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海　200433
　　陶玉泉　男　(1951-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教授《军队政工理论研究》副主编
【内容提要】树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不断提高执政党抵御风险的能力，必须探索和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风险存在的客观性，借鉴各国学者“风险社会”研究的有益成果，继续深化当代中国风险研究；必须增强新时代的忧患意识，自觉防范风险，善于把危机转化为发展的契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用“五个统筹”发展的办法应对发展进程中的风险。
【英文摘要】To cultivate Marxist attitude toward risks and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ruling Party's capacity of withstanding risks,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and follow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and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law,fullyunderstand the objectivity of the risk-existence,benefit from theinstructive research results of “risky society”achieved by westernscholars and further deep the modern risk-study in China.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isery awareness in the new era,self-consciously preventrisks and be good at transforming crises into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Wemust stick to the principle of orientation towards people,build up the full-scale,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by adopting the “Five comprehensive”development methods to deal with the risks in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关 键 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Contemporary China/Marxism/concept of risk
【 正 文】
　　中国党立足于当代世界和中国实际，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风险理论，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并把“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作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将长期面对的“历史性课题”、“重大课题”。科学理论是成功实践的先导。在发展变化了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与时俱进地认识和解决这个崭新的时代课题，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根本指针，加强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学习和研究，解决当代中国为什么存在风险、如何正确认识风险、怎样应对风险、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从而为切实提高执政党抵御风险、处理危机能力提供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持。
　　　　　　一
　　人类遭遇的风险，是社会发展过程的内在要素之一，一般指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发生的危险、威胁、危机。而危机则是实际发生的严重困难关头或产生极大负面效应的突发事件，通常表现为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常规性、正面效应相对应的突发性、不确定性、灾难性的事件和后果。风险和危机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矛盾运动的特殊表现形式，其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条件和过程，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因而是能够被人们所认识和防控的。可是，人们往往容易陶醉于改造自然和社会过程中取得的有限成绩和暂时胜利，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的风险和危机缺乏应有的忧患意识、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这里的原因相当复杂。必须从历史规律上充分认识当代世界和中国风险和危机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特殊性。
　　1.探索和遵循人类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党执政规律，深刻认识风险存在的客观性、长期性、现实性。人类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进化的产物，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无机的身体”，人类不可能享有超越自然规律的自由。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依靠自身的力量不断战胜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各种风险和危机，逐步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奋斗史。尽管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从自然历史过程的长河看，人类对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总体上仍然处于幼年时期。微生物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上亿年，比人类更能适应环境变化。我们已知的微生物物种数量只占地球上实际存在数量的10%以下，甚至只有1%。因此，与人的生存环境密切接触的动植物和微生物的基因突变导致疫病流行就不足为怪了。伴随着“人化自然”对“自在自然”日益广泛和深刻的干预，人类在获得生存、发展自由的同时，也屡次因违背自然规律过度开发而遭遇自然的报复。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繁发生的发展中大国。随着我们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破坏程度已经大幅度降低。然而，迄今为止乃至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没有足够能力避免洪水、干旱、霜冻等气象灾害的发生，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任重道远，“地上悬河”依然是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地震、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时常导致生命财产损失和生 态环境破坏，沙漠化更使4亿人口的生态安全受到威胁。可见，人与自然的矛盾始终存在，在当代中国具有特殊性，必须冷静应对自然界的各种灾难和危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风险和危机的理论非常丰富，具有不可低估的科学价值和当代意义。而他们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大多是以欧美发达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市场化社会化、民主政治深入人心、人的文明素质普遍提高为立论前提的。基于这种特殊历史前提，他们设想风险和危机主要存在于革命时期和短暂的“过渡时期”的“阵痛”；新社会一旦诞生，将进入人的能力和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对这种“欧美构想”的教条式理解，使落后国家执政的党人错误地把风险和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把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设想成为凯歌高进、一帆风顺的历程，大多缺乏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理论和实际准备。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曾经热切期待俄国革命作为导火线同时或很快引发欧美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掌握国家权力的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无私援助俄国的经济文化建设，在较短时间内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俄共在内战结束以后延续“战时主义”，就是以这种几乎没有风险和危机的社会发展构想和国际环境作为决策依据的。然而，事与愿违，这种主观上想规避风险、不付代价、不产生负面效应的“直接的主义办法阻碍了生产力的提高，它是我们在1921年春天遭到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失败和挫折使列宁认识到，苏俄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矫正不合时宜的理论和政策，从回避风险、代价和危机的空想模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我们的策略同历史的这种曲折发展相适应”。(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1页。)公开承认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风险和危机，并且通过执政党领导改革和建设的实际效果来赢得民心、化解风险、克服危机，是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风险观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着我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提高抵御风险、处理危机能力的丰富实践经验。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中国的和世界的、正面的和反面的实践经验，当代中国党人深刻认识到：任何新兴社会制度的产生、巩固和发展，必然是充满牺牲、奋斗，交织着成功和失败的曲折过程。况且，“十月革命以来先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原来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国家。彻底改变这种落后的面貌，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后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5页。)现实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使应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风险和危机具有必然性。落后国家首先必须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现代化的“补课”任务，其次要在不同起点、彼此实力悬殊的综合国力竞争大考场上不断接受考试，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建成社会主义。在这个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跨越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风险、缴纳学费、付出代价。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使我们始终面临各种风险和危机的考验。执政的党人必须提高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意识和能力。
　　2.借鉴发达国家“风险社会”、“风险文化”研究的有益成果，深化当代中国风险研究。风险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过程本身提出的时代难题。国外学者在“风险社会”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的观点。一是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的“后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德国学者贝克的著作《风险社会》(1992年英文版)和《再现代化》(1994年英文版)的出版，使“风险社会”和“再现代化”这两个概念风靡国际学术界。贝克认为，现代世界正在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转变，“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其重要特征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因素，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个人的风险日益趋向于逃脱工业社会建立的风险预防和监督机制。斯科特·拉什认为，传统社会体现的是安全文化，而当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风险文化”。(注：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和风险文化》，王武龙编译，载李惠彬主编：《全球化与公民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是一个区分为不同形态和发展阶段的动态过程。传统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虽然存在风险，但不至于出现危及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危机。现代化理论实际指称的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其风险存在的形式、程度和观念反映是有区别的。二是科学技术“双刃剑”带来了技术和生态风险。科学技术是抵御风险的巨大杠杆。但是，科技进步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解决旧矛盾又产生新矛盾的历史过程，人类不可能仅仅由于科技进步就一劳永逸地自动排除风险和危机。随着生物技术、空间技术飞速发展而来的生态风险、核风险，就是传统社会和工业社会所没有的足以危及人类生存乃至毁灭人类的新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已经超出现代社会的管理能力，成为一种不以社会制度差别为转移的普遍社会特征。因此，人们在肯定科学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并防范技术和生态风险。(注：何传启：《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编：《现代化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2年。)三是全球化带来了“失控的世界”。吉登斯强调全球化及随之而来的风险社会“带来了其他形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现代世界“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其中，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金融风险危害最大。据资料统计，过去25年，在93个国家至少发生了117起全系统的银行业危机，其造成的损失平均高达所在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6%；在发展中国家清理这些危机而花费的预算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同期用于国际开发援助的总金额。(注：章晟曼：《金融发展及其对上海的启示》，《解放日报》2003年9月2日，第8版。)四是当代社会风险具有连环性和持续性。随着科技进步、普遍交往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和制约的有机整体，对现代科技及其物质设施的依赖度也越来越高；各种门类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专业系统程序日益复杂化，各个领域都存在危及全人类生存的混乱无序的不确定性。尽管人类不断改进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各种专业系统程序，可是各种问题仍然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技术和管理上的任何疏忽，自然的任何意外干扰或人为蓄意破坏，都将造成传统社会不可比拟的巨大损失和连环性灾难。2003年夏天发生的欧美大停电，就使许多城市的地铁、机场、电讯等设施和公共交通系统基本陷入瘫痪。据估计，停电给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天高达300亿美元。应对技术风险对政府行政能力和公民素质都是严峻考验。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科技、经济和国防实力，竟然未能阻止“9·11”这种以极端方式威胁其本土安全的危机发生。可以说，防范风险、处理危机、确保安全，是人类的永恒课题。
　　当代中国风险应对和危机处理具有现实性特殊性，必须独立自主地开展风险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人类面临着许多新的严峻挑战。“总体和平、局部战乱，总体缓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国际局势发展的基本态势，意味着风险和危机发生的国际条件客观存在。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着空前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试验，在实践中探索，由于执政党自身素质方面的原因有时难免会发生失误以至挫折。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同时就选择了应对风险。市场经济是提高效率、创造财富、实现经济社会化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4页。)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方面和其消极方面都可能由于生产、投资、贸易、金融的加速全球化而得以同步甚至不平衡扩展。选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也是利大于弊，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可能自动排除风险。毋庸置疑，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十几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的时期。但是，对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必须进行冷静思索。“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我们仍然面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的管理体制还不完善；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注：《中国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页。)这些因素既严重制约着我们抵御风险、处理危机的能力和效率，又迫切要求我们注重解决这个重大历史性课题。
　　本世纪头二十年，我国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工业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说，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双重过渡过程之中。这就决定了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不仅有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性质和类型的，而且有后现代社会性质和类型的；不仅有相同技术形态、交往形态正常发展过程所共有的，而且有中国社会转型期所特有的；不仅有来自国内的，而且有来自国外的。只有树立正确的风险观，提高抵御风险能力，我们才能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从容应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危机，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我们才能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妥善处理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防范和化解来自国内的各种风险和危机，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十六大报告深刻指出：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上，“面对很不安宁的世界，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全党同志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倍加顾全大局，倍加珍视团结，倍加维护稳定。”(注：《中国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5-56页。)
　　　　　　二
　　树立马克思主义风险观，正确认识和应对风险，执政党必须具备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正确发挥人的主体性，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从容应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风险，趋利避害，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江泽民指出，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如果没有以正确的理论为基础的精神支柱，在应对风险时，更加会成为一盘散沙，就谈不上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就难以弥补物质技术手段的相对匮乏，就不会创造美好的未来。民族凝聚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是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硬力量”相对而言的“软力量”。中华民族要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和平崛起，必须大力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不断增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的民族凝聚力，防范风险，化解危机。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千百年来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中，特别是在应对风险、处理危机的危急关头锤炼和积淀起来的强大精神支柱。俄罗斯学者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由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团结一致的力量决定的。由于这种素质，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富裕的华人向国家提供了不少资金。居住在国内的人也没有把钱存放在家里，而是相信政府，相信国家的未来，把资金存放在银行里。”(注：《爱国主义成就中国》，《参考消息》2003年10月4日，第1版。)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之一。当代中国党人的忧患意识，以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为深厚底蕴，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精神支柱，以“三大规律”为理性基础，突出表现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价值取向，是我们科学认识和有效抵御风险的重要精神支撑。
　　忧患意识是一种民本意识。人民群众是抵御风险的实践主体，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是抵御风险的力量之源。抵御风险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执政为民，执政党的首要任务是：团结带领群众集中精力搞好经济文化建设，通过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人民享有创造幸福安康生活的自由。稳定和发展压倒一切。只要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我们党就能抵御任何风险，克服一切危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是马克思主义风险观的核心观点，是提高执政党应对风险能力的基础工程。
　　忧患意识是一种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执政党责无旁贷地担负起风险防范、危机管理的职责，必须未雨绸缪防范风险，科学高效处置危机，千方百计减少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利益。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发生灾难、危机的时刻和场合，往往是人民利益受到危害最严重因而最需要党人挺身而出的时候。如果执政党在抵御风险、处理危机上表现得软弱无力、麻木不仁甚至惊惶失措，就要付出经济停滞、社会动荡、失信于民的沉重代价，从根本上动摇其执政的经济、社会和道义基础。“忧劳可以兴国”，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党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闻鸡起舞，廉洁勤政，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胸怀大志，居安思危，不骄不躁。
　　忧患意识是一种理性意识和科学精神。增强忧患意识，是在科学分析和全面把握时代特征和国情、体现中国社会进步要求和中国人民实践需要的基础上提出的，不是杞人忧天，不是危言耸听，不是悲观失望，而是依据对客观规律把握的一种前瞻意识。见微知著，未雨绸缪，增强实践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有助于把危机和灾难的损失降到最低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提高执政党抵御风险能力的活动平台，是从全局上防范风险的关键环节。各级党委和政府掌握着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决策科学，可以造福于民；重大决策失误，足以祸国殃民。总结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重大危机，主观原因是上层决策严重脱离实际，伤害群众根本利益。从一些国家发生解体和剧变的惨痛教训中，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成功经验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依据，都要统筹兼顾、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注：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忧患意识是一种开放意识和世界精神。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才能提高抵御风险能力。中国的稳定与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作为13亿人口泱泱大国的执政党，不但忧中国，而且忧世界。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国家安全需要开展责任与风险共担的全球性合作。中国正是通过自身发展和在公正合理处理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忧患意识是一种进取精神和创新思维。不断进取和创新精神的丧失本身就是危机的根源。长期执政的党更要以古为镜，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防止在歌舞升平中由于不思进取、文恬武嬉，导致盛衰巨变、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重演。只有牢记“两个务必”，始终保持我党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才能在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京赶考”中交出一份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迎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
　　忧患意识是一种辩证思维和治国智慧。历史上和现实中无数危机处理的成功范例证实了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世界上一些大国的崛起，往往是正确对待和有效处理危机，甚至利用灾难性事件，激发起民族精神，抓住了历史机遇。英国前环境国务大臣迈克尔·米切撰文透露，美国新保守主义智囊团“美国新世纪计划”早在2000年9月就拟定了一份主宰世界的蓝图——《重建美国的防务》，提出如果没有“像珍珠港事件那样的灾难性的刺激事件”，将美国变成“明日的主宰”，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注：《反恐战，美国撒了弥天大谎!》，《参考消息》2003年9月8日，第1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危机具有两重性，既是危险，又是机遇；祸福相依，挑战与机遇并存。实践着的人是实现利弊辩证转化的主体。危机和损失迫使人们探索和遵循客观规律，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党人的力量所在和高明之处，在于善于从挫折的经历中学习应该怎样改进我们的活动方式，这样就能够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把挫折转化为正确决策的财富和成功之路的阶梯，由此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支持。马克思主义对待危机的科学态度和辩证思维方法在当代中国党人的执政实践中得到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抗击非典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我们付出了代价，也学到了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以此为契机，切实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和其他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和应急机制建设，切实改进有关工作，切实转变干部的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真正把党建设成为能够带领群众抵御任何风险和危机、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三
　　树立马克思主义风险观、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归根到底既服务于发展也依赖于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抵御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困难和风险的第一要诀。实践证明，“增长不等于发展”，片面追求经济增长、GDP指标的发展观既不能带来安全和稳定，更不能长期保持真正造福于民的经济增长。“抗击非典斗争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统筹兼顾，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我们长期坚持的重大指导方针。”(注：《温家宝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4周年招待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3年10月15日，第1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确立为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主要指导思想和原则。新的科学发展观是对“东亚经济模式”、“东亚价值观”利弊得失的深刻反省，是对党和人民抵御风险新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是对“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内涵的拓展，是开创改革发展稳定新局面的有效途径。
　　1.防范经济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确保经济安全和发展，不断增强抵御风险的经济实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反对在国际事务中搞实力政策，但我们自己必须有实力——我们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都大大增强了，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3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解决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抵御各种风险和危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途径。只有经济实力增强了，才能把更多资金、技术和人力用于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才能增加投资，发展职业技能培训，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对自主创业的支持力度，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有效解决民生之本问题；才能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雄厚的财政支持，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才能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帮助分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凝聚力；才能逐步增加教育投入和科技投入，普遍提高国民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才能有效支持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提高国家战略能力；才能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才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防范经济风险、确保经济安全，核心是防范金融风险，化解金融危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民经济棋盘上的关键棋子。现代金融借助于电子通信、尖端计算机系统实现的创新金融方式，使企业和消费者受益。但是，金融历来与风险相关，对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代表的先进技术的滥用，使之不再具有帮助市场参与者对冲风险的功能而变为赌博。近20年来，国际金融日趋活跃，国际资本流速加快，超过其他领域的金融业的全球化，既分摊了国际风险，又加大了金融风险，产生了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的风险“国际波及效应”。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把现在的金融资本市场比作“凶猛的海洋”。我国金融系统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金融活动日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金融在调节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成功地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确保了国家经济安全。但是，金融系统多年积累的不良资产数量很大，金融风险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隐患。未来几年，我国将逐步开放金融信用市场，进入国际化的全球金融体系。这是一个比开放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难度、风险大得多的试验，是对党和政府抵御风险能力的新考验。我们没有退路，只有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防范经济风险、确保经济发展，必须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口压力已经严重影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的增强。资源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同人口安全密切相关。“能不能坚持做好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安全，关系到我国人民生活的质量，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1-282页。)要牢固树立保持良好的人口环境、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维护政治社会稳定的意识。历史上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往往伴随着以对大自然的掠夺和征服、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现代生态文明则扬弃“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僵硬对立，主张人与自然长期和谐共处，致力于对大自然的保护和回归。“环境意识和环境质量如何，是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现在，环境问题已涉及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等众多领域。我们愿为保护全球环境作出积极贡献，但是不能承诺与我国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义务。”(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92-293页。)在对外开放中，我们要始终确保国家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2.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有效防范风险。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是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富裕、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文明、安全、健康，已经成为我国人民普遍的价值追求，成为衡量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没有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其他价值目标既不能实现，也没有意义。把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职责，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必须确立“以人为本”、以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和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状况的有效改善作为衡量党人先进性的根本标准。
　　城乡协调发展是保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前提。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农民问题始终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至今尚未取得根本突破的改革重点和难题。农业现代化、市场化、社会化，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大规模转移，是各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农业的基础地位脆弱、产业结构调整艰难、市场化组织化程度不高；农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民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体制环境不平等、管道不顺畅，大量富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农民收入增加缓慢、不合理负担沉重、购买力低，农村消费市场难以激活；不解决这些制约现代化发展全局的“瓶颈”，既不利于确保粮食安全和扩大内需、解决“过剩经济”难题，也不利于化解风险，凝聚人心，保持稳定。
　　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在中西部地区“三农”的落后。贫困人口大部分生活在中西部农村。如果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长期不平衡，城乡和区域发展长期不平衡，如果广大农民、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不能安居乐业，既不利于经济、城市和发达地区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各地区、各民族群众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与稳定。所以，一定要把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断提高各地区各阶层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当前在分配政策领域，要突出防范收入分配风险，解决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问题。特别是对各类困难群体，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创造条件保证其同其他社会阶层一道分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文明成果，从而增强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各阶层和睦相处。
　　3.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合理运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抵御风险，推动改革和发展。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既是应对风险的有效途径，又是风险防范的重要领域。我国石油等战略资源储备相对不足，“我们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必须充分运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必须加大利用国外资源的工作力度。”(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82页。)恐怖主义、毒品交易、金融危机、环境灾害、生态灾难是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敌人，一国的经济、环境、生态安全问题的有效解决，直接或间接地有赖于地区或全球性合作，需要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的国家联合行动。我国积极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相互交融渗透，国内竞争与国际竞争趋向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给各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也不同程度地带来了风险。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占据明显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利用机遇和防范风险的能力较弱，相对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策略把握不当，其金融、经济就会面临风险和冲击。”(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16-517页。)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加紧向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渗透和扩张，同时极力推行其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进一步被边缘化，发展中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可能引发社会冲突，使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和国家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和威胁。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的冲击，防范和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袭。”(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89页。)
　　在安全和发展问题上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自觉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承担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十六大报告公开声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表明了中国党具有对人类美好前途负责的人道主义情怀，勇敢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责任。我们主张建立处理经常性全球问题的合作协调机制和突发性公共危机的应急机制，积极履行人道主义义务，调动各国政府、民间组织、企业财团、学术机构的智慧和力量，战胜人类的共同敌人，在应对地区安全和处理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二是统筹兼顾，趋利避害，以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内改革和发展。要在积极推进全方位、多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的同时，利用最后兑现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时机，把压力变成动力，苦练内功，解决发展的体制瓶颈，转变政府职能，为国内外企业创造公开、统一、平等竞争的条件，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坚守“互利双赢”底线。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是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的必要手段，付出代价必须达到“互利双赢”目的。“互利双赢”的结局不会自动到来，必须勇于和善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四是在国际交往中，善于根据通行的国际规则谋求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要积极适应现实环境，确定能够实现的有限目的。谋求共同利益，促进和平发展，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个实际目的是有限的，因而经过努力是能够实现的。要转变角色，把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利益作为根本价值需求。只要以和平和发展的大局为重，不突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达到互利双赢的结果。
　　收稿日期：2003-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