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道德，不外人类普遍观念所形成。”1这里，鲁迅说明了道德的普遍性的一面，也就是道德之于人类的共通性的一面。但是道德却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恩格斯则强调道德的历史性，“我们驳斥一切想把任何道德教条当作永恒的、终极的、从此不变的道德规律强加给我们的企图，这种企图的口号是，道德的世界也有凌驾于历史和民族差别之上的不变的原则。”2那么，今天的时代，我们的道德观念几乎在各个层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社会面临的新挑战是青年思想的变化。加入崇尚消费和经济发达国家的行列是要付出代价的：保守的传统社会正在向这样的社会过渡：城市青年更开放、更宽容、想旅游、希望了解其他国家、渴望摆脱传统的禁忌和偏见。”3道德层面的剧变也是多层面的，但对中国人来说，其震动最大，反应最深者，莫过于性观念的变化，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讳谈性的文化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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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期来，对中国人思想道德观念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性观念由保守趋于开放。这从女性的自我展现，性观念的变化；以及婚姻观念的变化等三个角度逐一说明。

　　女体秀

　　先看女性的自我展现。女性之于男性的从属地位（“男尊女卑”）是一个全人类性的文化现象，这在中国尤其如此。这就给女性后天被赋予一种内敛，阴柔，含蓄的品质。然而，西风东渐以来，这种传统的意识在某些方面被突破了，从而引起男性世界的恐慌和嗟叹。徐天啸在其《茜窗泪影》的序言中写：“自欧化东渐以来，一般少年女子……鄙夷其故有之道德，任情纵性，荡检愈规……人心不古，风俗日偷。女界道德之堕落，大有江河之下势”。4这种世道浇漓，人心不古之慨叹真可谓深入骨髓了。到“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女性的形象和风貌从另一知识精英的观察中可窥一斑，1917年，从美归国的蒋梦麟途经上海时看到，“到处可以看到穿着高跟鞋的青年妇女。当你听到人行道上高跟皮鞋的急骤的笃笃声时，你就知道年轻的一代与她们的母亲已不大相同了。过去的羞怯之态已不复存在。”5直到新中国以来，所说的“女人能顶半边天”其实只是将女子的角色男性化而已，只是在外在行动上竭力显示男人能做到的女人其实也可以做到这一事实，然而转型期以来，女性主义的自觉，使得她们能从思想观念深处唤醒女性意识的觉醒。

　　由于女性一直处于被遮罩的状态，她们往往通过某些自我表现来显示自身的存在。正如波伏娃所云：“要阻止没有任何实用目的的精神生活陷入空虚，要面对她难以承受的既定环境去坚持自己的权利，要创造一个她可以获得自己存在（being）的世界，她就必须诉诸于自我表现。”6自我表现成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独立和反抗的一种有效形式，这是对男性中心的一种挑衅和颠覆，这对根深柢固的男性文化中心的中国人来说，其心理影响之深巨，可想而知矣。

　　女性的自我表现（“女体秀”）在信息时代达到一个高潮和极致。以木子美发轫，到竹影青瞳，到流氓燕，到芙蓉姐姐，到程菊花，到红衣教主……她们夸张暧昧的身体展示，大胆直露的内心表白，若无其事的出乖露丑，无所忌惮的哗众取宠，彻底地颠覆人们关于女人的外表和内涵的种种传统印象。把她们与礼教杀人下的祥林嫂，人言可畏中的阮玲玉相比，其相距霄壤。“道德疯子的主要特征是有正常的智力机能，不遵守道德礼仪规范。”7她们在突破固有的道德规范的同时，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里，她们甚至主动向公共推销自己，“众人眼里的芙蓉姐姐肯定不同于影视明星，但这种‘秀’出自己的信心和自我陶醉其实是今天时代的一种极为普遍的心态。不管三七二十一，要让自己在大庭广众之下得到展示，得到‘大众’认可，又得到了网络媒体这种前所未有的开放和互动的媒介的支撑，使得原来只能为少数人看到的自我表演变成了一种异常公共化的行为。”8在不长时间时，高密度出现如此多的“女性秀”宣告了传统女性观念的崩溃。

　　性革命

　　再看性观念的变化。“万恶淫为首”的古训表达了中国人强烈的保守的性态度，“男女授受不亲”的成规显示了中国人对性的一种谨慎的戒防。然而，这一切在转型期都得到彻底的瓦解。“经济在高速发展，私人生活的很多方面摆脱了禁锢，人们对待性的态度发生了剧变。”9这种剧变被有的些学者视为“革命”性质的变化，“中国是不是正在发生一场‘性革命’？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定义何为‘性革命’。如果仅以婚前性行为的发生率及婚前性规范的变化来定义，那么就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10那么，实际情况呢，我们看看定量的数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的调查显示，近70%的中国人有婚前性行为，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数字仅为16%。”11“福建省对200名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92%的受访者认为婚前性行为可以接受。在20项择偶标准当中，是否处女并不在其中。这个结果非同寻常。因为1990年中国社科院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80%的上海居民认为女性的贞节比什么都重要。”12我们再看看定性的例子，这种婚前性行为甚至在很大程度发生在中学生身上，一般来说，暑假是青年人性接触的高峰期，国庆则是流产的高峰期，“（2005年）8月27日，记者来到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医院计生门诊。仅一个上午，这里就接待了100多名前来终止妊娠的女姓，其中一半以上都是20岁左右的女青年，还有一些中学生。”13“真正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也许不是婚前性关系比例的上升，而是婚前的一般肉体接触（拉手、接吻、拥抱和爱抚等）。因为这才是过去完全没有、现在几乎人人都会有的行为；这才是过去完全不允许、现在已经完全允许甚至得到赞许的行为。真正的性规范的变迁在这里发生。这是真正的革命性的变革。”14如果照这种说法，中国人的性观念的确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对同性恋的认识和态度上。我们对同性恋经历了一个从刑事化到精神疾病再到理解的认识过程。1997年底，中国新刑法删除了过去常用于惩处同性恋行为的“流氓罪”和“鸡奸罪”，从而使同性恋行为成功实现非刑事化。2001年4月，中国精神病协会更改了同性恋的定性，将其分为自我认同型和自我不和谐型，并将前者非精神病化。2004年12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央视论坛”播出《同性恋：回避不如正视》节目，以正视的姿态来讨论同性恋。152005年9月，复旦大学开设同性恋研究选修课程，一时爆棚。

　　同时，一些与现行法律或道德所相背离的性行为和性观念也随之而来。建国以来一度绝迹的卖淫行为死灰复燃，种种形式的洗头房，按摩间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城市的大街小巷。“卖淫行为在毛泽东时代遭到严厉而成功的压制，如今再度蓬勃发展。在一些地方，满大街的按摩院和卡拉OK歌厅公然在橱窗中展示‘小姐’的照片。”16这种屡禁不止，不禁又不行的卖淫行为给政府带来了诸多尴尬和难题，而正是这种尴尬状态又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其实既便被视为“性自由”的西方国家，对嫖娼卖淫行为也不是一味坐视不理的。“美国各主要城市正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打击市区嫖娼。例如芝加哥警察将嫖客照片在网上公布，以便让这些好色之徒在家人，朋友和同事面前抬不起头。而洛杉矶两年前就开始了这一做法，并将嫖客的汽车直接没收。”“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和斯托克顿在打击嫖娼方面堪称先锋。这两个城市在1998年就开始推行‘羞耻行动’，现在这一扫黄措施已经闻名全国。该行动首先让嫖妓者在熟人邻里之间臭名昭著：在市区各地包括停车场张贴嫖客照片，然后将嫖客用来前往卖淫场所的汽车没收。”17

　　另一种是主要以性为主的“一夜情”。一项关于“一夜情”的调查显示：“在对‘一夜情’的态度上，超过半数的人（52.8%）选择了‘不赞同，但可以理解’，有42.8%的人觉得这种行为‘符合人性，赞同’，只有4.4%的人‘坚决反对，且不能理解’。”18只有4.4%表示反对，这本身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即绝大多数国人都认同性的生物性一面，而蔑视性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性的一面，。

　　1963年，英国政府委托沃芬顿爵士作了一个《关于同性恋与卖淫问题委员会的沃芬顿报告》，“这个报告影响巨大，地位很高，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深远意义。报告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私人的不道德不应当成为刑事犯罪法制裁的对象。’（Pearsall, p.124）刑法不应承担对每个不道德行为的审理权。”19“在15-24岁的人口之中，72%的人相信这样一种说法：‘国家没有权利干涉任何类型的性行为，只要这种行为是在一致同意的成年人之间发生的’”20很大程度上，以上的开放的性观念，包括正确的和错误的，正是在这种法律的不追究，道德的不自制的观念的掩护下得以迅猛展开的，正确的性观念借此得以普及，同时，错误的性观念也借此得以蔓延。

　　其实，关于性观念的变化应当抱以科学的态度和一分为二地看待。很大程度上，我们以前“谈性色变”的保守性观念是一种非科学的，与人性相违背的看法，虚伪和污秽因此孽生。同样，过度地追求身体解放和放纵同样会造成社会上的自我和他人的伦理伤害。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的科学的、理性的性观念。

　　离婚潮

　　最后看婚姻观念的变化。“从一而终”是“你别无选择”式的几近苛刻的婚姻忠诚要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则正是家庭对一个家族的几乎是最为重要责任。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结构和治理方式都是由家庭结构和治理方式扩展而成。然而，“家”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却正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从转型期的结婚和离婚两个方面看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

　　转型期的结婚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网婚”，“闪婚”，“不婚”，“隐婚”等新型婚姻观念多元出现，“网婚”是指在网络上过着虚拟婚姻生活之意。“据统计，中国现在享受网上婚姻的网民约有100万。今年，上海市的‘爱情公寓’网站开设后仅一个月，申请入住者就达10万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20—25岁的年轻网民，最小的仅16岁。”21一项调查显示48.8%的公众理解网上进行虚拟婚姻生活的“网婚”者，而只有22.2%的人表示反对；34.1%的公众支持认识短暂，结婚迅速“闪婚”者，46.8%认为这样对方缺乏了解，会导致“闪离”但40.7%又认可“马拉松式的恋爱会使双方很累”的说法；62.7%的人表示理解追求单身自由的“不婚”者；52.5%的公众接受隐瞒自己婚姻事实的“隐婚”者。22

　　现代都市中宗法意义上家庭观念的瓦解以及个体意识的加强促使得他们婚姻家庭观念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状态。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与转型期青年工作重压和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有关。安全套制造商杜蕾斯公司在全球41个国家进行的一项“2005年全球性生活调查”中，“在中国接受调查的89018人中，只有22%的人对自己的性生活感到满意，而全球的平均满意率是44%。”其原因可能与“这一地区（指亚洲）的生活节奏和压力有很大关系。”23这种生存之压力使得他们很难腾出时间花前月下，谈情说爱，这也正是在北京公园里出现父母亲自出马为子女忙找朋友的壮观场面。

　　转型期的出现了离婚的高潮。港报认为“中国出现第三次离婚高潮”第一次是50年代，党宣布废除包办婚姻，“共发生了110多万件离婚案”，这个数字与史景迁所提大约是致的，他说“在《婚姻法》颁布后一年之内，共有近一百万名妇女离了婚”。24第二次是“文革”时期，这多数是因为划分界线所致。“20世纪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离婚案大都是由政治巨变引起的，而当前的离婚高潮则要归因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带来的社会和思想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致富光荣后，中国的离婚率开始攀升，而且很可能仍处于初级阶段。然而这一次，不管是离婚还是结婚都被视为双方之间的私事，理应由自己决定。”“虽然离婚率的飙升建背了中国传统的婚姻和家庭价值观，但它应该被视为一种进步。选择和摆脱配偶是一项基本人权。”25离婚高潮标志着传统家庭在转型期的崩溃。

　　通过女性的自我展现，性观念的变化；以及婚姻观念的变化等三个角度可以了解对中国人震动最大的性观念的变化，也从此可以窥见中国人道德观念层面上的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