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社会成员或一个居民家庭，其收入是用来满足其消费支出的；一家企业，其收入是用来支付其再生产的投入以谋求盈利的——在居民、家庭和企业看来，收与支相互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理所当然收支是要“挂钩”的。
　　
　　这个道理，却不能照搬于政府部门。市场经济客观上所要求的规范的政府理财和权力部门收支原则，是“收支两条线”，不允许挂钩。但要说清这一点，并不简单。
　　
　　约三年前，我曾参加一个公共财政考察团访问法国。据法国专家说，所谓“公共财政”，是作为法国大革命前、欧洲中世纪普遍存在的“王室财政”的对立物，在大革命之后形成的，其基本特征和原则，包括人权平等、法治、公民纳税义务与享受公共服务权利的对应性，等等，也包括十分明确的一条：政府的收税、收费部门，本身完全无权制定税费征收办法，也完全不能决定收入的使用，所得收入必须百分之百全部上交国库，这些部门的支出，则要按照议会审议通过的公共预算，从国库另外拨出。这就是我们所称的“收支两条线”了。
　　
　　当时我思量良久，感觉法国人的这番道理，完全可以拿到中国来说。法国人所称的王室，中国早已有之，就是“朕即国家”的帝王朝庭。作为那种专制统治者，他们“口含天宪”，为了满足王室、朝庭的支出，可以肆无忌惮地下达各种收入要求，钱从公众那里征到手，转而供一人、一家或少数统治集团成员之奢侈挥霍。从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埃及的金字塔，到金碧辉煌的卢浮宫、冬宫、紫禁城和“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无不是“私天下”的产物。
　　
　　中国反帝反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任务，自孙中山而一直传递到中国党人手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成就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后，党的行动目标迅速推进到社会主义。建国初的财政，曾真正严格地实行过“收支两条线”，是完全的统收统支，现在看来，这对于政府机构自身是十分正确的，但问题是，当时按照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传统体制的理解，却一直“统”到全部国营企业中去了。再往以后，实践中发现全“统”下来不可能、办不到，遂逐步有了“分级财政”、“预算外资金”的概念和具体制度规定。待到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下决心下放企业自主权，算是使企业的“收支挂钩”、塑造激励机制、硬化约束机制的问题得到突破，终于迈上了市场经济之路，但却很快地一古脑把各级政府部门的“创收”和“收支挂钩”也大大发展了一番。政府各部门一旦如此办理，便弊病丛生：君不见，有的工商管理部门拼命多收管理费，有的交通警察拼命多罚款，有的税务机关为“税收分成奖励”而不惜“刮地三尺”，有的公安机关“不给好处不接案、不办案”……，动机之所以如此塑造而成，盖因“行公权而有私利挂钩”、不完善的制度框架下政府部门人员私利成为可图可得所致。
　　
　　对照中国的变化轨迹，回到法国人的话，似乎明白了这样一条：与居民或家庭手里的公民权力和企业手里的市场法人权力不同，政府部门手里拿的，是公共权力，而公权和私权，必须遵循有所区别的规则。搞市场经济，这个区别在法国人（以及美国人、英国人……）的起点上，就比较清楚：政府与企业各司其职，政府的收与支各行其道，并由议会与公众监督，但在我们半路出家的“转轨经济”中，这种区分却很不清楚，付出的代价，就是政府部门“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多如牛毛，公权的扭曲到处可见，许多地方不正之风甚至腐败行经泛滥成灾。于是乎“民怨沸腾“（朱镕基总理语），逼得我们不能不实行税费改革和规范化的预算管理改革。
　　
　　在近年预算管理改革逐步展开的基础上，2002年，国务院、财政部已把严格推行政府部门的“收支两条线”，作为本年度财政改革的最重要事项之一。
　　
　　由此，我又联想到吴敬琏老师以其历史使命感一再强调的“防止坏的市场经济，追求好的市场经济”，和财政部项怀诚部长读到王绍光博士介绍“美国进步时代”如何为市场经济奠基的文章后大为激赏的情形，并促使我试图最简要地概括回答本文题目列出的这个问题，即政府部门为什么应当“收支两条线”，不许挂起钩来？试答曰：一言以蔽之，为了使政府部门所履行的公权不被扭曲。
　　
　　从消除政府工作人员扭曲公权的动机入手改进制度，此之谓制度建设——依靠制度的力量防范不正之风和腐败，方能收治本之效。当然，改革的具体设计还需标本兼治，同时政府工作人员的物质待遇也是必须承认和合理设计的，但那必须另外单设一条“走正门”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