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宸先生热情地肯定了世界主义，他有时把国家主义看作与世界主义一样美好。这时他心目中的国家主义乃是爱国主义。他把爱国主义意义上的国家主义当作是对世界主义的补充和内在含义。但他更对国家主义采取批评的立场，把国家主义同法西斯主义视同一体。[1]当他肯定国家的作用时，在他，爱国是爱世界的初步和过渡，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不对立。我们今天须知，使人民只知有己国，不知有外国，有世界，闭关自守，是顶有害的。赵先生借天国来弱化民族隔离，这与世俗哲学世界主义淡化民族概念异曲同工。

 

基督教会与世俗国家的关系问题是一个老问题。教会与国家各有其目标：教会要向万民传福音，在普世实现救恩。国家寻求国民现世福利，更有一些国家谋求君王统治者的一人一家之私利，把国家机器视为压迫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教会绝不可俯就国家。凯撒的当归凯撒，基督的当归基督，这是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教会并不以爱国为最高最远目标，反以世界人类为最高目标。教会因而常常为主受迫害。在一种专制制度下，教会若不受迫害，反倒说明她同邪恶合流。更重要的是，这个世界的国家政体是临时性的，而且是不完善的。教会应当与国家有一种张力关系。“梵二会议”认为教会应当与国家合作，为人民利益而奋斗，但又认为教会是人类超越性的标志和监护者，不应与政府混为一谈。教会与国家各自独立，教会不应从政府获得特权。教会的理想是世界主义，国家的理想是爱国主义。按赵紫宸先生的意见，耶稣主张超国家主义。超国家，不是无国家，而是使一切国家得有其共同的事业、友谊的关系和统一的标准。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当今世界统一的幅度远大于始皇帝。但世界主义不同于用武力统一天下，不是要建立王朝。谭嗣同先生在《仁学》中说：“耶稣之天国，平视万国，皆其国，皆其民；质言之，无国也可也。立一法，不唯利于本国，必无损于各国，使皆有国。创一教，不唯可以行于本国，必合万国之公理，使智愚皆可授法。”赵先生故而受启发反对绝对国家主义。他主张万族一本，天下一家，中外东西，联合一致。[2]基督教信奉的上帝是万王之王，万君之君。国家如果有意义，那就是要促进世界大同，由个人而社会，而国家，而世界。国家是工具，是桥梁。

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人类同种同源。这乃是世界主义的基本出发点。这一思想非常珍贵，可今日仍有不少华人持守“炎黄子孙”的狭隘观念。不少人仍拒绝人类共同起源说。他们拒绝基因学说和其他科学人类学。中国人之“严夷夏之防”、“华夷不两立”的观念很炽。赵紫宸先生喜欢做穷根究底的探索：他不停地问“为什么”。[3] “上帝为什么要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因为上帝是爱。”人本有上帝形象，这是全人类合一观念的依据。这同狭隘的“炎黄子孙”说，同“血脉同宗”说，同“一个李字掰不开”说，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说，同每年一次的祭扫黄帝陵、同到山西洪洞大槐树下寻根祭祖不同。中国有夏商周断代工程这类腐败的学术，据说还会有尧舜禹断代工程，三皇五帝都会有年谱——伪科学与狭隘民族主义一同上演。

按《圣经》观点，人类若以上帝为父，人类即为兄弟，平等而且自由，谁也不得奴役、压迫、专政、剥削谁，谁也不应该做“代表”让他人拥戴。世界无核心。有之，也只能是以个人为中心。基督教初期的主义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一种原始的世界主义观念。赵紫宸先生据此认为，“人既是基督的门徒，教会的分子，又是国家的国民，社会的分子，世界的公民”。基督教就处在这种两难之中。[4]但是，他又认为，“国家的法令若不合上帝的旨意，则不从。只从上帝的命令。上帝的命令，而不是国家的命令，才是最高的命令。”[5]即使对国家命令，他也倾向于民主制度，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人民有微小选择权。我认为，在极权、全权政府组织下，政府的命令是无上命令，国民只有顺从，不能违抗。然而反抗是人民的权利呀！天地是上帝的天地，宇宙是天父的宇宙，天下为公，是顶自然的事。[6]集权力、荣誉、功劳于一人的时代应当过去。

赵紫宸先生认为，伦理上的至善（supreme good）包括：“向全世界人类全体看，造成和平，建立天国，以表彰上帝圣爱良善的公义，以至于人人得成人，得建人格，得享幸福，得有永生，得为天国的分子，是善，也是至善”。[7]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下面同归于一。”（所一9：10）这至善就是天国。

世界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基督教的人人亲爱。爱是出发点，爱也是归宿。赵先生对此有专门论述：“上帝是爱”。世界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上帝之爱：“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翰一4：19）“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便是谎言，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 （翰一4：20）康德认为：“你应当，所以你能”。然而实情是，人却“不能”，所以上帝谦卑下凡，亲自来救人。逻辑上，人应当有道德，然而事实是，人却没有道德。人要为善，须有力量。人无力量，上帝乃赐予之。[8]赵紫宸先生认为，从基督教的观点看，一个充满爱的世界主义的世界，应当由上帝保证。但我们须知，爱人助人，决不同于中国皇帝的怀柔远人和解放2/3世界人民。

在赵先生那里，基督教的世界主义是反对争权夺利的，是反对功利主义的。这当然不同于儒家“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我们不应当一概反对功利。基督教不是单纯反功利主义。但按赵先生的意思，基督教的伦理是救世界，不是使世界争权夺利。基督教也反对享乐主义，这是她的世界主义题中之义。

一种世界主义的观念，对中国文化的固有弊端应当有所排斥、杆格和批评。世界主义是对本族中心论的否弃。世界主义思想若不挑战民族主义，便不能成功运行。而且，世界主义必然同各民族原有的迷信、人身依附、落后成对立之势。这是必然的，而不是或然的。基督教若不挑战民族本位文化，便是失察、失职、失业、失语、失范、失败。50年代后，基督教在中国变成自闭自封自大的民族教会，“中国化”成了拒外的理由，但“五四”以后的教会却抨击过中国的腐败。赵先生就是如此之人：“然而中国已经毁灭了中心的信仰，是中心腐化，意志薄弱的，前途不可预期，目前只是难产的剧痛。”[9]比如讲民主，他说中国应当既有经济民主，也要有政治民主。有人说，中国人主张天下为公，四海一家。然而赵先生认为，这种道理部分已经不存在了。中国近代文化偏重于守旧、守成，缺乏维新的活力。赵先生敢于批评中国文化，乃是从世界眼光来看中国。他说：“在今日，中国绝对没有民主”。[10]他欢呼“中国文化现在正在剧变中”。我认为我们应当和赵先生一样，促进和欢迎中国的剧变。我们难道不是正处在一日二十年的时代吗？人权入宪，乃表明一种旧思维方式的终结。

赵先生从基督教世界主义出发，批评中国文化“看不见历史上还有超历史的基督，也不曾梦想到、盼望到上帝从世界之外的来临，因为中国文化只知道你与我，以及这现象的世界。国人不容易信基督。”[11]我认为，要推广基督教，就必须否弃中国道德文章。“中华基督教”、“汉语基督教”，乃是想造成大杂烩。赵先生认为，固有的中国文化绝不会在自己之外盼望基督的来临。中国人或能了解佛教，但不能真切了解基督。我以为赵先生这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之缺乏世界主义的原因。

赵先生认为，基督教是由超世界进入世界，要用超世界的生命力拯救现世界。上帝是父，人类是兄弟。这是世界主义的基本概念。他说：“从广义方面说，基督教无国界，无种族界，凡是遵行上帝旨意的，都是弟兄姊妹。论性情志向，则同国之人，或者气味不相投（同国之人，可能枪炮相向——本文作者）。异族的人，反而志同而道合（比如国际人权干预，又比如外国人到山西贫困山区送书、送医，中国的“公仆”却在城里享福——作者）……人之所需，万人供之，自不宜有人与人之间交与的阻碍。说本质则天下之人，虽有形貌上的不同，风俗习惯上的殊别，历史背景的差异，而在要求、愿望、喜惧、爱恶、理智、情性等等上，莫不相同。”[12]人类同祖同源，这是世界主义的根据。人类同祖同源的根源又是上帝。他看到世界缩小，人群多接，伦理范围自然要扩大到世界人类。上帝为父，人类都是兄弟的伦理，自是人类必需的理想，必需的伦理。

赵先生认为，人不是工具，人是目的。换言之，从世界主义看，人人平等，不能把人看作螺丝钉、千里马和驯服工具。我认为，只有世界主义才不以人为工具。种族爱国主义肯定会以人为草芥、蔽屣。

他从世界主义出发，主张限制主权，这可以说是世界主义的题中之义。基督教是超世界进入现世界，是世人求超越而与上帝直接联系。“世界上的国家民族须要放弃他们各自争执的绝对主权，与他国他族，尤其是弱小国家，弱小民族，连合为一，求取互相协作，彼此交融的真正正义的和平。”[13]各国之内，政府要解放民众。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主权无限，反对国际舆论的谴责与国际干预，乃是小农意识，是过时的思维方式。没有不透风的墙，也没有不受外力监察、批评的内政。作茧自缚式的家庭内政一去不复返（中国素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今日则有包庇情事）。

在论到教育时，他说：“人们只知道统制教育（垄断教育——引者注），袭取教育，造成盲瞽的人民（愚民政策——引者注），使作一政一党的工具。”他认为，“这是国家的祸患，不是人民的幸福”。在许多地方，思想已经成为机械。他反对政府欺蒙人民，提倡政府保护人民，发扬民主，由国内延伸到国际。

他认为应当建立亲睦和平，协作互惠和民族间的交融，要建立民族间的相敬相羡的了解，要注意国际公意的仲裁（不应把国外舆论对一国人权的批评当作敌对，这种批评常常能促进国内进步：虚心使人进步嘛！——本文作者），坚持互订同签的条约，作为国家正谊公道的后援与指导。换言之，国际公约，不独约束一国政府在国际上的行为，也约束一国政府在对待内部人民时的行为：“基督教正是要天国临到人间，自然希望国家绝对主权的破灭和世界新秩序的建立。”[14]

世界新秩序断不容纳国家政府的绝对无上的主权，似乎对内可以任意欺压人民，发动战争。拿着武器，对人民说，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提倡“舆论一律”，让人民如同小媳妇一样怕挨打，乃是专制和自私。这就要求国外干预，如同一个家庭的暴力需要外部干预。国外干预从来是一国进步必不可少的因素。没有国际限制的无限主权，乃是腐败的权力。“万国之上，必有一个比从前的国际联盟更完备的组织，以为仲裁、调剂、监察、统治国际关系的机关。”[15]海岳开通，将各国自闭自守的可能性打破，使人们急待一个公正和平新秩序。封建时代，父杖子，夫殴妻，族长私设公堂，乃天经地义。这一切现而今都算违反国际法。

基督教祈盼的天国概念，乃是世界主义在人间的实现。赵先生云：基督给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衣被我，我有疾病，你们看护我……这些事，你们作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我常想，一国之人权，一国人民之生存状况，往往要以该国囚犯、流浪者、下层人民的生存状况为转移。我们长期忽视无权者、乞讨者的地位，以为对犯人应当专政，只许规规矩矩，其后果是国家主席也沦为阶下囚。“最小的兄弟”——我们的关注之所在。有人认为，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已有保障，是因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中有宗教徒。但那些家庭聚会者，教堂外的信众的信仰自由就不该得到保障吗？

基督教的世界主义认为，我与他人，浑然一体，这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相比是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是“超世界的世界”。[16]在天国里，上帝是父，众人是兄弟。“我们恳求你在各国各族之中，呼召你的先知，出来广传你天国的福音……惟愿你的慈爱除灭了世上的恐怖与冤仇，贪凶与争战”。[17]世界主义因而提倡博爱。中国学者批评自由、平等、博爱很有些经验。世界主义的天国与地上之国不同处在于，世界注重的是操权，天国注重的是服事。这是基督教世界主义同世俗极权主义的不同。在未来世界主义的世界中，镇压、压迫、不受限制的权势，以及自命不凡的集权，将不复存在。这从《圣经》有关天国的教训中可以看出：外邦人有君王治理，有大臣操权，而在耶稣的门徒中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20：25-28）后来的“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勤务员”，“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小小老百姓”，“公仆”，“三个代表”，大概源于此？然而不及于此。

人间有国、有家、有种族区分，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但按赵先生的意见，人心常向着超乎此种限制的精神境界发展，[18]此即世界主义精神。事实界，有区分，有歧视，而在价值界，则没有此种区分。“上帝子女所有的团契，惟以爱为法律，以耶稣为导师——那就是天国”。[19]以人为人，不问种族的差异。人间有残杀，须建一不残杀的人间。这世界，充满了残缺纷争，而在天国里，却是悲天悯人。世界不合理，故要有一个合理的世界。按基督教的看法，“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永无穷尽。阿门。”（主祷文）

赵紫宸先生认为，上帝的命令是普遍的法律，各国均得遵守，没有什么主权国家的利益与权势可以凌驾于上帝命令之上。上帝的命令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道德命令。人的命令因而是低一等的。他期望“国与国早早脱离凶险”，“全能的上帝，你是世界万族的父亲……恳求你救儿女脱离战争的凶恶。”[20]可见，赵紫宸先生虽不是和平主义者，但向往和平。他主张，不仅国与国之间，而且一国之内，解决一切纠纷，都应当使用和平手段。岂有在国际上反战而在国内分歧上开战之理？谭嗣同认为，无国则畛域化（化除，消除），战争息，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这里，消除国家界限是十分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谭嗣同的君主废，贵贱平，公理明，贫富均，视其家，逆旅也，视其人，同胞也。[21]如今欧洲人出国如出门，十分容易，国界将不会重要。他引用谭嗣同的话来说明和平与世界一家的理想。他反对国家主义，认为国际形势险恶，国家主义的压制，使人向往世界和平。他希望豺狼与绵羊同居，虎豹与牛犊同卧。[22] “昔有国家，各凭武力，彼此争夺，那就是强权胜，公理败”。这里包含了废除国家的理想。谋私利者常假国家之名以逞。他认为，强国与弱国之分乃起源于人类分裂为国家。国家是人设立的，亦将由人而废除。他不是国家至上论者。他不是先国家，后个人。

“全能的上帝，你是世界万族的父亲，我们用至谦卑的心向你呼吁，恳求你救你的儿女脱离战争的凶恶，领天下国家走和平的道路……一切弟兄联络团结，成为一个社会”。[23]赵先生对国际性组织、国际联盟非常推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一样，是政府间组织。我认为还应当有更高的组织，此即各国民间的跨国组织和世界公民代表大会，在世界上发挥超出联合国的作用。这应当是理想。世界公民代表大会应当高于由各国政府代表参加的联合国大会，民众有权控告本国政府。我以为还应当有世界民间人权大会，有世界议会——有别于政府代表组成的联合国。

梁启超先生说：“我们须知世界大同为期尚早……我们是要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我们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不能知有国家而不知有世界”。[24]赵先生引用梁先生的话以反对国家主义。他认为国家主义与法西斯一样，把世界推向了忧患恐怖的氛围。国家主义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借武力谋求统一。他认为梁先生的世界主义被人忘记，但人类不应当忘记这理想。

《圣经》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本，指血脉），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徒17：26-31）赵紫宸先生引用梁启超的话表达他的美意：“我们向来不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我们中国人所崇尚的，一面是个人主义，一面是世界主义，中间却不认得有什么国家主义” （我认为赵先生的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因为我们中国人最讲国家）。[25]宇宙唯一，世界唯一，人类唯一，这说明它们有着根本统一性。国家当然不是人类最高团体，[26]国家之外还有别的国家。他说，如果一国自认为有绝对尊严，绝对威权，那么世界就会有纷争、悲剧、冲突，人类的命运取决于天下一家的观念的实现。

赵先生说，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很薄弱，种族观念不强烈，也可以说这是因为大同世界天下一家观念作怪。[27]不过，我认为，中国人的国家观念与种族观念太强烈了，这大大危害了人民和个人权利。但他关于中国人被“绝对国家主义”的国家欺凌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国家观念太强，个人观念薄弱，个人不知应负的责任，每一个人无足轻重，故自暴自弃。我以为这是中国社会太过集中造成的个人责任意识淡薄。他提倡由万族一本、天下一家的基督教使各宗教联合在一起，擎起耶稣的理想来。

这世界越来越小，国与国变成了一个社会，谁也不能独立自存。国家独立这一理想其实很难真正实现。一国不能脱离世界而独立存在，独往独来。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在这个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成了一个个人，也应当忏悔其罪恶。他期望“世界主义国家”的实现。[28]这个思想乃基督教的精魂。他批评国家主义：“个人只能知有国，不能知有个人。这样，立国的真意义便都失掉了。”[29]只有在世界主义和天下为公的基础上，个人才能有自由，有人格，有人权。凡国家主义炽盛的地方，个人往往缺乏自由。国家——个人发展的桎梏！国家——束缚自由的枷锁！国家——正在逐渐过时的劳什子！

赵紫宸先生引用G.C.Bingon的话，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打破了犹太人与外邦人，奴隶与自由人，希腊人与化外人的界限。他期待打破各国中间的阻隔，使一切种族观念破除净尽，促成互相尊重的国际生活。[30]只有热衷于权势的人才煽动排外民族主义情绪。只有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才宣传在卫星上可以看到中国长城。

赵紫宸先生说：“人在不讲理性的时期，茫茫然尊己而抑人，自称为开化的天民（如“中华”——引者），称他族为化外的蛮夷。一说蛮夷，便生轻蔑心，一生轻蔑心，便容易产生侮辱心，一生侮辱心，便容易时时因交触，因独私，因攘掠的欲念而启杀人心。”[31]基督教提倡上帝爱一切人，有限的道德生活一变而为无限的道德生活。

赵先生有时自相矛盾地说国家主义与超国家主义可并行不悖。他又说耶稣是爱国的，保存祖国的国粹，发扬祖国的国魂。他说这是伟大正直的国家主义。我对此论颇不以为然，并认为这与赵先生其他论述相矛盾，而且与基督教信仰不一致。说耶稣是爱国的，不过我要问，他的国是什么国。耶稣的国不在这世界上，正如赵先生说他的父是天父一样，他的国也在天上。耶稣不是爱国义士，不是起义领袖，他反对犹太人狭隘民族主义与爱“国”情绪。保罗把生于亚洲的基督教传到西欧，使之成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足见欧洲人并不把基督教视为外来宗教，也不排除保罗而另倡“自传”。赵先生那样热切地把耶稣说成爱国义士，有些无根据。赵先生说：“爱国的人不但能了解自己国的历史，尽力为祖国的目标，使软弱萎顿，愚陋恶劣的祖国，可有美丽快乐的将来”。[32]不过我认为，一个顽劣的国家，它的灭亡乃是它新生的前提，我们应当加速它的灭亡，而不是维持不死不活的恶劣的生命。国家有时又是政府的别名，像卢旺达大屠杀政府，国际干预废除之，良有宜也。我们今天知道，联军解放伊拉克，乃是促成萨达姆政权的完结，这很好。我们可以认为，赵先生反对狭隘的法西斯式的国家主义，赞成自己抗争的国家主义。他的国家主义，不是盲目崇奉国家的一切作为。这一点，赵先生又表达得很好：“爱国之人，莫不知道现在的祖国有不可爱的地方，须要创一理想之国为将来的祖国，因此爱国的意识是爱将来的国，是在永存的现在中，刻意努力辅助同胞，开同胞的知识，进同胞的人格，以达到将来的乐国。”[33]这是指爱未曾出世的同胞，爱百年后的文化。

赵先生的论述可谓深刻，远见。但我希望不要简单地称耶稣为爱国，因这会引起误解。他认为，耶稣的国家主义乃推己国及人国。所以他的国家主义同法西斯一党的狭隘国家主义不同，是正直的国家主义。他说：“然而国家的主权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因为国家之外，尚有他国，操有同样的主权。绝对主权说是欧洲国家主义的凶器，既已妨碍他国，复屡自害其国。提倡国家主义的人，若尤而效之，以为一国对于他国绝对的不负道德上的责任，那么这等人是要毁灭国家的人格。……人必须处于人群之中，国必须列于诸国之间”。[34]他提倡限制主权，这想法很好！可是他又说，“国家主义并非是‘非国际主义’，乃是与国际主义并行的主义”。这理解就有些自相矛盾了。他竟说：国家主义不可无，国际主义也不可无。[35]然而，赵先生毕竟是基督徒。他说：人格日益扩大，始则爱一家，人格与一家等大；继而爱一乡，人格与一乡等大；继而爱一国，人格与一国等大；终而爱一世界、一宇宙、一上帝。人格就与一世界、一宇宙等大。总之，爱的范围越广，人格越伟大。[36]

赵紫宸先生认为，把基督教看成帝国主义的工具，“实在有不能持平的地方”。因而他认为，宗教是不分国界的。世界的教会，不分种族国界，而有共同的团契。他又认为，“本色教会”是中国基督徒所创造的制度，因为中国自昔并没有基督教会。他坦言：“我们的教是世界教，此教的精神是世界精神。”[37]赵紫宸先生认为，基督教是“独脱空间实际国族种界的范围而流行无极”，“是超国家主义”。赵紫宸还说：“我们的教是世界教，此教的精神是世界精神。”[38]

西方逻辑与哲学的彻底性，不仅慎终追远，而且达致终极——在伦理上就是由一人一家达到世界主义。这才是赵先生的本意。他对同胞主义也是有时赞扬，有时批评。[39]赵先生专门有一章论述“基督教与国家主义”（《基督教哲学》）说，要有国家观念，也要有世界观念，要有国民生活，也要有世界公民的生活。我认为，赵先生的本意即是从国家开始，达到世界主义结论。生活顺序：先国家，后世界。逻辑顺序，先世界，后国家。他认为，这两种观念与生活，互相渗透，所以，我们断不可因其提倡爱国而欢呼雀跃反对世界主义，也不可因他提倡爱国而嫉恨他。我们不可无族人的友谊，也不可无国际的友谊。总之，他不反对世界主义。他提倡国家主义，但又认为国家主权也得依道德法则行事。“国家必修德而行，也要尊重他国主权”。他心目中的国家主义，有时竟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40]这使我想起极端民族主义者常常挂在口头上的“文化侵略”、“教育侵略”、“宗教主权”等。赵先生反对面临西方精神时国人所谓“文化侵略”、“精神侵略”之说。他说，文化是不能侵略的，精神是不受侵略的，放心罢！[41]如果文化竟然能侵略，那我们欢迎这种侵略，犹如我们欢迎“科学侵略”、“民主侵略”一样。

基督教的世界主义在“外邦使徒”圣保罗那里表现得更为彻底。在《圣保罗传》中，赵先生分析了基督教诞生时的哲学背景。“天地一理，人类一性”，这有民胞物与的观念。这种思想成了罗马帝国广大的人群宇宙论（世界主义——本文引者注）。“人类为一体，万有为一家，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舟车所至，人力所通，都是我所存之地……天下人均是弟兄。”[42]

赵紫宸先生称保罗是做了“背国的叛徒”，称他是“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里云。”赵紫宸先生把保罗的世界主义放在当时大环境下分析：斯多葛派认为天地一理，人类一性，民胞物与，与大同主义毫无二致。似乎法利赛人是当时的爱国者。[43]

赵紫宸先生提倡的世界主义有时指地上的世界大家庭，有时指天国。但无论如何，这都同华夏民族主义对立。他和鲁迅先生一样以敏锐的眼光审视华夏文化的顽劣。他说：“今日的中国，是罪恶滔天的中国”。这与“河殇”、“城殇”、“国殇”、“华殇”有相近之处。他引罗素的话说中国人有 “贪婪、懦弱、残忍”三恶德。[44]例如美国世贸中心被炸，中国女大学生欢呼雀跃，便是明证。他批评中国文化说：耶稣不讲“五伦”，仅讲“一伦”，即朋友之伦。夫妇、父子、君臣，皆朋友也。[45]他认为耶稣因此是超抵抗主义者，而不是不抵抗主义者。世界主义讲一伦——人人皆朋友，故是“超抵抗主义”。他借朋友的话说：“天国之内，包藏万民，在宗教方面有纷纭复沓的宗教，有杂陈乱列的公会。在思想方面，有千变万态的哲学，有殊途同归的科学。在天国方面，又有黄白红黑的民族，有东西南北的人民。”但他又认为，“在天国范围之内，尽可冲突，尽可纷争，但其特点，乃在于相争而兼容，相异而相和，相矛盾而相保护……”[46]我极欣赏这种哲学。由此我认为教派林立，和而不同，百家争春，甚好。中国教会自50年代一元化后，宗派消除，鸦雀无声，党同伐异，难容异己，这是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不符合当今多元共处并存文化。

赵紫宸先生在谈到耶稣时，曾讲过耶稣的爱国主义即“爱犹太国”的主义。但在《圣保罗传》中，这种爱国主义就不见了。保罗是基督教的缔造者，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是他创立了“因信称义”，废除了割礼和律法称义。“主的福音借着圣保罗传遍了罗马的天下，主的教会借圣保罗冲破了耶路撒冷的局部的民族的范围而成为世界人类大统一的心灵结合。[47]据圣保罗，我们时代，宇宙万汇，一切群生，都要得救。鹤鸣九臬，声闻于天，圣保罗心忧天下，放眼世界。“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由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三：28）

保罗认为，刻苦修行，虚文仪节，规条律戒，是迷障，极危险。保罗那时就反对“礼仪”。原始基督教会中“礼仪之争”的结果是保罗派胜，旧礼仪败。但在基督之后2000多年的中国，旧礼仪却打败了基督教。旧礼仪仗着国家主权论横行无忌。连基督教会信徒也主张恪守向皇帝下跪的旧礼仪，向“天子”祭拜。中国人死守祭天拜祖的礼仪，如犹太人守旧割礼，过旧节日一样。这为世界主义的基督教所克胜。

自保罗以后，各地教会皆是一个教会。民族教会，地方分立，乃是对基督教真义的反叛。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根基，教会的元首。只有在康熙大帝时教会的头才可能是皇帝，他有权威裁断宗教事务。中国教会热衷于由国王、政府包办教会信仰。中国现今教会崇奉“三个代表”，似乎教会代表“先进阶级”，又似乎教会应由“三个代表”来统帅。但从教会观点看，肢体虽多，却是一个教会。中国教会无论如何首先应该是基督的教会，这从保罗时就如此。教会是一个世界的圣徒之家，是上帝之国。[48]基督教是历史宗教，而不是中国的传统自然宗教。自然宗教拜天祭地，实行祖宗崇拜，这是自然经济、自然状态下的原始宗教。基督教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历史哲学因而是基督教的产物。历史哲学借助于上帝在人类历史中的大能，使人类历史合一，使人类有共同本性，自然界纷繁复杂，使中国人的自然主义社会观把人类四分五裂，缺乏统一性。中国有历史学，但没有历史哲学，只有天人合一。历史同自然没有分开。从自然到历史，是一次飞跃。中国基督教会忘记了一个历史的宗教应当同中国的自然力崇拜不同，这与保罗这位有较高修养，又有罗马文化背景的人不同。在“礼仪之争”中反对旧礼教的保罗，当然要受到迫害——差点系狱，差点被中国皇帝或政府驱逐——耶稣因而让他速离耶路撒冷城到外邦去。保罗要撤除犹太人与外邦人的界限，一如后来传教士要抹去中国旧礼仪与西方礼仪的对立——此即废除律法和旧礼仪。上帝是全宇宙的救主，全人类的教主，难道不是中国人的救主吗？

 

以下可删[1894年法国陆军上尉德雷福斯被诬陷为”出卖军事机密”以”叛国罪”论处。一年后真相大白，但军方仍不肯认错，因为“国家尊严和荣誉高于一切”。作家左拉认为，唯有个人尊严才维护国家正义，国家应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尊严和名誉，才能使人感到骄傲和安全。左拉的《我控诉》受到爱国主义者的质询。但左拉愿为受到国家权力侵害的公民喊冤。这一事件昭告世人：人的生命高于国家利益，人的价值胜过一切价值，践踏个体尊严和权利乃是犯罪。国家犯罪是最大犯罪。

我们中国是个物产丰绕的国家，最近又生出一批“愤青”（其实也包括“愤老”）：

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民族意识高涨，但民主意识欠缺，对世界公认的先进国家心存愤恨，一面对现存国际秩序强烈不满，另一面对国内现状熟视无睹。他们把一切国际纠纷极度单纯化为弱肉强食的利益之争。……他们将我国政府务实讲理的外交政策歪曲为软弱无能，以21世纪的义和团自居，声斯力竭地疯狂排外。比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他们大呼抵制外国产品，完全不顾其现实不可行性和本国损失。……在外交上，他们也一味主张对美日等国无端强硬。愤青们善讲毛时代对抗发达国家几十年也没有怎样的谬论，完全无视抗美援朝一战不仅死伤无数，更从此被国际社会孤立三十年，导致国内政治空气长期高压，运动不断，饿死人无数，以致改革开放前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的现实。……他们崇尚暴力，喜欢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灭、杀、奸、核……”等字眼是他们爱用的词汇。

今天，有些人躲在民族主义的装甲车内，借口反对“文化侵略”而提倡“宗教主权”，拒外攘外。这是十分危险的。“撞机”事件和误炸使馆后，中国的民族主义火焰极炽，反美情绪陡增。罗马教廷“封圣”，也使中国教会的民族自闭主义有了根据。然而，我们时代的哲学关注的是世界和平和世界主义。世界是哲学思维的起点、目标、根据和标准。哲学乃是“世界公民”意义上的哲学。哲学是超越一切地域、肤色和语言的。哲学的永恒主题是世界，是超民族的、世界性的。世界哲学以全球为单位。新的世界观的交流使人类具有关于自身统一的、全球性的经验。雅斯贝尔斯称世界哲学是超越地域、民族的世界公民的哲学，是世界交谈。基督教的世界神乃是世界哲学的前提。我们应当捍卫基督教的世界主义，使之免遭民族主义的污染。世界智慧、世界宗教、世界文学、世界信仰、世界民族、世界公民、世界和平、世界价值——我们奋斗的目标和出发点。世界哲学将导致人类的合一，这与世界宗教的作用同理。大而公，圣而公——基督教教会的特色。

当今世界，地球很小。把基督教会当作皇家苑林和私人宅基地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人不得染指内政，外人不得评论自己政制的缺失的时代已永成畴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处侵犯人权，举世皆可指责，这才是今日之大道理。一国之人，乃是世界公民；一国之旅游资源，可供世人享用。我们再把异已的思想、主义、学说拒之门外，恐怕只会引来万国腾笑。今天，一国国内之人权，并不仅仅是政府手中的玩物和自我表彰的东西。我们不应当把外部关于自己国内人权状况的批评视为敌对，反唇相讥，再来一通关于它国人权的白皮书，或再来一部表扬和自我表扬的文件。我们的人权观念长期受到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被公民权利所代替，自然权利意义上的天赋人权被人民权力所代替。如果我们的人权观念与实践有问题，那么，外界的批评就不是坏事，它可以大大促进和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

我们中国的“学者”比工人阶级和政府官员更有“爱国心”。商号酒店牌匾若用繁体书法，便被认为是涉及国家“语言主权”的事。学校课堂上若说外语，就是有关“语言主权”的大事。[49]小孩见面曰“哈罗”，再见说“拜拜”，教师上课讲几句英语，并不涉及国家主权。我不知道中国学者的政治斗争理念怎么这么强烈。汉语大量外来语汇，如“麦当劳”、Email、SARS等名称，也成了“爱国者”捣蛋发难的对象。我不知道，民粹派为何不敢取消学刊论文的英文标题和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