攻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捣毁安徽省总工会、省农协。蒋杀气腾腾地说：如果党人“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6]（P239）
对蒋的举动，陈独秀有所察觉，并与之作了斗争。3月25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特委会，陈独秀提醒大家：“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蒋介石就与之决斗”，“此次决斗，实比对直鲁军斗争还有更重要的意义”。[7]（P389）通过决斗来断送蒋介石政治生命。
然而，国际再次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特别指示中共：隐藏武器不与蒋介石冲突。其恶果人们都已清楚。
蒋介石叛变以后，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人不是想方设法掌握军队的领导权，或及时建立党领导的独立武装力量，而是大力扶持唐生智来对抗蒋介石，以致唐生智得以掌握武汉军事大权，为其以后镇压革命创造了条件。国际重视发展国民党武装和轻视发展党独立武装的政策，实质上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它不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形成影响极大，而且客观上也种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祸根。
（二）在农民土地革命问题方面，国际代表的脱离实际瞎指挥同陈独秀的摇摆难定不果断致使土地革命的开展错过了最佳时机。
国民革命时期，陈独秀口头上承认应没收土地，在实际中他又害怕真正地实行，并且反对农民运动的所谓“过火”和“幼稚”，力图加以束缚和限制。陈独秀在农民土地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是与国际的政策相吻合的。
农民运动的兴起自然要发展成土地革命。北伐之前，国际提出过土地革命的口号，但当时全国还没有形成农民运动高涨的形势。1926年10月，农民运动兴起，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机日渐成熟。此时国际发给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却说：“在占领上海以前，暂时不应加强土地革命”[8]（P91），要中共制止农民运动的发展，以免引起北伐军民的反对。同年11月，中共政治局与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起草了准备递交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和中共“五大”审议的《中国党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这个草案，一方面指出：“没有满足农民群众要求的农业政策，则国民党政权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整个斗争是要失败的。”另一方面又说：“中国党明显了解平民民主革命的完全成功，必须由取消土地私有制办法以根本解决农民问题，才能达到。但在平民民主革命的这一阶段，却以为尚未到提出土地收归国有口号的时机，因为此时中国解放运动的敌人乃是军阀买办和帝国主义者。若此时提出此口号，则将引起农民内部的内讧。” [9]（P91）[这个矛盾的观点与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五大”上陈独秀谈论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目前是加深农民革命呢？还是等待北伐的进展，等待农民运动彻底扩大以后，再来加深农民革命呢？我以为后面一个意见比较可靠些。”[10]（P119）显然，国际及其代表和陈独秀都把革命深入与革命扩大两者对立起来，只要求扩大革命而不要求深入革命。尽管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定在中国推进土地革命，并派罗易赴华，但是会议提出的土地革命纲领却是笼统而不彻底的，对于如何实行也是不明确的。“它以为中国土地革命可以在国共继续合作，在没有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前提下进行。事实证明，彻底的土地革命，没有革命武装力量和工农政权作后盾，是不可能实现的。从当时的情况看，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革命政策，确实存在着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情况，政策本身有着无法克服的矛盾。”[11]（P24）正是因为这样，引起了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之间乃至中共党内的激烈争论。陈独秀在鲍罗廷和罗易争论不休中动摇于二者之间，而又偏向于鲍罗廷，表现为追随其取消土地革命的主张，向国民党让步。
1927年5月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八次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国的革命问题。斯大林在会上作了“中国革命和国际的任务”的报告。全会根据斯大林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斯大林在报告中指出“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土地革命的胜利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斯大林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但他认为只有在武汉政府的领导下才有可能进行土地革命，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中心。”全会期间，国际对中共发出了两个紧急指示，即五月指示。指示要求中共发动农民从下面夺取地主土地，但又要反对过火行为，要通过国民党武汉政府。武汉政府中握有实权的是汪精卫、谭延恺、徐谦等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它赖以存在的军事力量，又是握有重兵、控制两湖的野心勃勃的唐生智。唐生智属下的湖南部队的军官，大都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整个部队与地主阶级的联系极为密切，对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抱着敌视态度。武汉政府当时设有由毛泽东、邓演达等五人组成的土地委员会，该委员会经反复讨论，冲破层层阻力，起草了一个《解决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但即使是这样一个不彻底的土地革命方案，在提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审核时，也被否?恕Ａ硗猓尥⒒固岢觥罢蚊皇铡钡姆桨浮＜粗幻皇辗锤锩肿拥耐恋夭撇蕴粕遣肯碌刂鹘准冻錾淼木儆涤写罅客恋厝床蝗ゴザ５牵染鎏跫允且钟胛浜赫墓埠献鳎蛔几闼瘴！Ｕ飧龇桨甘导噬系扔谌∠送恋馗锩Ｅ┟裢恋匚侍饩驮谡庵置苤斜桓橹昧耍灾林泄锩ナЯ俗詈笸炀鹊氖被?BR> （三）在对待第二次北伐问题上，国际代表们激烈固执的争论及陈独秀缺乏主见的执行让刚受白色恐怖打击的中国革命又一次严重受挫。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东南各省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当时的武汉政府面临严重威胁，奉军在北、川军在西、粤军在南、蒋军在东，反动势力从四面八方包围武汉地区。时局动荡，外资抽走，银行关闭，一些商人和资本家也匆忙将黄金、白银运往上海。物价飞涨，粮荒愈演愈烈，武汉地区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当时的汪精卫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已丧失信心，他说：“党员要我们同着群众跑，但是群众在哪里呢？他们所夸奖的上海工人力量，广东和湖南的农民力量在哪里呢？这种力量是没有的。你们看蒋介石没有群众，却能巩固他的地位。要我和群众跑，就等于去反对军队。不，我们没有群众还好些，我们要同着军队跑。”[12]（P83）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冲破敌人对武汉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武汉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北伐，以加强其地位。
对此，鲍罗廷是坚决支持的。他认为，帝国主义的力量过于强大，我们目前无力进攻上海。与其在进攻上海的冒险中被帝国主义、军阀主义和资本主义联合势力将革命“象太平天国起义那样被粉碎”[13]（P398），不如进行北伐，在西北建立根据地更稳妥。所以鲍罗廷是坚决支持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的，并警告中共说：“若不早为之，所行我们的一切皆要失掉。”[14]（P78）
而同为国际代表的罗易则强烈反对第二次北伐。他认为，当时的形势下进行北伐，是“新的军事冒险”，是在“寻求廉价的军事荣耀”，是武汉政府转移群众视线，摆脱群众影响的“阴谋”。[15]（P39）鲍罗廷支持北伐经营西北的理论，是出于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恐惧和对人民群众力量的不信任，是“投降主义”的理论，要坚决反对这种旨在“加强国民的军事力量而摆脱群众的影响”的对革命不负责任的第二次北伐。
在罗易的强烈反对下，鲍罗廷在争论中曾一度失势。因为罗易成功地说服中共党人接受了他的建议，并于1927年4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了正式决议。但仅仅在两天后，中共中央又否决了这项决议。主要原因是国际和苏联同意鲍罗廷关于在中国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设想，且把经营西北的希望寄托在与冯玉祥会师中原上，“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16]（P170）从而失去了一次挽救大革命的机会，也就导致了罗易在争论中的最后失败。
历史的发展表明，支持第二次北伐是中共决策上的失误，对此鲍罗廷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国民革命军刚登上北去的征程，武汉国民政府便趁后方空虚之际大肆进攻革命力量。而冯玉祥率部挡住了通往北京的道路，反而掉过头来劝武汉政府领导人与蒋介石握手言欢，并建议镇压党人。鲍罗廷的北伐梦破灭了。“鲍罗廷虽是北伐问题争论中的胜利者，却是现实政策推行中的失败者。”[17]（P78）而作为中共领导人的陈独秀在争论中没有积极发表意见，缺乏主见，致使错误路线的执行。
（四）在革命形势处于危急关头时，国际代表们对汪精卫武汉政权丧失警惕的轻信及陈独秀右倾消极的妥协使大革命最终失败。
1927年4月5日，《陈独秀、汪精卫联合声明》的发表标志着陈独秀右倾错误路线的公开化，其错误主要表现为：在上海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行为丧失警惕性，造成“四·一二”惨案的发生；在武汉没能从蒋介石背叛的这面镜子中看清汪精卫的真面目，造成“七·一五”的失败。然而，这些错误与国际及其代表对时局的错误估计是有密切关系的。
4月5日，汪、陈《联合宣言》发表。这反映当时国际及其代表和陈独秀存在着右倾麻痹。5月17日，湖北夏斗寅叛乱；5月21日，许克祥发动长沙马日事变，这实际上分别是汪精卫、唐生智反共的序曲。在整个资产阶级公开叛变革命的危机关头，中国党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应是为了阶级的利益和自己的生存而奋起反击。但此时国际和陈独秀都认为汪精卫仍是“左派”。濮清泉在回忆陈独秀时也曾写道：“他说，……汪精卫高唱：‘革命的到左边来，不革命的滚一边去’。不仅我们认为他是‘左派’，连斯大林也认为他是‘左派’。他说与左派保持联合，不要过早闹翻了，这是国际即斯大林历次给他的指示。”[18]（P338）在革命危急关头，国际对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和形势的判断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影响甚至制约着当时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主流思想。因此，面对蒋、汪的进攻，一致体现了右倾麻痹、一味退让、放弃斗争的态度，最终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二、内在原因
以上主要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二次北伐和危急关头四个方面论述了陈独秀同国际代表们在大革命后期的相互关系及所犯的错误，下面将探讨一下错误所产生的内在原因。
（一） 国际是“老子党”，而早期的中国党是“苦力”，这种地位上的不平等导致了决策上存在着不切实际性，执行上缺乏独立灵活性的弊端。
中国党成立之初，与国际的关系就处于一种不正常的却又是合法的规范之中。这种关系使日后的大革命失败潜伏着隐患。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党有义务遵从和执行国际的各项指示。在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党不可能违背国际的策略方针而另搞一套，这是国际纪律所不允许的。所以，每当国际与中共中央的意见不统一时，最后都是以中国党服从和执行国际的指示统一起来的。
国民革命时期，国际和国际代表对于中国社会及各阶级相互关系的认识不足，在关于如何保持党在国民党中的独立性，争取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如何发展党独立的武装以及进行土地革命等重大问题上，是存在着错误的。这些错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形成，应该说是有直接关系的。
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阶级力量对比悬殊造成的，陈独秀本人有右倾错误，但“万方有罪予一人”是不公平的，陈独秀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国际来承担，“如果当时不是陈独秀担任党的总书记，或者没有陈独秀的错误，大革命的失败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19]（P37），而且恰恰是陈独秀对当时国际“老子党”式的瞎指挥，对当时群众运动中确实存在着的乱打乱杀的严重“左”倾错误等都进行了抵制和反对，这是有很大功绩的。不过，他的抗争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应当对其加以肯定。
（二） 大革命后期，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为了维护统一战线，实现北伐胜利，殚精竭虑，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又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最终没有能够挽救濒于失败的革命。
国际代表们的策略有两大致命伤：一是倚重国民党、轻视党；二是代表们策略之间的相互矛盾。这两大致命伤不是哪个代表才疏学浅所致，而是反映了国际的自身困惑。[20]（P89）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革命进入紧急时期，全国政治局势由南北政府对峙变成武汉、南京、北京三足鼎立。面对新的形势，中共党人应采取何种斗争策略？在这个问题上，国际和苏联派驻中国指导大革命的代表鲍罗廷和罗易之间的主张发生了很大分歧，为此展开了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直接影响了中共中央当时的革命策略，从而对大革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鲍罗廷与罗易的分歧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是对第二次北伐、土地革命和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上。
早在1926年底国际召开的七次全会上，就曾作出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其中心思想是既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又要保住统一战线。
“保全统一战线与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并举，国际给中共出了一道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难题。”[21]（P189）
国际的难题首先难住了派往中国的代表们。鲍罗廷为保全统一战线不得不放弃土地革命。鲍罗廷的主张是：要倒蒋就要把国民党左派留在统一战线里，而要留住国民党左派就不能马上开展土地革命。鲍罗廷的用心良苦。
1927年初来华的罗易却力主两全其美。罗易批评鲍罗廷的主张“立即北伐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在某些军事领导人的压力之下将转身逃跑，抛弃群众这等于背叛农民，背叛上海、广州和武汉的无产阶级，背叛那些经受苦难、牺牲自己去获得胜利、引导革命走向最后胜利的群众。”“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就意味着我们在整个战线放弃自己的阵地。”[22]（P235）
罗易的论述是有道理的，但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执行办法。蔡和森对此有这样的评价：“罗易同志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贵的，只可惜没有出办法，每次开会都象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以我看来，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罗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23]（P135）
罗易的主张虽正确但没有实施办法而遭到鲍罗廷和中共党人的反对，从而陷入绝望的境地。罗易赴华执行监督一个充满矛盾的决议，且赋予他“很小的权力”，使他“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上。”[24]（P58）这是国际的政策给罗易带来的悲剧。
代表们的窘迫也就是国际的窘迫。但同时，国际的指示是矛盾的，但有时权威的。
大革命紧急时期，鲍、罗之间在中国革命策略问题上的争论，从本质上讲是国际对华政策本身所含矛盾导致的必然结果。罗易、鲍罗廷的主张谁也没有违背国际的总路线，是在国际制定的总的格局内进行的。鲍罗廷为维护国际要求的统一战线，是不惜代价的；罗易为完成他的赴华使命，在呼吁中共推行土地革命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的。他们回到莫斯科后，罗易曾要求与斯大林见面而遭拒绝，甚至险些丢了生命；鲍罗廷则被看作“是一个被打败者回到莫斯科的”[25]（P269），而受到嘲弄。
鲍、罗“悲剧”发生的原因，在于“国际试图在离开中国数千里的地方，制定政策指导象中国这样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国家的革命，这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冒险。”[26]（P54）何况是在大革命时期，时局瞬息万变，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和时间的不允许，他们不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去研究中国的国情。国际由他的驻华代表那儿得到的也只是些充满矛盾和令人迷惑的报告，而依据这些报告所制定的政策，有时还未下达，情况又急剧的变化了。这些指示有时含混不清甚或相互矛盾，就不足为怪了。中共党人“勉勉强强地跟在事变后面跑”[27]（P513），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了。
罗易是国际首席代表，但他并不是国际派驻中国的最重要代表；鲍罗廷不是国际派驻中国的首席代表，但他比罗易更能代表国际和苏联。以陈独秀代表的中共中央不能不考虑两个国际代表的主张，于是动摇于鲍、罗之间而又倾向于鲍罗廷。这一政策就是对武汉政府充满幻想和追随武汉政府压制农民革命。在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表现为动摇，表现为追随主张取消土地革命、向国民党让步的鲍罗廷，丧失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最后时机。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不仅没有集中革命力量，反而瓦解了革命，最终导致“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
（三）作为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自身具有过浓的文人气质，缺乏必要的复杂政治斗争的经验，同时他主观上存在着“二次革命论”的错误思想，并且客观上受时代、环境的影响。以上因素致使他在大革命中犯下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在陈独秀身上，较多的暴露了文人与政治家的矛盾。他的身上色彩太单一，当他的角色位置发生变化后，他的主观情绪、言行举止却不能立即转变过来。他以思想启蒙者的身份从事政治领袖工作，这注定了他非失败不可。”[28]（P192）
陈独秀也缺乏一种政治家的韬略和胆识：在执行国际指示中打点折扣而不让其察觉，在支持党内同志的某些强硬做法时而不在国民党面前流露出半点声色。可惜，陈独秀没有这样做，也不会这样做。
就陈独秀的个性而言，他性格倔强，清高自负，还略带一点封建家长的习气。不过，他有是一位心地纯洁、表里如一、学究气很浓的人。他不善于耍权术。在党内，他虽年长，曾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叱咤风云的战将，但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他却是一位幼稚的孩童。
陈独秀对大革命的失败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单责任主要不得于他“幼稚的理论”，而在于他“幼稚的斗争策略”或“幼稚的领导艺术”。
陈独秀既是一位给人以雷电般刺激的思想启蒙者，又是一位被历史推向前台的政治家；既是一位冲锋陷阵的勇猛斗士，又是一个政党的领袖。复杂的中国社会赋予他以复杂的使命。作为前者，他的才华得以充分表现，成为耀人眼目的明星；作为后者，他常常力不从心，勉为其难。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选择了他，很快又抛弃了他。如果在正常的社会机制里，这本属正常，然而他却生活在那个不正常的时代，因而他的结局就带有更浓的悲剧色彩。
从个人角度来看，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思想是其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革命的失败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是当今史学界所公认的。
构成陈独秀这一错误思想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既有他本人的因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从主观上说，“陈独秀在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还保留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带有旧知识分子的气味和封建家长制的作风，从而产生了或多或少轻视人民群众巨大作用的思想，特别是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年轻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29]（P329）中国党成立后，陈独秀的旧民主主义观点没有适应新民主主义的客观现实而改变，从而导致了他对中国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由此得出了中国革命前途的错误结论。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对他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而陈独秀在这方面做得却不够，终于使他的错误思想不断恶化，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从客观上讲，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党成立时间不长，党的理论水平还不高，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免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成功道路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幼稚不足，不可避免地出现错误的认识。二是受国际的影响。在前面我已提到过，由于中国党与国际之间是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国际及其代表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中国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受国际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国际的一些错误思想在他身上体现得最集中。陈独秀是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他在对国民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等方面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乃至有错误的，但正是由于他对革命的认识接近并受影响与国际的错误，才发展成右倾错误，在党内形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我们说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形成与国际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
总之，通过剖析陈独秀和国际代表们在大革命后期对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统一战线及二次北伐等问题上的具体主张、做法，探讨出现一系列失误的内在原因，我们不难认识到：在大革命后期，中国党尚处于幼年阶段，国际对中国党的指导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国际代表们在许多问题上的决策往往都受到国际权威的指导和制约。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它向中国派去的顾问代表们是其政策方针的直接执行者。因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居领导地位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他错误路线的形成、执行，与国际代表们在华的活动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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