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输入宗教文化制度，进行文化侵略，宁波等五个通商口岸首当其冲。吴锦堂，作为早期海外宁波华商的侨领，不忘故国乡土，在日本发家致富后，积极投入到教育救国的运动中去。他先后在日本、宁波捐资创办华侨学校、锦堂学校等近代新式学校，在捐资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本文就吴锦堂捐资办学的实践，试分析其办学特色、动因及其影响。

    关键词：  近代中国     吴锦堂     办学思想       办学实践 

    Abstract:      In the modern time of China ,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exported western religion and culture institution to China , doing cultural aggression .Some trading ports such as Ningbo encountered it first . As a leader of early Ningbo overseas Chinese , Wujintang set up a overseas Chinese school in Japan and Jintang school in Ningbo , taking part in the movement of rescuing China with education positively , and formed his own features of running a school in the process of investing education . This article is aimed at Wujintang's practice of investing in education to study his features of running a school , the cause of running a school and the effect .

    Key words:    Modern time of China    Wu Jintang    Ideology of running a school    Practice of running a school

    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迫开放，西方列强纷纷在甬开办教会学校，进行文化的侵略。面对这种局面，宁波一批有识之士为谋求育才图强，抵御外来侵略，纷纷捐资创办各类新式学堂。他们为近代宁波的教育事业，特别是近代新式学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在国内最著名的有陈谦夫1、叶澄衷、“海上闻人”虞洽卿、金融巨子秦润卿等人；而在海外，最为积极的应首推旅日华商吴锦堂。                                                   

    吴锦堂，原名吴作镆，1855年11月14日生于慈溪北乡一个宾海小村东山头张家村（今观城镇西房村）。吴锦堂早年家境贫困，后在上海做帮佣，1885年在友人的帮助下东渡日本。因经营有道，资财达百万日元。吴锦堂作为海外宁波商人的侨领，先后在日本和宁波捐资办学，为中国近代教育四处奔走出钱出力。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国职业教育社”在评论中就把吴锦堂列为“办学三贤”之一，与陈嘉庚、聂云台齐名。本文就吴锦堂对中国近代教育作出的贡献，试分析其办学特色及其动因。

    一．吴锦堂捐资办学的历程

    中国国门被迫开放后，资本主义国家在输入商品、资本的同时，也输入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科学文化知识，对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吴锦堂并没有象其他“重利轻义”的商人一样明哲保身，而是积极的投入到兴办近代教育中去。他对近代教育的贡献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00年至1905年，立足于海外，主要投身于海外华侨学校的创办。

    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由于国内的社会政治等原因，大批的宁波人涌往日本。旅日华人受到日本国的歧视，许多华侨子弟不能正常上学。而此时的吴锦堂已经发家致富，有一定的资产。为此，吴锦堂热心公益事业，在日本他为华侨兴办了大量的慈善机构，商务机构和教育机构，而且规模之大在华侨史上也是空前的。1900年，吴锦堂与其他华侨界有识之士慷慨解囊，在神户创办了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后又出资兴办了神阪中华公学2。1905年，吴锦堂亲自就任神户华侨同文学校的副理事长。他对华侨学校给予了莫大的关心，先后尽力十八年，捐款给神户同文学校、中华公学等华侨学校达万元之巨。1914年11月，他就一次性捐资给同文学校一万余元。在吴锦堂的努力下，同文学校成为日本著名的华侨学校，培养出廖承志、林丽蕴等同志，成为中日友好交往的桥梁。

    第二阶段：从1905年至1909年，是其办学重心的转移时期。吴锦堂开始关注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捐资创办近代新式学校。

    1905年，吴锦堂回国扫墓，“慨故里之学校不足”，为启迪民智、发展科学文化，毅然担当起办学大任。至此，吴锦堂开始逐步把办学的重心从海外转移到了国内。1905年，在家乡东山头地方，出资辟地百余亩，开始兴建锦堂学校。学校的主建筑是一幢二层的口字形洋式楼房，朱窗红墙，白灰嵌缝。还在学校外东、西、南三面开凿小河，以引导清流。学校经两年后建成，当时学校教室、操场、食堂、宿舍和浴室等莫不俱全。1908年冬，吴锦堂先生还专门聘请了楼艮为学校校长，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并购买了许多图书设备。1909年5月26日（农历四月八日），举行成立大会，学校正式招生。学校学生总数当时定为360人，第一年招初等生40人，高等生80人。经过几年的发展，锦堂学校已初具规模。

    吴锦堂在创办锦堂学校的同时，不忘资助家乡其他教育事业的发展。1907年，吴锦堂捐款给宁波教育会及宁波旅沪同乡会办学达三千元。宁波旅沪同乡会为家乡创办各项事业中，教育是其着力最多的一项事业，所以吴锦堂虽旅居海外，但还是给予大力的捐助。吴锦堂除捐助给政府、社团办学外，还直接资助其他宁波商人的办学活动。资助效实中学的创办就是其中之一。效实中学由陈谦夫发起创办，提出“合一郡之力，集一郡之才”的方针。吴锦堂得知后，马上解囊捐助，兴建效实校舍。

    第三阶段：从1910年直至逝世，是吴锦堂办学目标的转型期。这一时期他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及时调整所办学校的人才培养规划。

    此时中国社会兴起了实业救国的思潮，且吴锦堂也认识到普通的办学思想，不足以快速地发展当地经济。于是，他及时转变锦堂学校的办学目标。1910年，吴锦堂把锦堂学校改为初等实业学校，添设四年简易科，增收蚕桑科学生128名，并为附近农村办起了短期蚕桑训练班。1911年，锦堂学校改名为锦堂农业中学堂，聘请奉化前清廪贡生江起鲲为监督。设置农本科、蚕本科两个专业，学制为预科两年、本科三年，招收的规模为320名，第一年招四个班共129名。中等农校开办了一年，时值辛亥革命，吴锦堂遂停办农校，从此专办两等小学。在吴锦堂先生造福桑梓、慷慨捐资、热心办学事迹的影响下，全校师生树立了献身教育事业的信念，坚定了勤奋好学的意志，走出了包容，沙孟海等一批又一批人才。

    二．吴锦堂捐资办学的特点

    吴锦堂一生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在其捐资办学的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他自己的办学特色。

    1．人才培养与思想道德教育并重。

    吴锦堂在捐资办学的过程中，不仅要求人才的培养，还重视对学生民族主义的教育、思想道德的培养。吴锦堂在创办同文学校之初，就认为：华侨在日本社会立足，除了要有自己的商业组织，以指导经营，要有自己的慈善机关，以赈济灾民，更重要的，还要办起自己的学校，对华侨子弟进行文化、技术、民族语言和民族精神的教育。3民族主义一直是我国华人艰苦创业的精神支柱，但当时华人创办的许多职业学校重技术性人才的培养，轻民族精神的教育。吴锦堂把民族主义教育同人才培养相结合，这在海外华侨学校中是开首例。

    思想教育和技术教育并重不仅体现在办学目的上，在其所办学校的课程设置上也有鲜明体现。《锦堂国民兼高等小学校改订章程》第三章第十二节学科及科目中明确规定：一，高等之学科目凡十二：一修身、二经学、三国文、四英文、五算术、六历史、七地理、八理科、九图书、十手工、十一歌乐、十二体操。二，国民之学科目凡八：一修身、二经学、三国文、四算术、五图书、六手工、七歌乐、八体操。故不论在高等之学，还是国民之学中，都把修身放在第一的位置。在章程的第十三节的科目程度及教授时间中规定：修身期限为每年必学，内容为道德之要旨。从中可见，吴锦堂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之重视。

    2．创“浙江私立学校之冠”

    当时吴锦堂创办的锦堂学校无论是在规模、设备，还是在师资力量上都为浙江私立学校所罕见，一时名满浙东。浙江巡抚增韫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就把它称为“浙江私立学校之冠”。锦堂学校在建校时，就建房七十一间，教室、操场、食堂、宿舍、浴室、蓄水池一一俱全。到农业中学时，学校规模到达顶点。在宣统三年九月其《慈溪锦堂农业中学堂遵造册报呈请》第九条设备中可见：备堂10间、自修室11间、寝室33间、职教员室18间、食堂6间，还有其它房间67间。学校另有农事实验场、桑园约76亩。

    在学校的办学资金方面也是十分的充足的。在呈请的第七条记录：学校经费所出：海地租息、浙江铁路股息、汉冶萍煤铁厂股息；经常费数目：地租岁约银三千元、铁路股息银一千四百元、厂矿股息银四千元。临时费数目：随时应用由校主捐助无定数。至1911年，吴锦堂为锦堂学校耗银二十万零五千六百余元。规模之大、资金之充足在当时确为罕见。

    在师资力量上锦堂学校也是省内最优秀的。吴锦堂延聘校长、教员，广求贤才，颇重品德学问。所聘人士均不慕荣利，治学严谨，于教学不惜呕心沥血。其间，于慈、姚两邑享有盛名者，不乏其人。若楼琴五先生，德高望重，至今尚深为慈北百姓称颂，被誉为“奠定慈北小学教育典范”。

    3．着眼实业教育，培养农业人才，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如果早期改良派的实业教育思想是近代实业教育思潮的第一阶段，那么从1894年到1904年可算是第二阶段，1904-1917年是第三阶段。4吴锦堂投资近代教育正好赶上实业教育思潮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大批有识之士提出并亲自创办实业学校，如张骞、陶行知、扬贤江。但这一时期办学的重点在培养人民的农工商业的知识能力，很少学校能够与当地的实际相结合，服务于地方经济。

    吴锦堂在办学之初就立志于为三北人民服务，为繁荣当地经济出力。在《慈溪锦堂农业中学堂遵造册报呈请》的第一条规定学校的设学宗旨：本学堂因地利之便，设中等农学。分农蚕两科，……其次，亦足谋生活以自立为宗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各国人口的增长，棉花的价格不断增长，但是由于我国的棉花数量少、质量低，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以至美国的棉花占领了我国市场。5这对于盛产棉花的慈北地区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吴锦堂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从社会实际出发，调整了学校培养人才的规划。1910年，锦堂学校改为初等实业学校，添设四年简易科，增收蚕桑科学生128名，并为附近农村办起了短期蚕桑训练班。

    4．吸收外国文化，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

    在锦堂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吴锦堂特别开设了外国文，包括英语、日文。教授用书也选用日文日语教程和英文勃耳温司，教师是日本关西英语专门学校毕业的优秀人才。

    除要求学生学习外国语言外，吴锦堂还每年选派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以次来达到吸收外国科学文化知识的目的。1912年，吴锦堂从日本致电锦堂学校校长，选派优秀学生两名去日本学习。这样，包容、童玉民成为第一批锦堂学校的留日学生。以后，吴锦堂又派胡感和等人去日。在童玉民的回忆中说：“1912年夏动身复申，随先生之侄启鼎乘轮至神户舞子，见先生，聘日语教师每日授日语。第二年四月经冈山县立学校饭岛校长之介绍考入冈山县立农校……到1919年3月毕业，二人膳宿、旅杂费共日金二千数百圆，皆由先生供给。”6可见，吴锦堂对留学生的关怀和重视。

    5．不以多金为子孙计

    至1911年，吴锦堂在家乡捐资办学达到二十万余银元。在捐献办学的财产处理问题上，吴锦堂表现出了一个爱国华侨的高贵品质。早在锦堂学校建成之时，他就已经作好杜绝后世子孙干预的打算，他规定一切学校的动产不动产永归学校所有，吴氏子孙后世均不得借故干预。清朝驻日神户领事张鸣祥、驻日钦使胡维德的一个文件之中记载：“神户华商吴作镆禀称：职商又因实业学堂，尤为强国富民之根本，现又设立蚕桑一科，招生开办，以便逐渐推广。惟此项学校基地房屋及所捐之地亩铁路股份，均系永远作为锦堂学校基本之资产，虽职商子孙，不得干预。若非奏明立案，恐后来或生交错。”7吴锦堂的这种大公无私，执着教育，爱国、爱民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家乡人民。

    三．吴锦堂捐资办学的原因

    吴锦堂捐资办学、热心近代教育，有着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根源，也有吴锦堂本人的主观因素。通过对其办学动因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吴锦堂的办学思想。总的来说，其办学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

    鸦片战争的炮火使得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开始丧失了独立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外国侵略者接踵而至，侵略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而落后的中国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中连续战败，使得民族危机不断的加深。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定，标志着中国完全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面对这种现实，国人由惊叹技艺不如人，进而认识学问研究不如人。8中国有识之士的救国之路也开始从“言技”到“言教”。十九世纪末，中国社会掀起了教育救国的社会思潮，这使得大批的商人也积极地参与到捐资兴学的行列。

    吴锦堂长期旅居日本，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海外同胞在异国他乡处处受到歧视、排斥，而昏庸无能的满清政府连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尊严都无法保护，华侨就更如离娘的孤儿，深陷在被侮辱和被迫害的深渊之中。9因而，他更加关注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吴锦堂在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也从日本明治维新中领悟到了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他认为“日本富强，全靠教育”。他把教育看成是国家生存、争富强的手段，把它放在与兴修水利同等的位置上来考虑。101905年，他在第一次水利建设会议上就说：“近世列国争强，要在世界上立足，教养二事很重要，国民失养，就无以为生，国民失教，就难以争存。”因此，吴锦堂积极的投入到兴办教育事业中去，希望以此来达到富国强国的目的。

    2．当时的客观形势为吴锦堂兴学创造了条件。

    十九世纪末，在日华商已经成为日本商界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当时，大阪华侨经营日本杂货贸易已占一席之地，且由于大阪华侨贸易商都集中居住在川口一带，所以又有“川口贸易”之称。11但是，此时的华人贸易主要以经营杂货贸易为主，规模小、资金少、技术薄弱，一有“风吹草动”就会濒临破产。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实际上被取消。因而，领事对当地华侨社会的监督管理权开始大幅度受到限制，华侨公产的维持和运营只得靠华侨自己的努力。12特别是1899年，日本高扬国家主义，中国在日本国内的全部居留地被撤废，许多华侨工商业停产歇业。此次变故，反映出原始华侨工商业的一个严重缺陷，不能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营水平，人才缺乏。吴锦堂深深地感到“中国商贾，积习识陋”，缺乏商业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吴锦堂等华商决定创办自己的学校。

    清末教育体制的改革为吴锦堂在国内办学创造了有利条件。甲午中日战争后，教育问题受到空前重视，大力兴办新式学校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被提到议事日程。13政府开始放宽对办学的限制，开始鼓励近代商人投资于教育。1898年光绪发布上谕：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各省督抚按照筹捐数目酌量奏请给奖，其有独立措捐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在清政府颁布的《学务纲要》等条例中明确规定，私立学校学生待遇等同于公立学校学生。政府的这些举措为吴锦堂独资兴办学校创立了条件。

    3．启迪民智，造福桑梓的故乡情结促使他投身近代教育事业。

    “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14这是孙中山先生期望于宁波的语录。从中可见宁波商人在外的实力。宁波商人凭“三把刀子闯天下”，含辛茹苦，依靠宁波人的勤劳和灵活的经营手腕，创造了不凡的业绩，演绎了一部部白手创大业的致富神话。15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的延续，安土重迁思想根深蒂固，落叶归根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宁波商人有报效桑梓、造福故土的传统思想。因而，当他们公成名就时，不忘家乡的建设。

    吴锦堂在日本发家致富后，也同样不忘家乡人民的苦难和家乡的落后。“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他以拳拳赤子之心，热心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慨故里之学校不足，水利不治，毅然引为己任”。吴锦堂在锦堂学校的校规中，明确规定学校所设是为培养桑梓子弟。在其为学校做的《立校兴学》诗云：“吾乡风土闲难开，目击顽童忧自来。最是出钱求买卖，学章和泪向优裁。”此诗鲜明地体现了吴锦堂捐资兴学的目的所在。

    4．吴锦堂的个人经历促使他热心教育事业。

    吴锦堂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人口多（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田亩少（全家只有七、八亩田），生活困苦。所以吴锦堂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他虽然酷爱学习，但不得已在读了两年私塾后就回家从事农业生产。辍学后的他仍渴望学习，不时的跟当过熟师的叔父读书。吴锦堂除早年饱尝失学之苦，在以后的创业中也深切地感受到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这为他致富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吴锦堂热心教育还受到康梁的维新思想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的影响。戊戌变法开始，吴锦堂等华商深受康梁维新思想影响，于是纷纷捐输创办同文学校。维新运动失败后，吴锦堂开始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吴锦堂与孙中山一向交好，孙中山曾赠“热心公益”匾与吴锦堂，吴锦堂还亲自参加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礼。在潜移默化之中，吴锦堂受到孙中山先生思想的影响。

    抱济世热忱，推食解衣，不愧万家生佛；奋海外事业，含辛茹苦，允推当代人豪。”“邻邦友谊，踊跃争先；和平亲睦，脉脉相沿；眷恋国土，胸恼烦焦；同胞贫困，每动怜悯；  浚修湖闸，兼治河川；薄失赈济，巨款抛捐；东山当舍，教育不偏。”这是宁波慈溪人民对吴锦堂先生热心公益，捐资办学的高度评价。吴锦堂先生一生热心教育的事迹永远为家乡人民所铭记。他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将永载史册。

注释：     

1 陈谦夫，宁波慈溪人，（1880-1945），先后创办效实中学、慈湖中学（当时称慈溪县立中学）和龙东、丈亭、念慈等三所小学。

2 1939年，与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合并为神户中华同文学校

3 周乃复、童玉民：《爱国华侨吴锦堂》 慈溪文史资料第一辑

4 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5 周乃复、童玉民：《吴锦堂办学育才三则》，慈溪文史资料第八辑

6 王泰栋：《爱国华侨吴锦堂》，宁波文史资料第二辑

7 宁波文史资料，第二辑，第125页

8 刘桂林：《中国近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9 周乃复、童玉民：《爱国华侨吴锦堂》，慈溪文史资料第一辑

10周乃复、童玉民：《爱国华侨吴锦堂》，慈溪文史资料第一辑

11 陆志谦：《神户宁波帮侨领吴锦堂》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

12 陈来革：《通过中华总商会网络论日本大正时期的阪神华侨与中日关系》中国近代史，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

13 阎广芬：《近代商人捐资兴学的原因及其现实意义》，教育评论2001年第3期

14 1916年8月，孙中山先生在省立第四中学宁波各界欢迎会上的演说词，宁波文史资料，第五辑

15 《宁波帮与宁波大学》，宁波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