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1月1日开始，联合国不再对中国提供粮食援助，也是在这一天，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几十年的农业税

　　●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詹姆斯•莫里斯说：“中国在帮助人民摆脱饥饿和贫困上，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经验……中国不再需要我们了。”联合国对中国粮食自给能力的确认，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工业反哺农业时代”到来的判断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罗必良教授表示，给农民一些看得见的实惠，让农民暂时增收，相对容易做到。但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竞争力，让农民持续增收，就必须实施制度创新

　　新闻背景：《谁来养活中国》出台前后

　　2006年1月1日，对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大国而言，显得有些特别。

　　从这一天开始，联合国不再对中国提供粮食援助。去年年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北京正式宣布停止对华粮食援助的期限。

　　也是在这一天，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几十年的农业税。去年12月29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除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农业税条例。

　　至此，中国正式步入了真正自给自足、轻税薄赋的后农业时代。

　　"谁来养活中国"论破灭

　　1994年9月，美国学者、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发表了长达141页的《谁来养活中国———来自一个小行星的醒世报告》，并很快得到西方舆论界的大力追捧，一时之间，“谁来养活中国？”的观点甚嚣尘上。布朗认为，由于中国日益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高速的工业化进程对农田的大量侵蚀、破坏，加上每年新增加一个北京市的人口，到21世纪初，中国为了养活10多亿的人口，可能得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这可能引起世界粮价的上涨。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中国的粮食问题可能会对世界的粮食供应产生巨大的影响。

　　综合比较各种数据，布朗提出如下结论：1990年至2030年之间，由于人口增长、收入提高，中国的谷物总需求量将达到4.79亿吨至6.41亿吨，而中国自身的谷物产量却会不增反降，只有2.74亿吨。一方面是粮食需求增长85%，另一方面是粮食生产减少20%，于是中国将出现2.07亿吨至3.69亿吨的谷物缺口，相当于目前全世界谷物总出口量（2亿吨）的1至2倍。因而中国不但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将把世界粮食市场“买空”，乃至造成世界范围内的粮食短缺，甚至引发全球政治和生态危机。

　　这样的论断虽然过于耸人听闻，但鉴于当时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以及因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导致农田被不断侵占的趋势，这样的预言还是颇有警醒意义。即便当时就有中国学者撰文反对布朗的观点，却未必能够令世人信服。

　　确实，中国人口众多，耕地只有16亿亩，人均耕地数2亩也不到。记得新中国刚刚建立时，西方就有不少人鼓噪，中国的历届政府都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党肯定也解决不了。

　　开始成为粮食援助捐赠国

　　今天，联合国宣布停止对华粮食援助的消息，无疑是对以“谁来养活中国”为代表的“中国威胁论”最有力的回击。它不仅标志着中国26年的粮食受捐赠历史画上了句号，而且中国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援助捐赠国。

　　中国以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多的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从2.5亿减至目前的2610万，占世界同期减贫人口的70％；最近5年世界贫困人口增加了3亿，中国“十五”前4年绝对贫困人口却减少了600万。25年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份额20％以上来自中国，中国粮食年产量从3亿吨增至5亿吨，主要农产品供给也实现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并因此获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中国在全球千年发展目标中所作的贡献，给予再高评价也不过分”的盛赞。

　　奇迹不可能凭空而来。回顾中国逐步实现粮食自给和不断实现脱贫奇迹的过程，生产关系领域不断推进的制度创新，和生产技术领域的技术变革，是最根本的动力之源。其中，农业科研的作用不可低估。最著名的当属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科技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他所取得的世界级技术成果，大幅提高了土地的单位产出率。目前，杂交水稻以20％的增产幅度在中国得到迅速推广，种植面积约为2.3亿亩，每年增产粮食超过200亿公斤，可多养活数千万人口。

　　不但如此，有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对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捐赠援助增长了40%，中国正逐步成为一个重要的援助捐赠国。正如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总干事詹姆斯•莫里斯所说：“中国在帮助人民摆脱饥饿和贫困上，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经验……中国不再需要我们了。”毫无疑问，这一切与中国有关部门长久以来对农业的重视是分不开的。联合国对中国粮食自给能力的确认，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工业反哺农业时代”到来的判断。

　　"工业反哺农业时代"到来

　　几乎在联合国停止对中国粮食援助的同时，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废止了农业税的条例，自新年的第一天，中国9亿农民将彻底告别农业税，而在此前漫长的农业社会里农业税被称为“皇粮国税”。

　　对此，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业问题专家万宝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农业税的废止标志着中国“工业反哺农业”时代的到来。“废止农业税是这个系统工程的步骤之一，也显示了中国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决心和力度。”

　　他认为，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目前，中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例关系达到13.1∶46.2∶40.7，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反哺”条件已经成熟。

　　此外，对于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农业的竞争力而言，按照13亿亩耕地计算，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每亩减少农产品生产成本38元，按照粮食生产来说，每亩减少成本10%-20%，因此对提高农业竞争力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废除农业税仅是第一步

　　据分析，免征农业税、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可减轻农民负担500亿元。对于农业税的废除，国内外舆论均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中国财税法研究会常任理事薛建兰认为，现行农业税法已严重滞后于现实，更不利于提高中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副主任张文春表示：“这样的规定（废除农业税之前）导致了近十几年来农作物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实行市场化以后，农民的收入并没有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长，税收负担却在不断加重。”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罗必良教授则表示，取消农业税表明中央正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他同时表示，给农民一些看得见的实惠，让农民暂时增收，相对容易做到。但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竞争力，让农民持续增收，就必须实施制度创新。

　　国外有媒体认为，相对于令人振奋的经济增速和日渐高涨的国际形象，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状与困境，颇让人担忧。曾有外国专家用“城市像欧美，农村像非洲”来描述对中国城乡差距的看法。作为世界上惟一对农民征税的国家，取消农业税之举体现出中国正在政策方面给予农民更多的支持，尽最大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

　　同时，海外也有舆论指出，取消农业税无疑将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但影响大小目前还不好说。有分析人士指出，影响中国农民增收的因素很多，农民的负担也不仅仅局限于农业税，他们可能还得缴其他的费用，因此有了“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的民间说法，主要原因就是有些地方将其他税种附着在农业税上、伪装成“皇粮国税”搭车征收，这实际上是一种地方和部门挪用国家强制力、透支农民对国家的信任的行为。

　　有关资料显示，1990年到2000年间，中国农民上缴的各种税收总额，就由87.9亿元迅速增加到465.3亿元，增加了四五倍。农民除了要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还有着名目繁多的提留统筹费和各项社会负担。另外，是否能够避免负担反弹，防止免缴农业税后再增缴其他收费也将直接与农民今后的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要切实减轻中国农民的负担，应该更加注重农业税之外的各类杂费，制定并推出对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中国农业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措施。希望农业税的取消能够使寄生在其上的其他各种搭车收税的现象最终得以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