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的思想的新意何在？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提出的这一思想，对21世纪中国有什么意义？  
思索这一系列问题，需要我们跟踪研究江泽民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足迹，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层层深入地阐明它对邓小平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党的建设创新论  
“三个代表”的思想精髓是什么？  
应当说，“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在继承我党优秀传统基础上作出的适应时代与国情的重大创新，旨在要求实现党的建设与科技、文化、体制的综合创新：按照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全面创新的要求，来推动党的建设创新；以党风党建创新为关键，来支撑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体制创新、全面创新；中国党应成为国家创新体系中多元主体的核心力量，从而开创中国式的国家创新体系，既不同于特别突出政府通产省主体作用的日本技求创新模式，也不同于特别突出企业创新主体作用、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综合的美国模式。  
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发展轨迹来看，从80、90年代之交开始，尤其是从反思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历史教训的1998年以来，经过十来年反复酝酿、反复锤炼、反复琢磨，逐步提出了以科技创新为龙头的全面创新论。  
2000年1月14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谈话中，率先提出了科技创新、全面创新与党的建设创新问题：“当今世界处在重大而深刻的变动之中，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  
2000年2月24日，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特别明确突出地讲到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的“两个创新”问题：“面向21世纪，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大力依靠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更艰巨了。如何在新的国内外条件下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增创经济发展的新优势，要加紧研究和实践。”  
2000年6月初，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再一次纵论创新对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我多次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科学精神的内涵很丰富，最基本的要求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2000年6月22日，在西北宁夏、甘肃视察工作时，江泽民更进一步阐发了至少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四大内容的全面创新理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就是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  
2000年6月30日，江泽民应邀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了社论《科学在中国：意义与承诺》，再次提纲挚领地阐发了全面创新论：“中国将致力于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思想背景下，江泽民从2000年1月起到6月间，多次阐发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主旨首先在于面向21世纪科技创新、全面创新的时代潮流，全面推进中国党自身建设的重大创新。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自身体现了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上：第一，“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上的重大创新  
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头两个五十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建党学说与建党实践，在党的建设上都突出了阶级斗争这个纲：首先强调党是工人阶级战斗的先锋队，是阶级斗争工具，是把握武装斗争的武装集团。  
而面向21世纪，我们面临的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崭新时代，现代科技革命与经济全球化两大潮头代表时代主流。正是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三个代表”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要求中国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进政党，最重要的工作重心不是再搞阶级斗争，而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广大人民利益、人民民主的未来发展方向。  
第二，“三个代表”体现了创新主体的重大创新  
在当代国际上流行的创新理论中，往往对创新主体做出不同规定：把企业与企业家作为技术创新主体；把科学家、科学院、大学作为科学创新、知识创新主体；把国家政府作为政策创新、体制创新主体……但很少专门探讨党的创新、执政党的创新、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创新主体作用问题。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专门探讨了中国党作为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全面创新问题，把党作为创新主体，作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力量，这不愧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重大创新。  
第三，“三个代表”体现了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独特创新  
在目前已有的国家创新体系中，较有影响的是美国模式与日本模式。  
美国式国家创新体系，显著特点是强调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特别突出企业与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称之为“企业主体型国家创新体系”。  
日本式国家创新体系，过去比较突出与市场结合的技术创新，特别强调政府通产省在技术创新中的主导作用，在一定意义上或许可称之为“政府主导型国家创新体系”。  
中国在认真学习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创新体系的同时，也努力开创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把中国党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动主体之一，并作为领导多元主体综合创新的核心力量与整合机制，或许可称为“党领导型国家创新体系”。  
三大振兴的历史使命  
高度概括地说，江泽民与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21世纪中国党实现三大振兴的伟大历史使命：振兴党风——振兴中华——振兴社会主义。  
（一）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首先是为了“振兴党风”，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克服官僚腐败、不正之风，使21世纪中国党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中国式国家创新体系的能动主体与多元主体中的主导力量。  
正在迎来建党80周年的中国党，以“过五关斩六将”的开拓奋斗精神，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历史考验：  
从地下党，转变为执政党；  
从武装斗争为主，转向和平建设为主；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重心；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  
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对外开放、全面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  
从比较单一的经济成分、经济结构，走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层次经济结构。  
总的来说，中国党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战斗力、综合创新能力，历尽磨难，千锤百炼，成长壮大，不断发展。  
当然，不应讳言，在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发展过程中，党的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突出、相当严重、相当尖锐。最大的两个问题，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与党的建设问题。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是官僚腐败、不正之风。  
为此，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集体，一再为我们敲响警钟：“从这些年和最近揭露出来的一些大案要案来看，一些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简直到了利令智昏、利欲熏心、胆大包天、无法无天的地步！”“如果治党不严，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啊！”  
正基于此，在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同时，江泽民代表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重申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指导方针，而且提出了“振兴党风”的“三个必须”：  
“必须进一步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适应新的情况，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按照“三个代表”的方向与标准，全面建设21世纪中国党，正是“振兴党风”的必由之路与根本途径。  
（二）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现代复兴．让中华文明在未来世界新型文明中大放光彩。  
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在古代世界有过光辉篇章，而在近代世界历史上，从1750年英国走向近代工业化以来，中国却走向封闭、走向落伍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更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屈辱局面。  
1894年，孙中山在成立近代资产阶级政党前身组织——兴中会时，率先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  
20世纪中期，毛泽东把中华复兴作为中国党与新中国的伟大历史使命，1962年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还专门列出一个时间表。  
邓小平在1990年，专门以《振兴中华民族》发表了重要谈话，并使“振兴中华”重新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  
2000年5月，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江泽民，在视察上海时，同样把“振兴中华”作为自己一切思考，包括提出“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中心点：“怎样使我们党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充满活力，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想的最多的一个问题。”这个思想主旨，他反复讲了多次，并且点明了这也正是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宗旨：“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  
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全面建设21世纪中国党，实现党自身建设的伟大创新工程，这是中华文明走向21世纪现代复兴的强大支点。  
（三）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不仅为了振兴党风、振兴中华，还有一层世界历史性使命，就是以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支点，迎接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复兴。  
八、九十年代交错点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当代社会主义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曲折。  
“马克思主义死亡论”、“社会主义终结论”流行一时，甚嚣尘上。  
邓小平南方谈话，尾声之处，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实质：“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真可谓一个老练成熟的政治家、思想家，果然不出所料，1992年就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低谷时期的谷底，以后再没有发生多米诺骨牌式的崩塌现象。尽管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不会在短期内走出低潮时期，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却从90年代中期开始，率先逐步出现回升势头。  
1995年，俄罗斯党人与专家学者，发出呼唤：“社会主义曲折隧道尽头，21世纪必将复见光明！”  
1998年，来自60多个国家的1500名代表，齐集巴黎大学、国家文化会堂，纪念《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发出了“马克思没有死”的强烈时代呼唤。  
1999年，马克思被某些西方有影响的大众传媒评为“一千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千年马克思”获得新的生命。  
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酝酿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当然首先关注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时也以广阔理论视野，关注着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命运。  
90年代中期，当世界社会主义开始出现某些历史转机先兆时，江泽民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就要求一些中央研究机构，加强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的跟踪研究，注意他们提出的各种新问题、新观点，并特别关注一些人提出的世界社会主义如何在21世纪走出低潮、走向复兴的问题。  
2000年1月14日，首先提出“三个代表”基本思想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要求我们“结合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曲折历程来进行总结和反思”，并要求我们注意到“二十世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在世界格局变化条件下，同世界资本主义展开的长期较量与激烈斗争。  
2000年6月28日，江泽民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展重要讲话，提出“四个如何认识”的问题，头一个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中国党人，不仅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而且以振兴世界社会主义为己任。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时就提出其国际意义、世界历史意义：“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将不仅为振兴党风、振兴中华提供强大支点，而且必将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带来东方曙光！  
振兴党风，振兴中华，振兴社会主义——这三大振兴，正是“三个代表”的历史使命与深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