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历史经验证明，各种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正确的决策，而正确的决策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注：见《湖南日报》1993年7月6日第一版。）。并进一步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号召“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注：见《湖南日报》1993年7月6日第一版。）这里的历史经验就是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为我党留下的。重温这一历史经验，对于我党在改革开放形势下如何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调查研究——一代伟人的卓识  
毛泽东同志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把了解社会、了解中国摆在头等重要地位，在他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从现实社会中寻求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现实问题的方略，是他十分重视、经常应用的重要方法。正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从来反对离开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因此，在他的领导下，我党每决定一件大事，事先都有周密的调查研究，并在反复实践和调查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方针、政策。  
1927年，在大革命失败、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落脚。其实，在这历史性抉择之前，他进行了广泛深入、多次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介绍了这一情况。“整个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最有利于我们军事割据”（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因有了这一科学决策，革命的红旗才在井冈山高高飘扬。上井冈山后，为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毛泽东同志对湘赣边界各县又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并亲笔整理了宁冈、永新两县的调查报告。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2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湘赣边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稍后，又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富有创造性的理论。从此，毛泽东创造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就这样从革命斗争、中国社会的现实中确立了。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运用调查研究这一方法，加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为党制定了许多成功的政策；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同志曾把进入北京城比喻为“上京赶考”，为了有一份满意的答卷，让全党适应战略上的转移，他仍将调查研究作为了解新情况、处理新问题的一大法宝。面对建国后许多纷繁复杂的关系，为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1956年2月开始，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亲自参观了工农业生产现场，查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图书资料，最后形成了至今仍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文献，对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一系列复杂问题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比他同时代的人更有远见卓识，并不是因为他有“生而知之”的天才，而是由于他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方面下的功夫最深。他一贯的领导作风便是“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事无巨细，总是周详严密调查分析后，才作出科学判断，最后形成指导我党的方针、政策。这是毛泽东领导艺术的重要方面，在我党领导层中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二、调查研究——科学决策的前提  
毛泽东同志除了自己重视从社会、从实践中寻求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外，还把这一方法在全党推介、倡导。早在1928年5 月红四军成立时，他就发动官兵作社会调查，要求部队每到一个地方，首先第一步做调查工作，弄清当地的阶级关系状况，然后开会决定切合当地群众的口号，这样，就可使红军“不致不顾环境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146页。）。到1961年，在《农业六十条》中， 他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一项。由此，形成我党独特的工作作风。坚持、发扬这一作风，就能在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时，触及问题的本质，进行科学的决策。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有许多卓越的见解。  
1.调查研究就是向群众学习  
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调查研究的大敌，调查者一定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注：《毛泽东农村询查文集》第16页、第182页。）。毛泽东同志严肃指出，搞调查研究，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出现，平等待人，采取同志式的、讨论式的商量的态度，决不可当钦差大臣，决不可摆架子，不可以老爷式的，不可以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用事先订好的什么“调子”或“框框”去限制被调查的人或者束缚自己。“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注：《毛泽东农村询查文集》第16页、第182页。）。 毛泽东同志自己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如他的著名的兴国调查中，开始时，请来的几个农民疑虑重重，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话，扯些家常便作罢了。后来，请他们吃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的被子睡觉，双方关系才逐渐融洽，到最后，大家几乎无拘无束，热热烈烈地讨论起来，无所不谈，亲密得像一家人。兴国的真实情况就是这样被毛泽东掌握了。  
2.科学的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  
1929年，毛泽东同志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首次把调查研究和党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起来，指出：“必须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0页。）。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的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8页。）。  
3.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调查是决策的起点，决策总是要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关于调查研究对科学决策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大略的调查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这就是分析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0页。）。在他看来，“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他还特别强调，领导者要做正确的决策，领导班子要协调地发挥作用，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就尤为重要，而且特别要抓住反映事物本质的主要材料，否则，就无法达到认识客观事物的目的。  
4.用运动的观点调查、分析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有可能通过一次实践就取得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同样道理，人们也不可能通过一次的调查研究就认识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调查研究的长期性和反复性，他说：“事物是运动着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页。）”调查研究，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检验政策——再调查研究，这个往复循环是无穷无尽的。而每一次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三、调查研究仍是我们处理现实问题的法宝  
调查研究直接影响的结果，便是形成了我党的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等一系列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调查研究搞得好，什么时候的方针、政策就符合实际，事业就向前发展；什么时候调查研究搞得不好，方针、政策就偏离实际，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在今天，要缩短上与下、干部与群众之间的距离，调查研究仍是各级党员、干部行之有效的方法。若我们的调查研究仅仅满足于一些报表和统计，满足于计算机的运算，是远远不够的。现在有些同志下去做调查，由于缺乏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的那种基本功，没有真正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的都是一些被筛选了的材料，甚至被少数人按照自己的需要报喜不报忧或者报忧不报喜所欺骗，用这种调查的所谓材料决策，哪有不失误的道理？这种教训是不少的。所幸的是，毛泽东调查研究中的群众路线、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仍被普遍运用，产生了很好的效果。领导干部下基层办点，蹲点、反复试验、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试点等，通过这些具体的方法，取得经验，再调查分析，全面实践。今天改革开放的许多具体政策，实际上也是这样产生的。因此，无论从大处着眼，还是从小处着眼，调查研究确实是我党取得成功的法宝，过去是这样，今天是这样，将来仍是这样。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老一辈中国党人为我们留下的这一优良传统，一定要在新时期发扬光大，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会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