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农民民主素质结构来看尚不够全面系统。从整个农村社会心理层次上来讲，广大农民确实具有一定的民主传统和习惯，只是不够广泛和普及而已。这种农民式的民主传统和习惯，又远远没有形成一种健全、高效的民主运作机制，或一以贯之的民主的行为方式和作风。一些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心理，习俗(如家长制、家庭制)和观点仍然存在，束缚和压抑着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意志的发育、强化。广大农民对于如何实施民主，健全民主政治机制如村民自治机制，保障自己的民主权利，知之不多，行之无方。对于一些大家共同的管理事务，农民们往往是"咀里说说"要"投票"，要"公决"，而最终却依据"情、理、法"的重轻次序来"了事"。
四、中国农民民主素质发展状况来看，产生了强烈要求民主与自我抑制民主的矛盾。一方面，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经济社会权利的落实和把握，广大农民产生了日益强烈的民主化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封建主义遗毒流传一些地方，政府对村民自治等民主事务支持不力，造成了"理论上的民主"与"现实中的民主"的反差、脱节。村民自治机制和农村民主政治机制，一定会随着这一矛盾的不断解决而逐步健全和高效化。
三、中国农民民主素质的强化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推动力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农民起义与战争次数多、规模大、组织程度高。这是由于农民在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中，遭受着封建国家、地主和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的沉重剥削。这种剥削常常将农民逼到死亡线上，故而揭竿而起2。这些长期轮回的农民起义和战争，其目的和
作用就在于"均贫富，等贵贱"，"耕者有其田"。为实现平均主义理想而浴血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农民，当然从战争后不得不改善的封建生产关系中得到了一些好处，但是正是最广大农民头脑中日益滋生着的、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又强化着封建主义的势力，历经了二千多年。 应当看到，对于今日中国农民来说，他们仍然只是生活于"耕者有其田"的平均主义制度之中。在耕地渐减、人口日增的双重历史压力作用下，当"人均耕地不足以一个人糊口"的历史时刻越来越近时，中国农民阶级将会愈加躁动不安。"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就是明证。
现在一般认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1.2亿人，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4〔3〕。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反过来，只有乐业也才能安居，社会才会安定。这么多农民没活干，安居不下来，人心浮动，从农村到城市，从北到南，从西到到东，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不但会影响农村安定和发展，也会影响到城市安定和发展。显然，不能对农村剩余劳动力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大批农民都涌向城市，城市失业问题，将会更加严重甚至酿造危机。很明显靠现有城市转移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焦点性的现实中国农民问题，应该把着眼点放在农村，立足于农村消化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要制定和实行切实可行的政策，指导、帮助农民自己最终解决好自己的就业、生存和发展问题。只要制定和实施适当的政策使广大农民群众向农业生产的广度、深度进军，让他们在土地上的投入能得到适度的报偿，他们还是愿意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实现勤劳致富的。可以说，中国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以及农民自身问题的最终解决，从根本上说，只能依靠中国农民综合素质、能力的提高。由他们依据自己的意志、利益、愿望和要求加以解决。而广大农民要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其根本途径只能是民主-大家的事由大家做主来办好!
故然，我国农民受教育程度非常低，但是这并不是农民是否投身民主，参与政治的决定因素。农民即使在受教育程度很低，甚至文盲、半文盲的条件下，出于对政治公正、经济公正、文化公正、人事公正的企盼、信念和对自身的合法权益的积极追求，或对自身直接经济利益的维护，他们也会奋起参与办理大家共同的大事。也即有参与政治活动的需求。这种需求、兴趣是不需要由教育、文化来灌输培养的。可以说用民主的办法来办好大家的事，不仅是现代中国农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所在，而且是广大农民的不可违背的政治意志和愿望。即使在上面划定的参与形式和范围内，例如村民自治，乡、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兴趣，也是没有充分满足的。因此，不存在什么农民受教育程度低，参与政治不成熟，需要"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的任何理由。
从总体上看，农民作为低受教育程度者在政治参与中处于不利的位置。他们对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政治参与形式较难把握和利用，但出于对社会公正的基本追求，多提供一些易于为最广大农民利用的有效的政治参与形式如村民自治、农会，同时采取适当措施，提高他们受教育程度，强化和提高农民民主素质和能力，使农民对政治参与的兴趣与他们实际参与政治的行为协调起来，就能够促进农村政治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
今日中国农村不稳定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最突出的是农民负担过重。有的地方农民实际负担占其纯收入三分之一以上。有的农户出售农副产品的收入，交完各种税收、提留、摊派，所剩无几，不堪重负。仅1992年一年内，一贯"注重正面宣传"的新闻媒介公开报导的农民因不堪重负而自杀的事件就有三起。一些地方的农民转让"责任田"给别人耕种，还要"倒出钱"。减轻农民负担，政府曾三令五申，为什么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一、机构臃肿，吃"皇粮"的人太多。现在一个乡镇就有百把人，多的达二百人；每个县直机关都有七、八十个局级单位，上千名干部，加上教师和其他公职人员，二、三十个农民就要养一个"吃皇粮"的人。财政入不敷出，就从农民身上打主意。二、不少地方和部门，追求所谓"政绩"，不切实际，好大喜功，办厂设店，修桥筑路，一律从农民身上摊派集资，超越农民的承受能力。三、有些县、乡级的涉农政府部门和个别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巧立各种名目，捞取农民"辛苦钱"，用于发奖金、买轿车、盖房子，或者大吃大喝，挥霍浪费。不堪重负的农民群众，有的起来抵制，甚至围攻乡政府，当地就轻率地动用公安武警进行压制，以致酿成死人伤人事件。由此看来，要从根本上实际"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把农民负担减轻到他们的经济、心理承受力范围之内，只有让农民通过自己的组织-农会，经常地与当地政府民主协商对话，方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不能仅仅依靠一年一度的乡、县"人大"会议上少数农民代表的提案。所以，农会组织的建立是势不可挡的。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和政治意志的统一，随着广大农民群众富裕起来后，文化素质、民主素质和能力的强化，象农民负担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更及时一些，更全面一些，更科学一些，更合理一些。因此，只有建立农会组织，从政治上培养和训练中国农民的民主素质和能力，切实解决好农民、农业、农村问题，从而解决好老百姓的"吃饭"这一关系到中国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中国农村的稳定发展才会得到根本的保证。可以说强化农民民主素质训练，提高农民民主能力和参政议政水平，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推动力。
四、 提高中国农民民主素质的基本途径
提高广大农民民主素质和能力，是村民自治和农村以致整个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方面和基础性环节。我们必须着眼于民主的实效，让广大农民经常地饱尝民主甜果，从而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
针对上述中国农民民主素质的现实状况和特点，要提高他们的民主素质，必须从启动和强化村民自治和农村民主政治机制入手，不断地、综合地推进下列措施的实施。
一、致力培养广大农民的主人意识、平等意识、法治观念，从而动员、组织他们积极参与政治，敢于竞争和竞选，敢于议政参政。从来都没有什么"救世主"。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人，更是所在村、乡的主人。对于包括乡镇干部在内的公务员和领导人来说，这种主人意识同时体现为"公仆意识"和"服务意识"。广大农民必须抛弃让官"为民作主"等在本质上属于封建主义的东西。对于现代国家来说，没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公民，也没有超越于中共党章之外的特殊党员。任何人在法律上、政治上、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官员特权思想、官贵民贱的等级观念、宗法思想和宗族势力都是封建主义的东西，现代农民必须坚决反对和剔除。在广大农村和农民中，倡导依法办事，依法治村，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广大农民知法、守法，把自己的权利、义务统一起来，自觉维护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其他法律的地位和尊严。在健全法治的基础上，开辟多种多样的切合农村实际的政治参与途径和形式。这是广大农民参政议政的前提和动力。逐步地进而普遍地建立农会组织，很有必要，也很重要。民主政治机制是以其关键因素-人的积极、高效地参与为"启动器"的。因此动员、组织和支持广大农民合法、有序、有效地参与村民自治事务，农会事务，人大代表选举及其他政治、社会事务，对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至为关键。
二、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努力增加生产力总量，为提高广大农民民主素质创造经济条件。市场经济历来就是民主政治机制启动和发展的基础。一方面，广大农民民主素质的不断强化，积极、高效地实施民主，参政议政，必须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有现代信息技术等工具、手段；另一方面，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导致农民群众对村民自治等民主权利的普遍渴求，从而要求落实、拓展并牢牢把握法律赋予他们的各种经济、社会权利。如果广大农民的经济生活日益渗透着等价交换的原则，没有非法"摊派""集资"等超经济强制手段压服他们，在商品交换中，相互对立的就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或生产经营者。在客观上，广大农民就不会分级别、地位、性别、民族、年龄等，独立自主、平等地进行生产和交换。此时，参与意识和竞争意识就会由单纯的经济观念上升为一种政治意志-民主!不折不扣的民主!
三、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提高全体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培育和提高农民民主素质和能力。一定的文化水平是强化民主素质，实现民主权利的重要条件。在民主政治事务中，一切活动诸如选举、竞选、提议、审议等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条件。正如列宁所说"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识字就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4］。如果县乡(镇)人大代表们不懂得要求县乡(镇)政府首脑把财政支出增长速度控制在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之下，以维护农民群众作为纳税人的权利，人大会议开得越多就越没有作用和意义。另外，一定的文化水平还是全面正确理解民主目标，民主方法，消除封建主义所必备的。
四、不断健全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农村民主制度，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政治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切实保障农民各项经济社会权利。首先，要把村、乡、县和整个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情况、重大决策、重大事件公开告诉广大农民，形成一定的制度。既要抛弃封建专制浓厚的封闭性、神秘性，彻底抛弃"愚民"做法；又要克服实施民主过程中的虚假、欺骗现象，完全消除"贿选"、"骗选"现象。对广大农民实行真正、广泛的民主，由他们参与到村级、乡级、县级以至整个国家事务中去。中共十三大报告曾经明确提出："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让人民讨论"。可惜这一点至今还没有完全落实。其次，加强执政党和政府与广大农民之间的双向政治沟通，提高人大代表中的农民比例，密切政府与农民关系。当双向政治沟通不畅时，政府对下情了解不够，就易于产生脱离农村实际，脱离农民群众的倾向，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就难以避免。同时，(乡县)政府工作中的某些失误，定有一些客观原因，责任不全在政府。但如果不通过农会、"人大"等渠道达到双向沟通，广大农民的意志、利益、愿望和要求也会难以得到及时表达和实现。他们就会无意中把一切过失和责任归于政府，失去农民的理解和支持。一旦出现利益对立或危机情况，农民群众就会织，健全政府与农民双向沟通机制，即使政府工作有了失误，出现了危机，农民也会与政府一道客观、公正地看待一切，面对困难，与国同忧，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因此，建立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双向政治沟通机制，是极有利于强化和提高广大农民民主素质和能力的。
总之，中国农民权利长期短缺的自身原因是民主素质和能力的低下。有效地解决好今日中国现实的农民问题，极为重要的是动员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自己站立和行动起来，以良好的民主素质和能力，争取自己的经济社会权利，通过村民自治、农会等政治参与途径与形式，把大量存在的利益冲突甚至政治对抗化解掉。只有这样，才能最终从根本上全面解决好中国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推进中国和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为中国长治久安奠定的基础。可以说，提高中国农民民主素质和能力是中国长治久安的第一推动力。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为提高广大农民民主素质创造经济条件；致力培养广大农民的主人意识、平等意识、法治观念，动员、组织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提高全体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民主能力；不断健全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农村民主制度，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
参考资料
［1］郑风田《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产权残缺与新型农地制度构想》《管理世界》(京)4(1995)P138-146。
［2］熊家利《中西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之比较》《湖南师范大学学报》(长沙)3(1996)P53-59。
［3］陈俊生《关于农村劳动力剩余和基本对策问题》《人民日报》京1995 128 P5。
［4］《列宁全集》第33卷第59页。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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