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全球化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所谓“全球化”，目前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全球化泛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和产生以来，至今仍在继续的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日益拓展和加深的过程；狭义的全球化则特指20世纪70年代第三次科技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8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以来，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的一体化趋势。考虑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出现这一事实，本文倾向于后一种用法。这种用法有助于说明“全球化”在当代的特点和问题所在。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渐进历史过程，是世界现代化的最新阶段，它为每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发展都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需要人们作出审慎的选择和回答。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认识、分析全球化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工具。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与“全球化”概念 
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在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马克思就曾把他所处的时代概括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所开创的“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这一时代的产物和理论表征，它从一开始就具有打破狭隘地域性限制的“世界性”或“国际性”特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第88、86、88-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样，马克思就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著名命题。 
《党宣言》形象地描绘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整个世界形成了相互联系的整体的生动画面：“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同上书，第276、291页。） 
在当代，马克思当年所描绘的“世界历史”进程大大加快了，以致全球化问题引起了人们广泛而强烈的关注。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首先是开放性和竞争性的商品流通，特别是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奔走于世界各地的资本家、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日益成为世界性的。其次是现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普及与广泛应用。科学技术基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具有普遍性。相应的科学技术要求相应的生产组织方式、相应的认识和思想方法，从而造成了不同社会的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互相理解和接近。近些年来，包括信息网络技术在内的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更使整个世界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再次，现代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决定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粮食问题以及放射性污染、核威胁、基因技术、“克隆人”的负效应等问题，要求全世界采取联合、协调一致的行动。此外，跨国行动主体（如联合国、洲际非政府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全面贯彻人权的要求，文化产品的跨国传播等因素，也使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 
这一切，正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慕尼黑大学教授乌尔利希·贝克在《什么是全球化》一文之中所说：“全球性描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从现在起，在我们星球上发生的事情失去了地域的局限，所有发现、所有胜利与灾难都与整个世界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生活与行动、我们的组织与机构，按照地方—全球的坐标重新定向，重新组织。”而“全球化指的是在经济、信息、生态、技术、跨国文化冲突与市民社会的各种不同范畴内可以感觉到的、人们的日常行动，日益失去了国界的限制。……金钱、技术、商品、信息、毒品都超越了国境。……全球化指的是空间距离的死亡。人们被投入往往是很不希望、很不理解的跨国生活形式中。这是超越空间距离的世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第30、44-45页，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7。）美国学者阿尔君·阿帕杜莱斯将全球化归结为五种维度或五个拼盘：一是在全球流动的人种图景，二是跨国性的科技图景，三是超越民族与文化差异的媒体图景，四是无国界的货币流动图景，五是全球性的而非国别性的意识形态接受图景。这五种图景各自都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世界，与传统意义上的地理空间、领地是没有重合之处的。 
应该说，上述意义上的“全球化”和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世界历史”是相对于相互分裂的民族历史与地域历史而言，是指世界开始有了一部相互依存和影响的统一的历史，但在这里历史活动的主体及其基本单位是相互独立的民族国家；“全球化历史”则是指世界各国的历史变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愈益朝着跨国化方向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和更高的发展阶段。不过，人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全球化。正如埃廷尼·吉尔森所说：“当代世界的痛苦就如产妇分娩时的阵痛，一个规模空前的人类社会正在如此巨大的痛苦中诞生……我们目击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全球性，把我们目击的重大事件与过去的、有史以来的一切重大事件区别开来的也正是全球性。”（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第51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但是，“全球化”是一个颇有歧义的概念，人们关于它的谈论也是分歧迭见，甚至是十分混乱的，从而问题的实质常常被疏忽和遮蔽。已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多元概念，它具有许多层次。仅仅就字面意义理解，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概念，包含了“成为全球性的”、“扩展到全球范围”、“上升到全球水平”、“在全球范围内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全球范围内组成一个整体”、“着眼于全球范围进行思考”、“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等多种含义。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全球化模式，也没有一个普遍认可的全球化定义。应该对“全球化”、“全球性”和“全球主义”等概念作出一定的区分。我们认为，如果把全球化(globalization)理解为一个动态的过程，那么，全球性(globality)就是这一过程中所生成的结果，而全球主义(globlism)则是一种思想主张，一种意识形态。 
但无论如何，今天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只有卓有成效地回答全球化时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获得新的创造性发展。同时，在“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他分析世界历史时代的方法，仍然是我们认识、分析问题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这里不妨选择几个在全球化讨论中有争议的问题略加分辨、讨论。 
二、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和限度 
全球化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包括资本、金融、生产、贸易的全球化。这也是今天能够比较现实地讨论的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世界历史”时代，是以开拓“世界市场”为基本形式的：大工业“把世界各国人民互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作好了准备，使各文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4、241页。）正是凭借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资本主义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广泛的经济联系，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入了世界经济体系。 
今天的经济全球化，这种情况是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呢？没有。以实现全球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为目标的市场经济，突破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造成了社会的开放性和竞争性。正如马克思在《党宣言》中指出的，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驱使资本占有者奔走于世界各地，他们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同上书，第276页。）正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开拓，才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当然，今天这种情况比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更具典型性。以产品生产为例，目前一种产品可以同时分布在十几个、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生产，使每个国家、地区发挥其资金、技术、资源、劳动力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使最终的产品成为“万国牌”的“国际性产品”。例如，波音747飞机共有45万个零部件，它们是由6个国家的1100家大企业和15000家小企业联合生产的，其中包括了中国西安生产的飞机尾翼。 
后来出现的大型跨国公司更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力量。据统计，目前世界上4.4万个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拥有28万个遍布世界的子公司和附属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30%以上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60%以上的世界贸易、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跨国公司要实行全球扩张，必须以其母国为依托；其母国则往往依靠政治、经济乃至军事手段为跨国公司鸣锣开道，以其倡导的贸易、投资、金融的自由化，为跨国公司进入别的国家和地区排除障碍。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以跨国公司为主要动力的、全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时至今日，由于经济、科技的发展，现代交通运输工具、现代信息通讯工具已经把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具有向世界各地辐射的强大力量，今天世界上能够完全躲避这种作用的“世外桃源”几乎不存在了。由于信息的充分流通，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市场”、“全球市场”终于可能、并正在真正地建立起来。商品、服务、劳工、资本、信息等的充分交易，中介环节的简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合二为一，全球化经济网络不可避免地进入人们的生活。 
当代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里夫·德里克在冷战结束以后所写的一部总结性著作《革命之后》中对此作了分析。他认为，马克思把全球一体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对马克思而言，所谓“世界空间”是由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而形成的，这种扩张使其势力所及的所有社会成为同质(homogenization)的社会。虽然后来的民族民主运动（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使这一趋势有所缓解，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普遍化的趋势又重新得到加强。其基础不仅是商品交换和金融交易的全球化，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实现的生产的跨国化。就是说，全球化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格局没有改变。当然，德里克也注意到，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即资本主义的普遍化不是资本主义的地域中心化。当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化发展，通过在全球范围制造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而使资本主义非中心化了，它结束了欧美在世界上的经济霸权，并且使资本主义第一次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 
拉尔夫·达伦多夫也注意到全球化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极限。首先，并不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称为全球化的这一过程”仅仅“遍及发达国家经济”，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司企业在整个世界进行活动”。其次，并不是所有领域都应该全球化和市场化，如国家对于法律和秩序、对于福利、对于教育、对于税收的行政管理，还有服务业的某些领域、某些生产部门、某些区域性经济空间，都应该摆脱全球化的压力。“总之有一个全球化的限度问题，无论如何全球化不是未来经济与社会的唯一重要的因素。”（达伦多夫：《论全球化》，参见乌尔利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第20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哈贝马斯也指出，对市场全球化必须作出概念的专门界定，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 
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撕裂了民族国家的边界线，消弱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并使资本主义从作为发展单位的民族国家中抽离出来。新的全球性经济单位（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有人将这种新的世界经济形态描述为“全球性的区域主义”或“全球性的民族主义”。这种描述捕捉住了世界经济的同质化与散裂化的同时产生。原来那种“中心—外围”关系已经不再是国与国关系的主要特征，取而代之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地区与被资本主义边缘化的国家—地区之间全球关系的特征。这样就造成了现在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同时并存的悖论，呈现出“全球化与地方化”两极对峙的格局。实际情况是，与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相伴随的是区域性经济合作的发展，如欧盟和东盟。 
三、政治和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如果说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凸显出“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的悖论，那么，对无论从已经达到的程度，还是从未来可预期的实现程度看，都远远低于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普遍主义(universalism)和特殊主义(localism)的紧张关系则更为突出。 
实际上，政治领域不仅远没有实现全球化，相反，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同时，政治上的民族中心主义、种族分裂主义、种族排斥主义、霸权主义的强权政策、新干涉主义的战争行动却日益升级。在缺乏现实基础和条件的情况下过分超前地侈谈政治全球化，很可能成为某些发达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和干涉主义政策的堂皇借口。达伦多夫就不无忧虑地说：“对于21世纪来说，一个独裁主义的世纪绝不是最难以相信的预言。”（同上书，第214页。） 
至于文化的全球化，马克思早就指出，在世界历史时代，各民族的精神产品将成为全人类公共的财产。不过马克思并未因此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他认为所谓“世界文学”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任何世界性的文化共性都存在于、并且只存在于文化的民族个性之中。试想一想，除了存在于各民族文化之中的世界文化，还有与任何民族都不相干的所谓“世界文化”吗？这一点对于辩证法来说，是很容易理解的。就如同我们只能找到一个个红的、青的、黄的，或是大的、小的苹果，而不可能找到一个“普遍的”、“一般的”苹果一样。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世界性都不是整齐划一、消灭独特性，更不是某一种政治、文化霸权高高在上，假借经济的或军事的力量对其他文明强制趋同。在当今世界上，随着殖民制度的崩溃，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觉醒和崛起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各民族文明正在彰显自己。对于任何不带偏见的人来说，这种彰显十分重要，因为没有差异就不会有发展。保存并发扬文明的多样性正是世界之幸，人类之幸。就以西方文化的发展为例，无论是非洲音乐对当代通俗音乐的影响，日本绘画对凡高、莫奈的影响，中国古建筑对欧洲建筑风格的影响……都充分说明当代欧洲艺术的发展确实得益于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的文化差异。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就说过：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总之，不同文化、文明的差异乃至对立，经常诱发人们的灵感和创造力，从而导致创新。没有了差异，没有了竞争，也就没有了进步。 
当然，强调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也不是抱残守缺，唯我独尊。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之物，任何政治制度、文化模式都会有一些糟粕性的东西；哪怕在一时一地是先进的、合理的东西，随着时代和社会的演进，也可能会变成消极、腐朽的东西。因此，在世界政治、文化竞争过程中，开放、变革、创新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必要的。 
不容忽视的是，现代世界政治、文化的民族化、多样性正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和威胁：一是各种文明中心论仍然有形无形地对其他文明进行压制，威胁文明的多元共存和发展，使文明的多样性日益削弱，导致人类政治、文化资源无可挽回地流失，这种文明压制必然引发文明的冲突，甚至战争。当前，最具威胁的首推西方中心论。西方政界、文化界有些人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总是顽固地坚持西方文明是最优越的，它包含最合理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最应普及到全世界；甚至还有些西方野心家公然以维护政治、文化一元化为幌子，将本国政治制度、文化模式强加于人。当然，不仅西方中心论，而且以其他任何一种中心论来代替西方中心论的企图都是有悖于历史潮流，有害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例如，有人企图用某些非西方经典来代替西方经典，其结果并不能解决过去的政治、文化霸权问题，而只能是过去西方中心论话语模式的不断复制和新的霸权的出现。二是政治、文化相对主义或孤立主义的威胁。相对主义承认并保护不同政治制度、文化模式的存在，反对用自身的是非善恶标准去评判另一种文明，这可能导致保守主义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只强调本文明的优越而忽视其可能存在的缺陷；只强调本文明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明交往；只强调本文明的“统一”而畏惧新的发展，甚至进而压制本文明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从而导致本文明的停滞不前、甚至衰落。完全认同政治、文化相对主义，否认某些人类共同的文化价值标准，就必然导致容忍某些曾经给人类带来重大危害的负面政治、文化现象的存在。政治、文化相对主义发展到极端，其后果之一就是封闭、孤立、倒退的孤立主义。 
总之，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除了看到跨国性的科技图景，超越民族界限的媒体图景，国际间更多的文化交流机会之外，也要看到所谓“文明的冲突”与“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同时存在。 
必须注意到，与全球化趋势相伴随的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同时，政治和文化领域中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紧张关系很可能会长期存在。至少在可预期的未来，政治、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核心的价值观的民族性差异，肯定是世界交往中一个不能省略或约化的因素。 
四、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地位 
全球化过程中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紧张关系，在民族国家地位问题上形成焦点。 
不容否认，全球化运动突出了人类文化精神中的整体精神，即人类意识，如强调人的生存、发展与自由的基本人权意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的环境意识，面对核威胁、克隆人之类的危机意识，等等。马克思指出：人是类存生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作自己的对象；而且因为——这只是同一种事物的另一种说法——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全球化突破了传统文化局限于民族和国家的狭隘视野，使人们真正作为“世界公民”来思考问题。例如，在信息、科技、市场都正在全球化的今天，没有哪一个地区、国家能够独立地解决所面临的诸如大气、海洋、生态等危机，也没有哪一个地区、国家的发展不与其他地区和国家发展相联系。这一点，我们从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就能够获得足够清晰的认识。全球化要求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特别是在进行对外交往时，它要求人们越来越注意民族关系、地区利益和国家关系的协调。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就是要消灭民族国家的界限，超越民族特殊性，其发展趋势就是要统治全世界。资产阶级除非不断扩大商品生产和销售的范围，不断开拓新的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市场，否则就难以生存、发展下去。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放眼世界”，在世界各地到处奔走、到处落户，寻找以最低廉的成本赚取最高利润的方式；大工业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殖民地的贸易等等，使“世界市场”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得以建立。而这一“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消灭了封建的分散割据情形，打破了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使以前互相孤立的各个民族、国家成为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的整体，“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88页。）由此可见，正是凭借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切民族和国家都被卷入到了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 
资本主义大工业扩大了各国之间的交往，密切了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从而“开创了世界历史”新时代。“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同上书，第277页。）但是，马克思在分析世界历史时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时，并不否定世界历史过程中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相反，民族国家是马克思分析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 
今天的全球化过程确实对民族国家地位提出了严峻挑战。“全球化描述的是相应的一个发展过程，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主权被跨国活动主体，被它们的权力机会、方针取向、认同与网络挖掉了基础。”“由于全球化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在它们的所有范畴内都出现了与此相对的、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以前把民族国家与社会当作地域上用边界相互隔离的组织与生活单位，现在这种基本设想结构不断崩溃。全球性说的就是：民族国家与民族社会单位的破裂，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单位、民族国家活动主体，另一方面是跨国活动主体、跨国认同、跨国社会空间、跨国形势与发展进程，两者之间形成新的力量对比、新的竞争关系、新的冲突与相互关联”。（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第28-29、46页。）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以华伦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以“世界体系”概念取代民族国家概念作为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华伦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将彻底统治世界，而这一天的到来同时也就是它的灭亡，因为这将使资本主义失去发展的余地；取代这一体系的，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结构，即社会主义世界政权。当然，这种构想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例如，吉登斯重新肯定了民族国家的作用：我们必须承认，世界体系不仅由国际经济联系以及国家间的互相依赖关系所塑造，而且也由全球的民族—国家体系所构建，这两者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可完全化约为另一项。就是说，国家体系与世界体系同等重要。 
贝克曾提出“世界社会”的概念。他说：“世界社会指的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它不会被整合在某一民族国家政治中，也不会被某一民族国家所支配。”这未免太浪漫和超前了。但他同时又指出：“在世界社会的词组中，世界是存在差异、多样性的，社会是非一元化的社会，这样人们就把世界社会理解为没有实现统一的多样性。这个世界社会是以千差万别的差别为前提条件的。”（同上书，第27-28页。）这或许才是明智的结论。 
前面已经说过，全球化是一个无主语的模糊概念，但我们思考全球化问题，却不可以奉行“无主体的思维方式”。给全球化加上主语，就是要问：“谁的全球化？”由于主体的多样性，回答必然是各种各样的。从社会生活领域来分，有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等；而从全球化的执行或运行主体来看，则只能是民族国家（政府是其法定代表），而不可能是其他。“个人的全球化？”如果不是别出心裁的奇思，就是天真烂漫的异想；“全球的全球化？”除了同语反复，没有为问题增添新的内容；“跨国组织的国际化？”可是它们已经是全球化的结果。经济全球化的微观主体是跨国公司，而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在内的整个社会全球化的执行者，则是主权国家和地区。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主权国家、地区通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互动，形成高度整合和协调一致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主权”的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但民族国家的主体地位不会丧失，否则，全球化就成了无主体的幽灵游荡。实际上，在全球化过程中必然发生民族国家的利益、权力的重新分配和调整，发达国家希望通过积极推进全球化，来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国家利益的初衷并未改变。 
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文化背景等各不相同，因而每个国家和地区在纳入全球化轨道时，都会有不尽相同的战略考虑和政策取向。类似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全球化过程中，必须有一个趋利避害的“选择性进入”或者说“创造性进入”的问题。这种“选择性进入”或者说“创造性进入”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在全球化过程中，维护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自身特色的“民族化”，从而对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0-11-06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乌尔利希·贝克．什么是全球化[M].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祖尔卡姆出版社，1997. 
[3]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4]　乌尔利希·贝克，哈贝马斯．全球化与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作者：中科院博士生 杨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