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润郭钧:进退之间
万科和北大
郭钧(开场演讲):1988年的时候我在深圳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两年之后,感觉到很难发展。1990年去万科,我还托了一个熟人。后来万科开始组织了研究室,就我一个人,我当然做了主任,然后开始去做企业文化和研究这样一些东西。
我同届的同学郁亮,国经系88级毕业。他最初到深圳最好的一个公司深圳外贸集团工作,后来我把他介绍到我们的公司。他现在是万科的总经理,对万科的发展做出很多贡献。
1991年之后,我又碰到一个事,我开始来办《万科周刊》。我们社会学系85级1989年毕业的学生林少洲。我当时已经做了办公室的副主任,就把林少洲介绍到我们这个公司,开始与我做搭档。等到1992年我去了地区公司当总经理,少洲就接了主编,少洲后来在万科的发展里面做出了很多贡献。后来国政系的两位吴冲和丁长峰,吴冲现在是国泰君安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丁长峰现在是万科集团的副总经理,他们对万科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万科的发展是是与北大的精神和文化相通的。
今天第一个我讲的是北大,第二个我想讲房地产,第三个我想讲经理人。这是我人生到今天最重要的三件东西。万科这几个北大的学生,他们共同选择了经理人的道路,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文化熏陶和企业的氛围有很大关系。我今天在这儿讲了北大、房地产、经理人,我希望下次再来讲可以再加一个题目,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业家”。
明升暗降?
主采访人: 大家都知道,你在经历了《万科周刊》主编、天津万科总经理、华润置地北京公司总经理(前身是华远房地产公司)等岗位的历炼之后,最近变成了华润置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退步,你的心态如何调整?
郭钧:这个事情,有朋友说我此前说了很多却等于没有说。今天我想不要愧对北大的同学,我给大家讲讲真话。
我觉得有四个因素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一个因素是从公司这个系统里面,华润集团系统里面对这个事情的考虑。一个是社会的反映,一个是公司内部的反映,再加上个人对这件事情的感受。基本都是两面性的存在。
从我个人来讲,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很多朋友打电话请吃饭,我问因为是好事请我吃饭,还是因为坏事请我吃饭。我想他们都把它认为是坏事,所以在这个时候表现朋友的感情,这种关爱。但是我个人认为,我真的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在房地产行业里面做了大概十年的项目,卖楼甚至决定施工方案,甚至物业管理的问题,我个人觉得缺乏激情。今天再让我去做,我会不会有更大的激情呢?我觉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我能够有这样一个位置,我可能过去完全在办公室里面,回家很累,没有时间写一篇文章,今天反而有这样的机会。在华润置地,对地产业务核心的技术,如果我们讲它有的话,核心的技术在我这儿。我有责任把这个核心技术进行整理,去包装去推广,让我们华润置地其它地区的发展做好。另外,我们需要让年轻人多承担责任,多做些具体的活儿。这个会不会有一点点问题?我也觉得有点儿问题,毕竟这个公司刚刚经过两年变革,确实有很多没有做好的地方。它是有十几年历史的公司,我在这两年的工作做了很多,但是并没有完全做好,还有相当多的计划和任务没有实现。我个人感觉,由我来处理解决这些问题,直接来处理可能对这个公司更有利一些,当然现在并不妨碍我可以参与解决这些问题。
从公司的角度,我相信它也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这个公司地产业务的发展确实需要迅速地开发项目,这个时候需要核心的技术来支持,是不是需要我呢?我相信是需要的。同时他们还有一些想法,可能我比较看重战略,对操作问题有点轻视,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利的一面:它把操作问题简单化,认为房地产战略就是战略,操作就是操作,其实再好的战略如果没有很好的操作一定会失败。我们正在设计体制,让战略规划的人和项目操作公司管理结合得更好一些,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至少现在还没想好,这也是一个两面性。
从社会的角度对它的反映我觉得很简单,我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说过,看一个人位置的变化,大家都非常看重具体的权利。如果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你过于维护自己的权利,你一定不会长久。反过来说,如果用新的理念,更新锐的观念来看,思考这个问题,捅破这张纸,这个权利给你带来什么?可能有的人觉得是带给你待遇,带给你很多荣誉,很多人簇拥着你?还是给你带来很多私利?这个权利对我来说,代表更多的是责任,并没有太多利益。
在公司内部也有这个问题,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他们会考虑到过去的公司,过去的华远怎么样,今天的华润怎么样,明天的华润置地怎么样,也会从两个方面来看。我到今天并不能够清晰地把这件事跟各位说清楚,不是因为我不想说,而是我实在说不清楚。因为这是今天我们整个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们现在对市场经济、企业制度、职业经理、公司治理等许多问题的认识是相当低的。但是我相信这件事情会对整个华润,对我个人,对这个公司,对社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我们的思想,我们对现代市场经济的认识可能加深了很多。
关于王石和任志强
主采访人:请用一句话评价一下王石和任志强先生。
郭钧:很难,真的很难。王石和任志强是房地产界非常有影响的人物,我有幸在中国同时最了解他们两个。我觉得他们本质上有很多共同点,但是可以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背景在深圳学了很多香港模式,一个在北京学了更多宏观管理的东西,这是两人最大的不同。
主采访人:您觉得谁是朱、谁是墨?
郭钧:北京是红色。他们背景差不多,本身青少年在文革时代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然后去当兵,然后再去读书,再下海。下海并不是自己做生意,都是为国家做生意。在一个小公司为国家做生意,他们两个人选择的道路完全一样。他们对政治对社会抱了很多的期望在里面,他们希望回报社会。只是当时的政治体制里面没有给他们当官的机会,所以他们去做生意了,而且做的是国家的生意。最后他们选择不是自己做老板,虽然他们能够控制这个公司,但是他们也只是这个公司的领袖而已,而不是这个公司的老板。我觉得在这点上相同,但是在管理理念、管理体制方面,可能王石的选择就是把员工都送到香港。在北京可能离中关村近,任志强就把员工都送到中关村去。
傻瓜的买卖
主采访人:我今天下午跟我的客户也是地产界的客户,就快要入住的项目谈判了一个下午。您在华清家园也是跟业主的代表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我想知道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郭钧:处理客户的问题,我觉得完全是抱着真诚的态度跟客户沟通。但是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本人并不是说不愿意说赔钱给你,但是我请你给我一个依据。我在这个公司做职业经理人,不是说你告诉我,我就可以赔你钱,最好找一个律师。
主采访人:我当时的感觉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事已至此我只能尽量说服客户。但是我同时在想,这个也许是我们地产界的机会。购房者,尤其是买期房的客户很可怜,购房的环境很惨。买个电视一千多块钱,送货上门,保修三个月。买房的客户大部分是不舒心的,他们是义愤填膺。
郭钧: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如果说可怜,是因为许多业主受了这样那样的煽动和诱惑。好像把自己非要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如果没有找到受害的地方就是问题。这个对房地产业、发展商求全责备的思潮使问题很泛滥。我坦率说,房地产业真正市场化发展不到10年,这个行业的现状就是这样。大多数发展商可以做到依法依合同,但保证不了完全避免产品瑕疵和服务缺陷,而且房地产业的政府管理、政策法规、行业配套的不完善也是事实。你是花了一百万,那么他更多的成本是在土地上,你可能花了四十万,更多的成本是在土地上,不是在建安费上。今天为什么北京房价这么贵?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它是非常合理的,不是因为房价收入比合适,而是北京房价贵之后它其实是对财富的一种再分配。这样的话,那些被拆迁的人就可以拿钱更多,主要原因是这样。其实这个房值一百万吗?不值。你想住得那么舒服从建造上完全不需要花这么多钱。但是这个体制,这个土地的政策使得有钱人付出了更多的钱。我们的土地来源于拆迁的地方,或者来源于工厂,或者来源于农民,我们买地的时候可以付钱多一点儿,被拆迁的居民可以多拿钱,农民可以多拿钱。其实如果讲公平,对有钱人是不公平的。我们整个业主,加上市场气氛,加上恶意的煽动,要么就是对这个行业的抱怨,这个气氛最后造成中了某些人的奸计:业主对发展商有意见。其实,业主和发展商是天生一对的利益共同体,可能有矛盾,但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
主采访人:我不同意您的观点。从经济学来说,客户是属于信息不对称的信息弱势方,属于弱势群体。这个与您在2002年提出,作为客户服务年这个理念是违背的。您能否解释这个问题?
郭钧:我更多是从社会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完全可以做到信息对称,但是我们应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曾经有一个业主也在读业余MBA,他读了一个课程之后,把他课程的一句话写封信给我,意思是说可口可乐承认错了赔钱,为什么你们有错不承认,你们应该承认。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我们的消费者从生意模式上讲,每个消费者都为了做一次消费不得不成为专家,我相信这个行业一定是不成功的。对称从理论上可以做到,如果我们的消费者为了买房子成为房地产专家,一定是这个行业的悲哀。我觉得很有压力,从社会原因上为什么有今天,即使有不对称,即使有房地产没有把行业做好的原因,不至于搞得这么僵。
有一个记者采访我,最成功的项目是什么?华清嘉园。为什么?这块地我完全可以不这样设计,我可以把它设计成八千块钱一平米,甚至设计成一万块钱,我保证照样可以卖出去,利润会更高。但是我们实际上把它做到了30万平米,售价控制在六千块左右,为什么?因为北京地区的特点是土地资源有限。这是发展商的良知,我完全可以做得很贵,但是很多北大、清华的老师住回龙观,大清早起来上班。我的一个责任,希望能够傻瓜卖房,傻瓜买房,你不需要了解,能够建立起这样一个行业的信任,这是我们公司应该努力做的。所以我们叫客户服务年,为了让客户知道更多这个过程,其实是为了让他将来不必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