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普遍认为殷周时期是地缘国家，政治组织和政治关系完全以地域关系为基础，即所谓“按地域划分国民”。近二十年来，对殷周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学者们普遍注意到殷周时期广泛存在着血缘组织，并由此构建起特定的国家政治组织结构1。继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说当时的政治关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话，那么当时到底还有没有地缘关系？这是需要反转头来依照历史事实重新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牵涉许多方面，这里仅就社祀反映出的地缘政治意义予以探讨。

    一、殷代的“土”与周代的“社”

    殷代思想中有地神崇拜。但是，殷墟卜辞中并无“社”字，只有“土”字。从卜辞资料看，“土”与地神崇拜有关。例如：

    贞，燎于土，三小牢，卯二牛，沉十牛？（《前编》1·24·3）

    燎于土，羌，俎小牢。（《粹编》18）

    贞，燎于土，三小牢，卯一牛，沉十牛？（《续存》2·182）

    壬辰卜，御于土？（《摭续》91）

    贞，王告土？（《摭续》43）

    王国维开创性地指出，殷卜辞中的“土”应即“社”，“假土为社，疑诸土字皆社之假借字”2。此说一出，得到了学术界的响应。“土”与“社”相关，在后世文献中也有反映。《诗·商颂·玄鸟》“宅殷土茫茫”，《史记·三代世表》引作“宅殷社茫茫”。《诗·绵》：“乃立冢土。”毛传：“冢土，大社也。”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庙宇。 既然“土”与“社”同，“土”亦当为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学者或谓“土为地神”，这是不确切的。

    殷卜辞中不但有“土”，而且有“某土”。例如：

    贞，又燎于亳土？（《佚存》928）

    癸丑卜，其又亳土？（《甲编》1640）

    于亳土御。（《京津》4359）

    囗年于 土。（《明续》453）

    于△土燎。（《 文》68；此△为一不可识图形文字）

    壬申卜，囗四土于羌宗？（《明续》423）

    “亳土”最多见，其他“某土”次之。陈梦家先生指出：“卜辞所祭某土，即某地之社。”3既然有多个“某土”，则殷人所立之社当有多个。学界通常认为，殷王祭于“某土”，表示殷王祭祀某地的土地神。

    周人通常把祭祀土地神的场所称为“社”。从“社”字的结构看，从“示”从“土”。“示”乃神义，“土”是指人们早期崇拜活动的场所或庙宇。从甲骨文和金文看，“土”字作平地凸起状， 或作一树立物。 从文献反映的情况看，“社”除用作名词表示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外，还经常用作动词，表示祭祀土地神的活动。 《书·洛诰》：“乃社于新邑。” 义为在洛邑举行社祀。《诗·甫田》：“以社以方。”《诗·云汉》：“祈年孔夙，方、社不莫。”这都表示祭社活动。《春秋》经传所记当时各国祭祀地神的场所都称“社”。

    周人所立之“社”比殷人所立之“土”要少。 一般说，一个国家政权立一社。西周有二都，故有二社：一为岐社，在宗周；一为洛社，在成周。鲁国有二社：一为周社（周人所立之社），一为亳社（殷人遗留下来的社）。文献所见其他各国只有一社。于此可以看出，从殷至周，社祀呈逐渐简约化的倾向。这与郊祀的合祭大趋势相一致。

    二、周社与亳社

    汤始居亳，故殷人的国社称“亳社”。从殷卜辞看，虽然殷人的社（土）有数处，但最重要者是亳社（土）。周人灭殷，殷遗民多数居留在殷都故地，其国称宋，其社称“商社”或“亳社”4。伯禽被分封至鲁，古亳（北亳）近鲁，故鲁有亳社5，又有周社。

    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一个王国的覆灭，其所立之社自然也要被废除。 “政权灭亡，社也随之变易。 社不仅不血食， ……还要被封闭。”6殷王国崩溃后，周人没有废掉殷人所立之社，而是“首先把旧的商社宣布为‘亡国之社’、‘丧国之社’。接着，又把它建立在周天子的宗庙旁，作为周族统治在政治上教诫天子和诸侯善恶存亡之道的所谓‘戒社’。”“不但周天子所在地立有‘戒’社，诸侯国也立有‘戒社’。”7根据我们的考察，较为可靠的文献反映得情形不是这样。

    首先，从上古三代整体过程看，社并不因共主的衰落而废替。《书序》：“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8《史记·殷本纪》记载同。 周存殷社。据《周本纪》，周人摧毁殷统治后，立即“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安定殷都社神。第三天，周人在殷社前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祭社典礼：“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清代学者顾炎武就说：“武王伐商杀纣，而立其子武庚，宗庙不毁，社稷不迁。”9在当时方国联盟局面下，一个方国跃踞“共主”，该方国原来的社也就升格为王国之社。同样，“共主”地位跌落后，作为王国之社的国社，也自然回落为方国之社。杞为夏后，宋为殷后，二国皆有自己的国社，并没有被别人“废除”10。

    其次，并非周天子的王国和所有的周人侯国都立“商社”，更无所谓“戒社”。文献所见，只有两个诸侯国有“亳社”：宋国和鲁国。其他国家立“戒社”的情形，我们在西周春秋文献中未见。 宋有“亳社”，情属自然； 鲁除立周社外，仍保留了殷人的“亳社”，属个别情况，不具普遍意义。

    复次，在鲁国，亳社与周社的性质和在政治上的地位并无殊异，决不是犹如耻辱柱一样的“戒社”。亳社和周社都用来祭祀土地神，两社相并而列。《左传》闵公二年记鲁桓公使楚丘之父为其卜子，楚丘之父言道：“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间于两社”是指身处两社之间秉持国政的意思。 鲁人定期祭社，“微言大义”的《春秋》从未透露出贬斥亳社之意。 当然，周亳二社由于历史传统习惯的原因，在祭品方面可能稍有不同。《左传》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更阝，献俘，始用人于亳社。”又，鲁哀公七年，鲁人伐邾，“ 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是偶然性的不同，还是原来就不一样，现在摆平了？我们不得而知。在社会政治功能方面，二社也差不多。《左传》定公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

    从后世礼书看，殷周二代的社在建筑形式方面不尽相同：周人之社有垣而非屋，没有屋顶，殷人之社有“屋”； 周人之社牖南向， 而殷人之社牖北向。然而，亳社与周社之差异却逐渐被后人误解，被说成是周人有意而为之，具有政治褒贬含义。《春秋经》哀公四年：“六月辛丑，蒲社灾。”《公羊传》解释说：“蒲社者何？亡国之社也。……亡国之社盖 之。 其上而柴其下也。”一个“盖”字，表明其为揣度之辞。《谷梁传》的解释则显得态度坚决起来：“亳，亡国也。亡国之社以为庙屏，戒也。其屋，亡国之社不得上达也。”谷梁氏不仅把亳社说成是亡国之社，而且说成是“庙屏”，比公羊氏又进一步。《礼记》更发扬其说：“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亳社北牖，使阴明也。”到了《白虎通》那里竟然成了这样：“王者、诸侯必有戒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为善者得之， 为恶者失之。”从《公羊传》到《白虎通》，对亳社的渲染和贬斥，文脉可寻。这使我们想起了从前学者们所说的“层累的历史”的理论，从《公羊传》到《白虎通》，“戒社”说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地架构起来的。 后人不察其变，据《白虎通》而谓西周天子、诸侯皆立戒社，失实远矣！ 在殷周时代，对“社”的态度就是对神灵的态度，而不是对某个部族的态度。我们不否认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不同神灵占有不同的情感地位，殷族祭祀使用过的场所在周人心目中可能会留下阴影，但这与所谓“戒社”比是一回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神灵的亵渎是不可想象的。

    三、社与地域政治

    社神崇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认为社神乃一定方域的守护神，影响生活在这一地域内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从民族学的资料看，自农耕生产出现以来，地神崇拜就已产生。农业生产使人们较长时间地附着于一块土地，从而与特定的土地神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联系。随着文明和国家的出现，国家也与特定的方域有关，社自然与国家政权具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随着古代的国家和人民逐渐固定在特定土地范围内，社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也就被进一步强化了。

    建国立社。土地神观念的产生基于农业生产，其神职主司庄稼收成。在各原始民族中，土地神的神能因地因时而异， 但无论如何都直接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相关11。从中国古代文献看，中国上古时代的国家自产生之日起，就与社神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史记·封禅书》说：“自禹兴而修社祀。”《论语·八佾》记鲁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谈社制也从夏代开始。《尚书·甘誓》记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夏启命令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可以认为，至迟到夏代具有政治意义的社就出现了。殷王国有“商社”或“亳社”，此“商社”又被人们称为“桑林之社”12。从卜辞反映的情况看，殷王室除了在亳社行祭祀外，还在其他的若干社行祭祀，如“东土”、“西土”、“南土”、“北土”等等。周方国建立于古公时期，周人国家的社亦于此时建设。《诗·绵》：“乃立冢土。”“冢土”是早期的国社。周人摧垮殷王国营建东都洛邑，又在洛邑立社。其所以如此，原因正在于社是政权的象征。《白虎通·社稷》说：“ 封土立社，示有土也。”与古代实情相合。正因为社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所以当失去政权的时候，也就失去对社的主祭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郑国伐陈， 陈国将灭，“ 陈侯免，拥 （抱） 社（主），使其众男女别而累，以待于朝”，表示降服。从“社稷”一词的含义，我们也可看出社与政权之间的特殊关系。《左传》所记春秋时期人们经常把“社稷”一词作为国家政权的代名词使用。如“请子奉之，以主社稷”、“以为社稷宗庙主”13、“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14、“以卫社稷”15等等，不烦赘举。在《左传》一书中，“社稷”一词出现的频率占“社”字出现频率的约三分之二，而在《论语》、《孟子》、《礼记》等典籍中，“社稷”一词出现的频率占“社”字出现频率的80%以上。“社稷”的政治寓意于此可见一斑。

    封侯立社。周代行“封建”之法，授民授疆土，建立有限国家。这是由“建国立社”衍生出来的。《礼记·祭法》说诸侯立社，验之《春秋》经传，情况暗合。鲁国有“两社”，宋国有亳社，齐国有社16，陈国有社。根据这些特殊事件中显露出来的诸侯有社的情况，当可推定诸侯国是普遍立社的。文献中丝毫没有透露出大夫立社的痕迹。《礼记·祭法》说：“ 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郑氏注：“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孔氏疏云：“大夫，北面之臣，不得自专土地，故不得特立社。” 侯国中除了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国社”外，还大量地存在着另一种社，称为“书社”或“里社”，这类社是民间的，与政权基本无关。鲁有“清丘之社”17，齐国“自济以西，糕媚杏以南，书社五百”18，“莒疆以西”，也有“千社”19。这种社历史渊源久远，后世的“土地庙”乃其遗类。

    社与战争紧密相关。《左传》成公十三年记鲁成公及诸侯朝天子，然后跟随刘康公、成肃公伐秦。“成子受月辰 于社， 不敬。刘子曰：‘戎有受月辰 ，神之大节也。’” 闵公二年记梁余子养曰：“帅师者， 受命于庙， 受月辰 于社 。” “受月辰 ”是祭社活动，表明出征前要祭社。参照《周礼》，出征作战时用车载着社神木主，称为“军社”。“小宗伯”的职责就是“立军社”、“主军社”。“大祝”职云：“ 大师宜于社 ，造乎庙。设军社，类上帝。国将有事于四望及军归，献于社。”“大司寇”职云：“大军旅，莅戮于社。”《礼记·王制》也有“宜乎社”之说。《左传》定公四年记述了类似实情：“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且不说后儒所谓“社主阴主杀”云云是非如何，社确实与“戮”有紧密联系。

    国家有了灾异的时候，往往要祭社。日食祭社。据《春秋经》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此类事又见文公十五年经传。 水灾祭社。 《春秋经》庄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火灾祭社。《左传》昭公十八年：“七月，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 天旱也祭社。《诗·云汉》说到旱灾和祭社 。《吕氏春秋·求雨》：“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令民祷社。”

    社还时常是公共盟誓的场所。鲁国阳虎曾“ 盟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 ”20。《墨子·明鬼》追述齐庄公时，大夫王里国与中里 争讼三年而案未决，于是庄公使二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社与特定地域相关，具有明显的超越血缘的性质。这大概是社具有上述特征的主要原因。

    总之，社神崇拜是一种具有地域性质的宗教活动。它与祖先崇拜的区别在于，祖先崇拜仅适用于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群，而社神崇拜不仅适用于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群，而且适用于没有血缘关系但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政治关系的人群。因此，透过社神崇拜，我们可以看出在殷周时期是存在一定程度地缘政治关系的。

    注释：

    1 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朱风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2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按，“土”与“社”理解为古今字更妥当。

    3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84页。

    4 《左传》襄公三十年。

    5 《左传》昭公十年、《谷梁传》哀公四年，一说鲁因受封殷民而设。

    6 李修松《立社与分封》，《安徽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7 吴泽《两周时期的社神崇拜和社祀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8 值得注意的是，《书序》所谓“汤欲迁夏社”之说，很可能受了后世学者的影响，才致有“欲迁”的说法。

    不迁夏社应是真实的情形。

    9 《日知录·武王伐纣》。

    10 春秋以后的情形不同。随着国家之间兼并战争的兴起，许多小国逐渐沦亡，被大国吞并。在这种情况下，

    才真正出现国家灭亡后社稷“不血食”（《左传》庄公六年）兼并战争导致了国家一统。殷周时期既不是一统

    国家，也少有兼并战争。。

    11 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第四章“土地神与土地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12 《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

    13 隐公三年。

    14 隐公十一年。

    15 文公元年。

    16 《春秋经》庄公二十三年。

    17 《左传》昭公十一年。

    18 《左传》哀公十一年。

    19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20 《左传》定公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