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典型模式，本文欲对其作一番比较。

<b>一、 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特点的比较 </b>
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五种模式，即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和三城（海城、兴城、诸城）模式。在发展过程中，这五种模式呈现出不同的形成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模式形成的时间的不同

从五种模式的形成时间看，苏南模式的形成时间最早，苏南模式的雏形产生在计划经济时代，从1953年-1978年，苏南农村工业就有了一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到80年代中期就确立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形成了别具特色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温州模式是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产物。改革开放后，温州农民在缺乏国家投资、没有城市辐射、集体经济薄弱的条件下，以农村家庭企业的发展和扩张，一举打破了“政府本位”的经济格局，率先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推进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形成了以个私经济为基础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珠江模式的形成得益于国家的开放政策，80年代中期，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以东莞、宝安等地为代表的珠三角东部地区成了香港加工业的外迁地，“三来一补”成为其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形式，凭借毗邻港澳、华侨众多及国家优惠政策倾斜的优势，很快就形成了举世瞩目的“珠江三角洲经济模式”（简称为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则是在80年代中期以电子一条街出现为特征的，1980年，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一批科技人员，组成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就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随着四通公司、联想公司等公司的相继成立，中关村已经形成了我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群体。198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标志着“以中关村模式”为代表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在这五种模式中，三城模式的形成可谓最晚，三城模式是山东的诸城模式、辽宁的海城模式和兴城模式的总称，是我国90年代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革改制的典型模式，三城模式中最早出现的以股份合作制改造为特征的诸城模式也是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春天”到来的1992年至1994年中形成的，而以私营独资企业为主要改制方向的海城模式和以私营合伙企业为主要改制方向的兴城模式则相继形成于1993-1996年间和1996-1997年间。

2、民营经济形成基础的不同

乡镇企业能首先在苏南地区异军突起，从而形成“苏南模式”，是因为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区位环境和历史传统。苏南农村紧靠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和苏州、无锡、常州等发达的大中工业城市，接受经济、技术辐射能力较强。同时，因为距市场中心较近，运输成本较低，产业和产品选择范围较大。这为苏南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特别是乡镇工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而温州的区位条件是远逊于苏南地区。位于浙江东南山区的温州地区远离大中型工业城市和全国性市场中心，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较高；人多地少，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尽管温州农村的社队工业也有所发展，但它最终不能走上苏南那样以发展农村集体工业为主的道路。但温州有从事家庭手工业历史传统，温州人在计划经济时期处于生活的压力而形成了走南闯北寻找生机的习俗，使得温州农民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走上了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的道路。由于外部环境的限制，温州乡镇企业在发展非农产业中，选择了较早放开并实行市场调节的日用小商品为主导产业，小商品的产值大约占了乡镇企业产值的七成左右，从而形成别具特色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

“珠江模式”的形成，其社会条件与苏南和温州又不同。珠江三角洲毗邻港澳，境内铁路、公路、水路交通非常方便。全区有华侨250多万人，港澳同胞278万人，这些独特的优势，为吸收外来信息、技术、资金、设备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从乡镇企业引进外资、发展外向型企业来看，港澳地区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关系十分密切。在引进外资构成中，港澳资本占绝大部分，小部分是华侨和国际资本。珠江三角洲了解国外信息，引进各种技术设备等也主要通过港澳地区。通过大量的经济往来，联办企业等为三角洲地区的培训技术和管理人才、引进新技术设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珠江三角洲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苏南、温州和珠江三角洲的民营企业都是脱胎于农村乡镇企业，走的是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它们的差异在于工业化的方式不同。而中关村模式则是依靠中国科研的最高殿堂——中科院及著名高等学府的雄厚的研究力量，以中关村的核心——电子一条街为例，全长不过几公里的一条街，沿途却聚集着30多所大学、80多所研究院所，荟萃着45000多名科研人员和高校教师，其智力密集度之高可想而知。80年代初，中关村的一批科技人员通过“下海”创办科技企业的方式，以经营贸易和计算机应用开发与集成服务起步，带动研究与开发，实现了技术、管理和市场三大要素的有机结合，加快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到1987年，中关村具有法人资格的民营科技企业148家，其中从业人员3800多名，工业产值2.2亿元，营业额超过9亿元。

作为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民营化改制的三城模式，产生在改革开放的90年代。90年代正是中国深化改革时期，一方面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日益恶化，企业机制不活、效益低下的问题十分突出。因此，对国有企业的改制在所必然，尤其是国有中小企业，量大面广，对其改制改革，不仅仅是国有中小企业的自身问题，而且为大中型企业的改革进行试验、创造条件。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抓大放小”战略，使得国有中小企业的改制进入了一个全面展开的阶段。根据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指示，各地对国有小企业的改革采取了改组、联合、兼并、股份合作制、租赁、承包经营和出售等20几种形式，形成了比较典型的三城模式。

3、企业制度特征的不同

苏南模式是典型的乡镇集体企业发展模式，苏南的大部分乡镇企业的创业资本源自农村社区范围内的集体投入，其所有制的基础属性便是以农村社区政府为代表的集体经济。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当时的中小企业相当部分是村办企业，因此，与城镇集体企业不同的是，苏南很多镇村两级党政组织及其代理人，既是乡镇企业的行政领导，又是集体资产的代表，其结果往往导致出现产权不明、政企不分、“内部人控制”等一系列问题。

而温州的民营企业是从个私经济发展起来的，私人独资企业是主要的制度形式，不仅个体企业、私营企业是独资企业，很多股份合作制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实质上也是私人或家庭独资的，另外一部分企业则为私人共同出资的合伙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有限责任公司。因此，温州的民营企业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产权清晰、机制灵活。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乡镇企业是通过对外开放而获得迅速发展的，因此，“珠三角”的乡镇企业的外向度很高，从最初的“三来一补”企业到大规模利用港澳资本建立“三资”企业，使得乡镇企业在引进外部资本的同时，也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因此，80年代的“珠三角”乡镇企业的企业管理制度建设要比苏南乡镇企业和温州个私企业规范得多。到了80年代中后期，“珠三角”的许多乡镇企业已通过内外开放，大量吸收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以组建企业集团的方式，走规模经济的道路。而温州民营企业大规模的集团化直到90年代中期才掀起高潮。

中关村的高科技民营企业在成立之初，往往挂靠在某些政府机构的名下（俗称“红帽子”），或以官办的面孔出现，但无论是靠商业贷款，还是由上级单位提供创办启动资金，经营若干年后，企业的产权已面目全非，无法搞清资产的归属，企业发展越快，产权问题越突出，产权问题最终成了制约高新技术企业“难长大”的根本性原因。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企业的特点，智力因素起着关键作用，几个人在一起就能举办一个公司，往往凭一时之激情办的公司，由于缺乏明晰的产权制度和规范的管理制度的制约，企业创业时尚能志同道合，但稍有起色便分家，甚至于公堂相见。

三城模式是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的典型模式，因而所形成的民营企业具有鲜明的改制企业的特征，即企业制度仍然带有原有的企业制度的烙印，换句话说，三城模式的民营企业的民营化是不彻底的。虽然表面上看，企业的产权已经清晰到了个人（如诸城大部分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为全员持股的股份合作制形式，海城则出售给了个人，兴城出售给少数几个人），但是企业制度并不完善。

4、政府作用的不同

从这五种模式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来看，都与地方政府有着一定的关系。从政府与民营企业的关系密切程度来看，温州模式是最弱的，这是因为：温州的经济发展是自下而上的，温州的民营企业都是由个私经济发展起来的，从属于私有制范畴。温州模式不但不能得到首肯，政府开始基本以“无为”管理的方式对待这一经济形态，政府早期的“无为”管理主要是既缺乏扶植能力、又无市场经济经验导致，而后来的“无为”则是温州市政府自觉形成的无为状态，尽量少干预经济。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自身的动力和内因，而政府的“无为”为之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为“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形成发展，进而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先驱，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缓冲和保护作用，降低了民营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风险。

苏南模式发展初期的大部分乡镇企业是由乡镇政府，或者利用原有的集体积累，或者利用政府的动员力量，或者由政府出面向银行贷款兴办的。因此，经济学家把苏南模式看成是“政府推动”的模式。虽然政府的干预使得苏南乡镇企业存在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但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空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政府干预的结果，使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策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尽管这种结果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积极的，但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的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买方市场的出现）变化而使得苏南经济滑坡，人们对苏南模式开始提出了疑问。

珠三角的乡镇企业从一开始也是由乡镇政府参与或支持创办的，但也苏南的乡镇企业不同的是，珠三角的乡镇政府在乡镇企业起步后，就开始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利润承包责任制”等，尽量弱化对乡镇企业的直接干预，而将主要的财力用于发展交通、能源、通讯、教育等基础产业上，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因此，从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和作用来看，苏南模式是“强政府”，而温州模式是“弱政府”，珠江模式则介于两者之间。

中关村的民营高科技企业虽然大部分都存在着产权不清的问题，与国家及地方政府有着各种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科技园区中均设有管委会，且管委会中行政部门林立，使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趋向于准行政区域式的管理。但中关村的民营高科技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基本上是自发的，在经营机制上仍然是比较灵活的，并没有受到政府的很大的干预。

三城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型制度变迁模式，从国有集体所有制企业到股份合作制、合伙制和个人业主制的民营企业制度形式的转变，时间之短（每个城市都只有2-3年时间）、改制面之广（几乎90%以上的国有集体中小企业及部分乡镇集体企业），没有政府的强制型推动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在企业改制以后，原来的政府主管部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产生干预和影响。从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来看，最强的是三城模式，苏南模式次之，其余依次是珠江模式、中关村模式、最弱的则是温州模式。

<b>二、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特点的比较 </b>

1、自我终结的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作为有中国特色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道路，在改革开放初期所产生的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苏南模式的局限性，实质上就是集体经济的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企业产权不明、政企不分、收入分配不合理等。随着社会大背景的改变，苏南模式的内在矛盾逐步暴露出来。实践证明，苏南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到90年代中后期，苏南地区已“痛失全国领先地位”。从1996年开始，苏南各地相继二次进行了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的改革工作，改制的核心是产权的集中化，将所有制权集中于经营者个人或少数经营层，最终彻底地明晰了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基本上把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直接支配权从企业撤出来，这样就从而意味着苏南模式自然而然走到了“终结”。

2、改变发展路径的珠江三角洲模式

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的崛起以及港澳的回归，珠江模式日益受到挑战。一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外资比重偏高，在出口结构上，一般贸易出口额比重偏低，而加工贸易出口额比重偏高，出口贸易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原材料，为外方加工成产品，再出口到海外，而广东的民营中小企业从中赚取较少的加工费。虽然加工贸易对于珠江三角洲经济贡献突出，但从长期的发展角度来看，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企业资本多元化的今天，东南沿海的一些省份正是通过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做大做强民营企业的品牌，而实实在在地扩大了出口额，与珠三角民营企业形成鲜明的对比。二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外向程度很高，受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比较大。如亚洲金融危机、美国“9.11”事件对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影响不能低估。三是大量的在加工制造末端的民营企业拥挤在一个狭小的行业中，在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就进入了恶性的循环之中。

3、寻求变革的中关村模式

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典型发展模式，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在发展中也存在着许许多多问题，其中，产权问题被认为是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对中关村所在的海淀高新技术试验区做过调研，调研显示，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中小企业占主体，这和美国硅谷、我国台湾地区的新竹类似。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高新技术企业10年存活率一般仅为5%-10%，而中关村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稳定性较高，除在经济过热的1992-1993年两年外，企业“死亡率”和“出生率”都维持较低水平。换言之，中关村大多数企业处于既“长”不大也“死”不了的维持状态。1994年我国《公司法》颁布时，中关村已有4229家高新技术企业，企业发展越快，产权问题越突出，产权问题最终成了制约我国高新技术企业“难长大”的根本性原因。

4、困惑中探索的三城模式

“三城模式”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改制后的企业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一时间吸引了全国众多国有集体中小企业学习推广。但不久，由于“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诸城模式——企业资产以基本均等的方式卖给企业的所有职工，但导致了“小锅饭”，在企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以后，职工失去了企业改制初期那种艰苦创业的精神，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现象开始出现；海城模式——企业资产整个卖给个别经营者，企业制度改变了，但职工的观念没有及时转变，尤其是当企业发展呈现良好态势时，经营者作为企业的所有者的财富骤然膨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使企业职工大为不满，原来作为国有集体职工的那种优越感使得他们对企业经营者产生了抵触情绪，劳资对立严重影响了企业的运行效率；兴城模式——企业资产卖给了少数几个经营者实行合伙经营，但由于合伙企业的局限性，企业规模往往难以做大。为了解决改革前未曾料到的矛盾，三城最后都放弃了自己的模式，向其他模式转变：诸城向海城转轨，想把分散在职工手中的资本集中给个别经营者，以期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推动企业的成长壮大；海城向兴城转轨，为了克服单个资本的种种弊端，在职工还没有购股热情的情况下，把“兴城模式”作为过渡选择；兴城向诸城转轨，因为职工意识到造成自己与经营者财富悬殊的原因是由于自己没有股权，要求拥有股份的愿望强烈。这就是被理论界称为“三城模式转磨之迷”。

5、走出温州的温州模式

温州的民营经济经历了从八十年代初中期的农村家庭工业，到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股份合作制经济，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长期困扰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姓资姓社”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温州的民营企业得到了正名，民营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快速发展的轨道。在产权制度上，单元化的资本结构开始走向多元化；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开始大量向股份制企业转变，并形成了上百个以专业化分工为主线的民营企业集团；在企业的经营模式上，逐渐摆脱传统的以专业市场为依托的小商品发展模式，走上了品牌化经营和资本经营的综合发展道路；以农村经济能人为主体的民营企业经营者普通提高了素质，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群体。温州民营企业发展的这些新特征，被理论界称之为“新温州模式”。事实上，“新温州模式”的提出，并不是对温州模式的否定，而是对温州模式的发展趋势的展望。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民营经济的各种发展模式相继陷入困境或出现裂变的同时，温州经济强大的活力依旧，温州模式已再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无论是温州模式，还是“新温州模式”，都表明了在这个远离大都市的沿海中等城市，确确实实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发展民营经济的道路。不仅如此，温州模式还出于不断的扩展之中。温州模式已出于一种发射的状态，从温州向浙南地区，向浙江全省以及全国扩散。“温台模式”、“浙江模式”都是从温州模式中演绎出来的。

<b>三、民营企业发展模式变化的启示 </b>

1、产权制度创新是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

从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模式来看，凡是产权明晰的，如温州模式，发展就充满活力；而产权结构存在着不清晰或不完全清晰的，如苏南模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困惑而停滞不前，甚至于出现衰落，最终到了“终结”的地步；同样，中关村民营高科技企业的长不大，也是产权制度的制约所致。因此，发展民营经济，首先就要搞清楚什么是民营经济，这个问题模糊有的话，就容易搞出些似是而非的类型来。近年来，随着我国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已逐渐受到动摇，这使得很多人感到了疑惑，说发展民营经济有问题，但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经济确实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凡是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国民经济就发展得好，老百姓生活就富裕，国有集体企业下岗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当前，理论界对“民营经济”一种比较普遍的理解，认为“民营经济”是相对于“官营经济”而言的，按照这个理解，民营经济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公有制企业在内，这样，似乎提“发展民营经济”就不会与传统的所有制观念相抵触了。可惜的是，从各地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实践来看，凡是产权不清晰的所谓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最终都陷入了困境，无论是乡镇集体企业、城乡股份合作制企业，还是承包、租赁等国有民营的经营方式，以及以人力资本为主的民营科技企业，虽然在创立或改制后一段时间内表现出一定的活力，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但由于其产权不清，归属不明，无法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因此，从我国的现实出发，发展民营经济，必须首先要解决产权制度问题，对于改制的民营企业，其产权必须明晰到个人，以充分发挥个人对其财产看护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进而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动力。在此基础上，国家或集体可以在发展潜力良好的民营企业中适当参股（但不控股），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2、大力培植民间经济的基础是实施民营化的根本保证

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民营化已经成了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在全国各地，国有集体中小企业通过不同的形式进行了民营化的试点和推广，但从各地的实践情况来看，存在着许多改革的难点和盲点。事实上，在“三城镇式转磨之迷”现象的背后，是因为这三个城市的国有集体企业的改制都缺乏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民本的基础。任何改制改革都离不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参与，发展市场经济，更是不能单靠少数几个人，“海城模式”和“兴城模式”的矛盾说明了只有全社会民众都参与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民营经济才会蓬勃发展起来。现在，一些经济学家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就是以民为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经济就是民本经济。高尚全认为，民本经济指的是以民为本，民有、民营、民享（人民共享）的经济，我们过去搞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官本经济，通过长官的意志和行动方式来配置资源。而民本经济则强调，人民是创业的主体、经济的主体、产权的主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温州的成功就是一个明证，温州模式的崛起和不断的推进，正是千千万万温州人的共同努力的结果，是温州人人人都要当老板的强调愿望造就了无数的民营企业和无数的企业经营者，这正是温州经济充满生机活力的基础。而这更需要全社会民众思想观念的彻底转变，否则，形式上看上去变了，但实质上，原有的制度弊端给人们留下了种种惰性在适当的时候就会显现出来，从而对新的制度产生障碍。诸城的困惑就是如此，虽然国有集体企业的职工一日之间换了身份都成了民营企业的股东，但他们不可能真正成为自己资产的经营者，他们对资本的疑惑就成了“诸城模式”的困惑。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使温州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也使得温州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得以顺利进行，近几年，温州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相当顺利，得益于民营企业的发展。当前，民营企业投资的一个重要投向就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参与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出资进行兼并、收购，将有力地促进国民经济民营化的进程。

3、民营企业应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随着时代的变迁，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的短缺经济已经过去，遍地是机会、到处是商机，依靠胆子大就能获取暴利的民营企业最好的资本积累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市场竞争开始加剧，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微利时期。在这个阶段，民营企业不再是简单地有了资金和设备，有了场地和人员，就能在市场上取得立足之地，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表现为企业综合素质的竞争。尤其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民营企业还将面临着与国际大公司大集团的国际化竞争。从我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来看，民营企业的发展战略上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即大量的企业拥挤在一个狭小的行业中，在产品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就进入了恶性的循环之中。珠江模式面临的发展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因此，民营企业必须摆脱产业发展路径依赖的局限性，及时从传统的产业领域转移出来，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于继续留在传统领域的企业，也必须改变原来的以加工为主的经营模式，加大研究开发投入，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努力发展自己的核心技术，全面提高自身的素质，从根本上改变低层次的竞争格局。这对于我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启示。

从温州的民营企业发展来看，同样存在着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从知识化和全球化的程度看，温州远不如珠江三角洲的民营企业，温州的优势在于体制创新。但由于温州的民营企业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其技术化程度的要求要低于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因此，在这些行业中，温州产品的优势就比较明显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市场竞争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温州模式”也进入制度、技术、市场和产品的全面创新阶段，民营企业开始向规模化、公司制和品牌经营迈进，逐渐使企业摆脱原来的家庭作坊式的低、小、散状态，“新温州模式”的提出，正是这种变化过程中的一个描绘，它是温州民营企业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一个过程。从温州模式到“新温州模式”，表明了民营企业的发展除了要做好制度的文章外，还要重视企业内在的素质，也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企业的素质提高了，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的要求。

作者：谢健 温州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