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球化的内涵和定义,国内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为了便于讨论,本文采用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文件中常见的说法,因为这是一种宽松而又浅显的解释,易于为各方接受。
1996年联合国贸发会议召开过一次题为《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讨论会,参加者有联合国直属机构的官员和专家,如工发组织、开发计划署、儿童基金、跨国公司中心等,也有来自联合国体系内各个专门机构的官员和专家,如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教科文组织等,还有来自与联合国有联系的独立机构,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可见会议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文件中关于全球化的定义反映了国际上的共识。这个定义可概括如下:全球化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跨国界联系和相互依存日益加强的过程,运输、通讯和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过程(注:Globalization and Liberalization,p.240,UNCTAD/ECDC/PA/4/Revl,N.Y.and Geneva,1996.)。
世贸组织1995年度报告指出:“对全球化的定义和描述,首先应着重‘质’而不是‘量’,它是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更加相互依存的过程,这是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所造成的。”(注:WTO,International Trade:Trends and Statistics 1995,p.19,Geneva,1995.)
联合国贸发会议1997年度报告指出:“全球化的概念既指货物和资源日益加强的跨国界流动,也指一套管理不断扩大的国际经济活动和交易网络的组织结构的出现”,“但今天的世界经济与超国家范式相距还很远,对现状较为恰当的描述是全球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市场、生产和金融活动的跨国界联系已加强到如此地步,以至任何一国的经济都不能不受到国界以外的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注:UNCTAD,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pp.70~71,N.Y.and Geneva,1997.)报告接着又列述了促进全球化的主要因素:关贸总协定8个回合所推动的贸易自由化;一系列国家金融管制的放松;信息技术惊人的发展。
根据上述,经济全球化的内涵至少可归纳为以下三点:这是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历史过程;其突出表现为商品和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国际流动日益加强;其主要因素是信息革命以及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
经济全球化表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了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各国的扩大再生产过程必须在世界范围的紧密联系中才能正常运行,这不仅决定了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空前加深,也要求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优化配置,从而在客观上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故从生产力角度看,全球化是一个进步的历史过程,我们应当积极地适应它、促进它。但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这一过程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进行的,少数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必然带来深刻的阶级烙印和扭曲的表现形式,决定了这一过程是跛脚的,即在南北之间是不对称进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与全球化进程不相适应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也面临着这样的矛盾,必须从战略上加以重视和调整,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在进入21世纪后持续稳定地增长。在对外贸易领域中我国至少在下列四方面存在着不适应。
1.从货物贸易看:科技进步推动着全球化,科技产品的贸易增长最快,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交换比率日趋不利,削弱了贸易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
2.从服务贸易看:信息革命促进了全球化,信息密集型服务业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柱,我国服务贸易的滞后会拖住国民经济的后腿。
3.从加工贸易看:“产业内分工”是全球化的基础,加工贸易便是其表现形式,但我国的加工贸易处于低级阶段,难以更多地获得分工的利益。
4.从贸易政策看:贸易和金融自由化与全球化结伴而行,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在转轨,若不加快改革,贸易政策将难以适应自由化的过程。
一
20世纪50年代,初级产品在世界出口中约占60%多,60年代初级产品与制成品在世界贸易中平分秋色,80年代二者的比重为3:7,即制成品占70%,进入90年代后继续有所上升。制成品贸易的持续上升是过去半个世纪中世界贸易赖以发展的基础。前文已经指出,世界贸易的增速高于世界产出,从世贸组织的统计还可看出,制成品贸易的增速更高于世界产出,而且有加速度的趋势。二者年均增速的比例在1950~1964年为1.3∶1;1964~1974年为1.6∶1;1974~1984年为1.8∶1;1984~1994年为3.2∶1(注:WTO,International Trade∶Trends and Statistics 1995,p.19,Geneva,1995.)。
我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与上述趋势相比是滞后的。据外经贸部公布的数字,1953年我国初级产品在出口中所占比重高达79.4%,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制成品所占的比重也仅为45.9%,到1981年才略超过初级产品。不过当时我国的统计口径与国际标准(UNSITC)并不一致,故与世界缺乏可比性。笔者估算,上述比重的变化是在80年代中期才实现的。
根据《中国经济年鉴》的资料,90年代后期我国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已上升到83%左右,1996年机电产品在出口中占31.9%,首次超过了我国传统的出口大户纺织品和服装,1998年机电品出口高达665.43亿美元,在我国出口总额(1837.57亿美元)中占36.2%(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年鉴1999》,第341页。)。
上述的第一个变化发生在80年代中期,第二个变化发生在90年代中期,标志着我国出口产品结构朝着优化的方向发展,但与世界贸易中的主导趋势相比仍属滞后,而且差距可能有所扩大。因为正在上述同一时期,也就是全球化加速的时期,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也在迅速调整,从以资本密集和传统技术为基础转向以知识密集和高新技术为基础,特别是信息产业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增幅和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中、低技术部门则明显下降。高新技术部门成了美国的主导产业,使美国经济在1991年摆脱衰退后得以进入战后持续最长的景气阶段。据美国商务部估计,信息产业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超过25%,即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中约有1/4是由信息产业的增长所带来的(注:The Emerging Digital Economy,http.//www.E-commerce.Gov.1997.)。
由于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故高新技术产品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大大提高。世贸组织按联合国在1988年修订的国际贸易分类标准,将贸易分为三部分:
——初级产品:下分为农产品和矿产品两大类,每大类下又分为若干小类。
——制成品:下分为7大类,即钢铁、化学品、其它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纺织品、服务、其他消费品,这7大类下又各自分为若干小类。
——其他货物:未能列入以上各类的货物,如军火等。
上述的机械和运输设备又分为6小类,其中“办公室机械和电讯设备”一小类最足以代表信息技术产品,其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在80年代前期较之世界货物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率并未高出很多,但80年代后期剧升为18%,约高出2倍,到1995年竟达26%,约高出将近3倍(注:WTO,Annual Report 1996,Vol.Ⅱp.90,Geneva,1996.)。结果其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超过了农产品和矿产品(包括石油),跃居第二位,1995年位居前11位的货物按其比重大小为序可排列如下(注:同⑦,第15页。):(1)机械和运输设备,不包括下述的(2)和(6),约占17%强;(2)办公室机械和电讯设备,约占12.2%;(3)农产品,约占12%;(4)矿产品,约占10.5%;(4)化学品,约占9.5%;(6)汽车和零部件,约占9%强;(7)其他消费品,约占9%弱;(8)其他半成品,约占8%强;(9)服装,约占3%强;(10)纺织品,约占3%;(11)钢铁,约占3%弱。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其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不断下降,故其比重的跃升完全是贸易规模急剧扩大而非价格上涨所致。80年代初农产品的比重也在12%左右,而上述(2)的比重不足4%,经过20年二者的比重竟然并驾齐驱,这不仅说明信息产业对世界贸易影响之大,也反映了农产品贸易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以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处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得不到改善。同时,不得不令人担忧的是,80年代初纺织品和服装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约为10%,而今天已降为6%,这说明世界贸易趋势对我国传统的大宗出口商品愈来愈不利了。虽然1996年机电产品已取代纺织品和服装而在我国出口中占了首位,但以要素密集度来衡量,我国出口的机电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居多,原材料、能源消耗大而附加价值低,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的“双高”产品还不多。目前我国高科技产品在出口中究竟占多少比重?到1998年科技部和外经贸部联合颁布《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目录》时,各种估算数字出入颇大,今列举几项如下,以供参考:
——较高的估计1996年为21%,较低的估计1997年为6.8%(注:张祥主编:《知识经济与国际经济贸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李京文:《迎接知识经济新时代》,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页。)。
——《中国经济年鉴1999》(第341~342页)称,1998年不包括外资企业的高技术产品出口为23.48亿美元,仅占我国制成品出口的1.4%,其中74.8%是电子信息技术产品,其金额为17.56亿美元。该《年鉴》(第400页)又称,1998年中国信息技术产品出口额为270亿美元,其中包括彩电、音响、电话机等。但按照世贸组织在1996年达成的《信息技术产品协议》(ITA),其范围包括软件而不包括家用电子消费品,故严格来说,上述270亿美元的信息技术产品出口额未免偏大。
——按前文提及的世贸组织关于办公室机械和电讯设备的分类进行统计,1995年我国的出口额为145亿美元,居世界第12位,在我国制成品出口中占11.6%(注:同⑦,第18、90页。)。据世贸组织的注释,上述数字中包括声音、图像的传输、放送设备。
由于目前尚难获得确切的数字,只能粗略地说我国前10位的出口产品中还没有高技术产品,头三位是各类服装,以下依序为靴鞋、玩具、塑料制品、箱包和旅行用品、录音机和收音放音组合、各类棉机织物、家具。由此可见,我国出口产品的总体和分体结构都很落后,这种结构使我们在国际交换中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与高科技含量制成品的交换比率,在全球化过程中对前者变得愈来愈不利了,西方学者的一系列实证研究都揭示了这个趋势。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在引用了有关的研究成果后指出:“根据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制成品出口单位价值时间数列进行回归分析,表明1970~1987年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出口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每年平均下降1%,只是由于出口规模迅速扩大,才使其收入交易条件得以上升10%。”(注:UNCTAD,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1997,p.147,N.Y.and Geneva,1996.)另一项研究证明进入90年代后情况依然如此,其数字可列表如下:
表1 发展中国家与欧盟制成品交易条件
(1979~1994年年均增减率%)
Ⅰ Ⅱ Ⅲ Ⅳ
所有发展中国家 2.0 4.2 -2.2 5.5
其中:A组 -1.3 4.4 -5.7 …
B组 -0.1 4.6 -4.7 0.4
C组 1.3 4.9 -3.6 1.0
D组 2.1 4.4 -2.3 4.1
E组 2.9 4.1 -1.2 6.8
资料来源:A.Maizels等人研究成果,转引自《1996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第148页。
在上表中,“所有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大陆;A组为最不发达国家;B组为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岛屿国家;C组为拉美国家;D组为地中海区域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阿尔及利亚、塞浦路斯、埃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马尔他、摩洛哥、突尼斯、土耳其和前南联盟;E组为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港、澳、台包括在内。(Ⅰ)和(Ⅱ)分别是对欧盟出口和从欧盟进口的制成品单位价值的增减率(%),表中数字显示对欧盟出口的价格水平每年仅上升2.0%,而从欧盟进口的价格水平却每年上升4.2%,可见价格比率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不利。(Ⅲ)是“净物物交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实际上就是一国进出口价格(绝对额或指数)的比率,但必须注意,由于(Ⅰ)(Ⅱ)都是增减率而非绝对额或指数,故(Ⅰ)(Ⅱ)并不等于(Ⅲ)。上表(Ⅲ)的数字显示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出口价格水平相对于欧盟而言,每年平均下降2.2%,但不同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其处境相差颇大,A组最不发达国家的处境最为恶化,E组则处境较好。该报告强调说E组中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亚洲四小)又胜于其他国家。例如,韩国制成品的交易条件在整个80年代是较为有利的,而且随着产业的升级,正在变得更有利。(Ⅳ)是(Ⅲ)与出口量的乘积,称为“收入交易条件”(Income Terms of Trade),即其出口的总收入。由于E组的“净物物交易条件”恶化程度较小,而其出口规模扩大又较快,故“收入交易条件”的数值也就最高。然而必须注意,当“净物物交易条件”未见改善甚或日趋恶化时,如果单纯依靠增加出口数量来实现“收入交易条件”的上升,这并不标志着该国经济福利的提高,相反,意味着国内生产总值的流失,故是极不可取的,美籍印度学者巴格瓦蒂(J.Bhagwati)称之为“出口的贫困化增长。”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推断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处境胜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但“双高产品”的出口比重毕竟还小,故仍难以适应21世纪国际竞争的新态势,因此,必须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产业化的战略决策,这样才能使对外贸易在21世纪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
信息革命使我们能用很低的成本大量处理和远途传送信息,这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也大大加强了知识的商品属性。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说,知识是事物运动规律在人类意识中的正确反映,但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说,知识不一定要具备真理性和系统性,它可以只是一点诀窍或经验,但它必须具有商业价值。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化,知识逐渐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与资本、劳动力、土地并列。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经济学中兴起了以罗默(Paul Romer)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它将知识(包括技术)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生产函数,全面修正了新古典理论。这反映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大大提高,因而经济和产业结构日趋软化即非物质化,这突出地表现为知识/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务业成为少数发达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以美国为例,服务业吸收了75%以上的就业人口,消费者开支总额中有60%以上是购买各种服务的,大制造企业也纷纷进入服务领域,如通用电气公司(GE)目前的营业收入约有40%来自提供服务。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说信息革命使第二与第三产业的界限变得模糊了。《财富》杂志每年要公布全球500强企业的排名,但从1995年起该杂志也不再将第二与第三产业的公司分列,而是合并起来统一排列了。与此同时,服务业在发达国家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其增速也高于货物贸易。例如,1998年美国货物出口额下降了1%,而服务出口额却上升了1%,故它在美国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也从80年代的1/4左右上升到90年代后期的1/3。近年来美国货物贸易年年赤字累累,而且有增无减,但服务贸易却年年盈利,顺差之大至今已可弥补货物贸易赤字的40%。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也基本相似,欧盟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在60年代中期已达55%,80年代为60%,90年代继续上升。其服务出口额从1985年的1708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5901亿美元,11年内增长了2倍。
表2 1985~1998年世界货物与服务出口额增长率(%)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世界货物出口增长率 9.5 17.5 13.7 7.9 11.4 1.7
世界服务出口增长率 17.4 18.7 12.8 9.7 20.5 5.6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世界货物出口增长率 7.1 -0.3 13 18.9 4.5 3.5 -2.0
世界服务出口增长率 12.8 0.04 9.1 12.6 6.7 3.5 -2.0
*从价值额看,1995年的增幅最大,从实物量看,则1994年增幅最大,主要原因是1995年美元对欧洲货币单位和日元分别贬值9%和8%,故当年以美元统计的出口额明显增大。
资料来源:WTO Annual Report 1996,Vol.Ⅱ,p.120,p.126;WTO Press Release,1999,4,16.
上述变化在世界贸易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由于世贸组织没有用不变价格表示的服务贸易量(Volume)的统计,而只有服务贸易额(Value)的数字,故我们也以二者的价值额来作比较。在80和90年代,除了1988、1994、1995三年外,其余大多数年份服务出口额的增长率都明显高于货物贸易(参见表2),这可说是当代世界贸易发展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和基本趋势。
1985~1998年世界货物出口额从1.95万亿增至5.225万亿美元,增长了1.6倍,服务出口额相应地从3809亿增至1.29万亿美元,增长了2.38倍(注:同⑦,第120、126页。),其年均增长率约为11%,高出货物贸易将近2个百分点。故上述三年的例外,并不能导致基本趋势逆转,而且服务贸易的数字实际上是偏低的。因为世贸组织秘书处在公告中也说:货物贸易数字取自各国海关统计,除走私外,出入关境的货物必定统计在内,故较全面可靠,而服务贸易数字则取自各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呈报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其中经常帐户下的“服务”一栏,各国处理方法并不一致,错误遗漏在所难免,故其数字往往低估。还须指出,服务贸易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也小于货物贸易,90年代初西方发生过一次衰退,1993年世界贸易跌至谷底,货物出口额下降0.3%,而服务出口额仍有微升(+0.04%)。据世贸组织在另一处公布的数字则分别为-0.21%和+0.59%(注:同②,第144页。)。在1998年前服务贸易从未发生过绝对的下降,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而强劲的增长势头,其主要原因就是信息革命。过去服务业产品大多具有“不可分割性”、“不可储存性”、“不可运送性”,因而往往成了“不可贸易品”(non -trade goods)。信息技术的进步改变了许多服务的提供方式,突破了上述限制,使服务贸易得以迅猛发展,其中信息密集的新型服务贸易增长尤速,成为世界服务贸易得以稳定而强劲增长的主要支柱。世贸组织的统计将服务贸易分为三大类:(1)运输;(2)旅游;(3)其他:共有8项,即通讯、建筑、保险、金融、电脑信息服务、专利许可和技术转让、文体娱乐(包括电视、电影等),其他工商业服务(包括咨询、会计、法律、广告等)。从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来看,上述(3)高出(2)约1个百分点,高出(1)约3个百分点,故结果(1)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下降,(2)的比重则徘徊不前,唯独(3)的比重节节上升(注:同⑦,第2卷,第64页。)。这表明在当代世界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新型服务业的地位较之传统服务业大大提高了。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paper.stu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