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所说的新生代写作是指继马原、残雪、苏童、格非、余华、莫言、韩少功等８０年代中后期成名的先锋派作家之后登上文坛的一拨年轻作家。他们在９０年代中期走上文坛，９０年代末渐渐地获得名声，如今，他们的创作从质上讲尚不如前述先锋派作家，但是，从量上讲，也即从他们在各种文学刊物上出现的频率看，他们已经超过了８０年代成名的前述先锋派作家，而成为支撑当今各种文学期刊的中坚力量。尤其是经过９９年《青年文学》、《作家》、《时代文学》等刊物的联合推介，“新生代”作为一个批评概念已经大致成立。

    如果说，先锋作家的精神根基是８０年代的启蒙主义，他们将作为思想武器的启蒙主义和作为写作策略的现代主义结合，继“五四”作家群在本世纪初的努力之后在世纪末中国完成了又一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那么新生代作家则在先锋文学思潮之后涌上文坛，将作为精神背景的后启蒙状况和作为写作策略的新浪漫主义结合，形成了一股写私人生活经验、写小人物生存状态，重视身体性、当下性的新浪漫主义写作潮流。

    过去，我对新生代写作是毫无保留地赞美的。我曾经将他们在道德上的紊乱状况理解为是抵抗精神奴役、思想压抑反常态表现，将他们在写作上的私人化理解为对伪宏大叙事的反动，将他们在写作技术上的退步理解为是努力摆脱文坛先锋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如此等等。但是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道德紊乱有可能是因为没有信念，出于真正的堕落，私人化有可能是因为生活资源的枯竭，进而缺乏对生活本质的理解，写作技术上的退步可能仅仅是不思进取的代名词。

    一、谁剥夺了他们的生活资源

    新生代作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生活资源的日益单一，是写作资源的日益枯竭。

    随着跨国资本的进入，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生活信念发生了质的变化。生活赖以存在的各种资料处处都打上了跨国资本的烙印；我们用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是他们的生产的，即使是在中国国内生产的大多数也用的是他们的技术、他们的标准；我们吃的肯德鸡、麦当劳、必胜客是他们的提供的（他们不仅提供了食物，而且还提供了我们吃饭的标准范式）；我们听的迪斯科音乐，看的好莱乌电影是他们制作的（他们不仅在这个过程中提供了视觉和听觉的材料，还同时提供了他们的价值观念）……他们为我们提供了物质就精神生活的资料，同时也附带提供了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标准。而且这种标准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精神领域。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两次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３０年代一次，出现了老舍《骆驼祥子》、巴金《家》、茅盾《子夜》、曹禺《雷雨》，而５０、６０年代则出现了杜鹏程《保卫延安》、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等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是可以掂出生活的沉沉的份量的，他们是从中国的土生土长的生活中诞生的，是时代的本质生活的真切反映。

    但是在今天的小说中，例如，卫慧的《上海宝贝》我们已经难以看到生活的份量。我不是说这些作品中没有生活，而是说，它所反映的生活看起来是那么让人费解，仿佛来自地球的另一端。《上海宝贝》中，我们只能看到酒吧、派对，躲在屋中一边手淫一边写作的所谓作家，各种无业人员以及来自大洋彼岸的人物，但是见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女主人公倪可热爱的对象分别是来自德国的马克以及由西班牙货币豢养的天天，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设置的人物，其魅力的源泉不是来自中国本土－－他们的人格，他们的学识，他们在工作中的成功，而是来自他们背后的那个神秘的西方背景，他们或者直接来自某个西方国家，或者有一个在西方国家赚钱的母亲，“西方”作为魅力被毫无抵制地引进了小说的，成为小说吸引读者的技术性手段。由此我得说，当代写作正在日益地丧失自己的操守，正渐渐地成为“西方”这个巨大广播网在中国的发言人。他们正将“西方”这个词浓妆艳抹地塞给读者。

    问题是，《上海宝贝》中的生活是我们的生活吗？我在心里说，这不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并没有抄袭纽约、东京、柏林生活的打算，然而在作家们的笔下这却成了生活的最主要的图景，仿佛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质。夜幕下上演的酒吧游戏、迪厅舞蹈在多大的程度上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面貌？这种和“西方”直接接轨的内容在多大的程度上粉饰了我们的真相？如果这是谎言，那么是谁将这一谎言搬上了小说，进而又是谁将它隆重地推到了读者的面前？如果，有一个出版商、一个作家，他们在一起虚构这种生活，然后将它塞给读者，他们告诉读者这就是生活，你渴望它，想念它，那么就在我的小说中满足你的好奇和想象吧？－－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正在堕落为跨国资本的附庸，成为他们的宣传工具。

    而与此同时，他们正通过这伪造的生活，遮蔽着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生活的真相。一个有着近１０亿农民的国度，一个有着数亿蓝领工人的国度，在文学的世界中，我们却难以看到农民题材、工人题材的作品，为什么？是谁，用什么东西遮掩了他们的存在？是谁将他们驱逐出了文学的领地？我曾经观察《作家》、《青年文学》、《钟山》、《花城》、《北京文学》等杂志，常常这些杂志上会连续数期都看不到一个农民题材的或者工人题材的小说。这些，中国生活的最大多数，这些中国生活最本质的方面，为什么得不到表达？因为他们的生活对我们今天的写作者缺乏吸引力，因为他们的生活无法满足跨国资本对利润以及对粉饰生活、炫耀中产阶级趣味的需要。

    中国生活的本质方面就这样被掩埋了，而我们的作家和出版商，当他们头碰头，肩并肩地数着他们赚进来的钞票的时候，他们不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的揭示者在工作，还是作为跨国资本在中国的代理人在工作。跨国资本在使当代城市生活迅速世界化－－走向模仿、戏拟、单一，进而剥夺了作家真正的生活资源的同时，正在敦促我们的作家和出版商按照他们的标准伪造另外一份生活。

    我们的作家正被一种可耻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生活趣味左右，他们已经堕落为城市中产阶级趣味的最无聊的代理人，他们以中产阶级的趣味为自己的趣味，为贫民大众制造绣上了中产阶级生活幻觉的眼罩，他们悄悄地转移了贫民大众对自身生活的真实感受，而代之以中产阶级赝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走到了贫民生活的反面，成了真实生活的敌人。

    如今，我们年轻的作家们都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他们在城市的集中程度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发现一个真正的农民作家，甚至，我们难以找到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作家了，即使是生活在２０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的作家也寥寥可数。即使是在城市中，年轻的一代作家也很少有当过工人的经历。他们大多是一些大学毕业以后被他们小小的写作才气娇惯坏了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彻底地和工人、农民绝缘了。－－这是这一代新生代作家和陈村、王安忆、韩少功、莫言、张承志、贾平凹、张炜等的最本质的区别。

    跨国资本正通过电视、电影、广告，通过夜幕下的酒吧、迪厅、歌厅，通过各种家用电器将它的生活标准强加给他们，进而通过他们强加给我们的人民。跨国资本的进入，使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世界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城市生活经验变得同一了。让我们想一想，２０年前，西部城市兰州和东部城市上海的区别，让我们想一想２０年前，南京和北京的区别，然而现在呢？同样是高耸入云的大厦，同样是霓虹灯下不夜的酒吧、舞厅，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个具有个性的城市了，即使是我们去扬州、苏州这样的边缘城市，除了那些做秀的老街（它们是９０年代以来可以营造的假古董），其他一切都和我们生活的城市没有什么两样。在跨国资本的左右下，不仅仅是城市的外部面貌，更重要的是城市内里的精神，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经验正在以几何级的加速度消失和崩溃，进而，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力也被划一了。这就是现实。

    二、谁剥夺了他们的体验能力

    因为中国的迅速市场化，城市生活世界化了，新生代作家再也不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拥有中国乡村生活，或者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的城市生活的经验，他们失去了拥有这份经验的可能，进而新生代作家失去了对真正的中国生活经验的体验能力。

    他们对“肯德鸡”的膜拜心理妨碍了他们深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中去，窥视我们这个时代城市生活中不同于西方生活的秘密，他们被这个时代城市生活的表面上的世界化迷住了眼睛（更不用说对农村生活的理解了）。实际上，我始终相信无论如何地世界化，中国城市生活的最核心的东西一定是和西方不一样的，他一定不是麻药文化、朋克文化、雅皮士文化的翻版，它不可能就是巴黎生活、纽约、伦敦、柏林生活的再现，问题是如果我们以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马尔克斯、福克纳、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等等为标准，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发现它。

    所以，我说，跨国资本的进入，对于中国的新生代作家，不仅仅意味着生活经验的西方化，同时也意味着写作图式的西方化，他们不仅仅被剥夺了生活经验的资源，同时也被强制性地在写作图式上套上了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马尔克斯、福克纳、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标准。试想一想，上述作家，哪一个不是在被西方跨国出版商充分操作之后才来到中国的？即使他们本非西方作家，并非来自发达国家，甚至他们在姿态上还处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经由西方国家的文学奖项和出版商的认可，进而通过西方出版界的渠道进入中国的。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可西方的体验方式，同时也体验了否定西方的体验方式，跨国资本显得如此自信，在提供我们赞美它的方式的同时甚至将批评它的方式也一并提供给了我们。

    在这种背景中，新生代写作的前景不能不让人感到耽忧。纵观世界文学史，我们发现没有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成功不是奠基于其对哺育了他的文化母体的真切的体认，他最大程度地回到了他的文化本土之中，真切地捕捉到了那个神奇的文化之母给予他的奇妙的艺术灵感，进而在这文化的哺育下，他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表现图式。前些年，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陕军的异峰突起（如陈忠实的《白鹿塬》等），近年，豫军的声威大振（如李佩甫《羊的门》等），那些小说题材上的文化感，体式上的中国化都是有目公睹的。

    但是，目前的文学界和批评界都弥漫着一股崇洋媚外的气氛，仿佛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马尔克斯、福克纳、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已经成了世界文学的共同标准，只有向他们看齐的小说才叫现代小说，而利用中国传统的叙事技术、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方式的小说就不叫现代小说。是谁把“肯德鸡”的标准塞给了我们新生代作家？批评在这个过程中充当了什么角色？现在有必要反思一下这个问题了。过去，我们对那些满口洋文，仿佛是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马尔克斯、福克纳、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派到中国来的钦差大臣的批评家是没有提防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新生代作家，强调民间立场，强调民间写作，往往并不能成为知识分子精英意志写作的真正盟员，他们渴望抵抗，却常常自动地缴了械，他们渴求自由，却常常成了新的禁锢的牺牲，他们渴望以自己的声音说话，却反而成了话语鹦鹉。

    为什么？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大城市的集中，他们失去了和底层生活的直接联系；另一方面，是跨国资本带来了一整套文学写作的标准？甚至揭露跨国资本阴暗面的文学作品的标准也是由它带来的。

    这并非危言耸听。

    想一想，今天，我们的文学学的“现代性”标准来自哪里？是谁告诉我们说《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不是现代小说？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时间型”故事中心的章回体小说不是现代小说的呢？我们是在将它们和那些小说比较了之后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的呢？我们并不是天生地就对我们的《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三国演义》就感到自卑的，我们对这些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并不是天生就看不上眼的，可是，让我们问一问当今的新生代作家，他们有多少人将这些中国小说当成了自己写作的标准，几乎没有。章回体小说是怎样被驱逐出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化”之路的？这种非常中国化的，得到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读者的喜爱的，在中国近代还诞生了《海上花列传》等出色作品的小说样式为什么在当代就死亡了呢？

    让我们再换个角度，想一想，在２０年前，我们的作家，如果他们在写作上取得了成就，他们会怎么谈他们的创作体会呢？他们会感谢生活的赐予，而今天呢？如果哪一个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体会中谈感谢生活的话，他会成为怪人。因为他们的写作资源大多不是来自本土生活，而常常是来自对某个外国作家的阅读。

    他们正通过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马尔克斯、福克纳、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伟大作家”来写作，他们的生活无一例外地都要经过这些“伟大作家”的过滤。

    如果，我们承认任何一种写作方式在本质上都代表了一种对世界的感受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承认，当代新生代作家对这些人的模仿，就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技术上的跟风，更重要的是一种对生活的体验方式、感受角度上的模仿。从这方面看，我们会发现，新生代作家将博尔赫斯、塞林格、马尔克斯、福克纳、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人当成写作楷模的危害极大，它使我们不仅仅是在短时间里失去了一些好的作品，而是在更长的时段里失去了一代作家－－一代真正能以中国方式体验中国生活，进而写出中国生活的真谛的小说家。

    我得说，他们大多已经失去了体验生活压力的能力，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对压抑、痛苦、绝望的感受性已经降低到了历史的最低点，甚至比历史上最专制时代的作家们还要低。他们享受了太少的生活的压迫，而承受了太多的洋作家的“恩泽”。他们的体验是矫饰的，是来自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马尔克斯、福克纳的舶来品，他们已经失去了和农民，和工人，和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大众”在一起的能力，他们从这个立场上退却了，他们投入了马尔克斯、福克纳、博尔赫斯等等“大师”的怀里。

    为什么博尔赫斯成了新生代小说家的主神？因为博尔赫斯是一个艺匠，他不需要真正的生活，他的小说来自于他的图书馆馆长的职业，他只在他的图书馆里不断地从书本到书本地编造他的小说，就可以了，他让我们的作家突然之间掌握了一项出奇制胜的法宝－－不再主动地亲近生活，而是亲近书本－－将别人的创作作为写作的源泉。这样写作成了逃避生活的结果，而不是深入生活的结果。博尔赫斯是专门为那些缺乏生活资源，但却醉心于写作的新生代作家准备的一贴“补药”。那些失去了生活资源，又不愿意到生活的最底层去体验生活的人，那些只剩下一点儿智商的人，在博尔赫斯那里找到了自己在写作上的可能－－写作在此成了一项白领工人的技术工作。他适应了中产阶层不痛不痒、哼哼哈哈的美学趣味。

    我要认真地说，博尔赫斯并非什么大师，他只是个艺匠，是一个二流作家而已。更进一步说，即使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他也只是针对他所从来的那个大洋彼岸的世界才是伟大的，只有那个哺育了他的世界才能将他视为归臬。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我们当有自己的大师，这个大师绝对不可能从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的中国传人那里产生，它将代表了中国人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如果这是可能的话，那么其中必有一条，因为他的写作方式和上述那些“大师”是不同的。

    过去，我对新生代作家的写作是完全肯定的，也的确他们中诞生了一批出色的作家、作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到他们中的许多显出了疲惫的神态。是他们的创造力衰竭了吗？不是，他们正当年轻。看一看新生代小说家笔下的人物，那大多是一些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被这个时代抛弃了的边缘人，他们无法理解市场经济时代商品社会的奥秘，他们在９０年代的大街上茫然失措的表情暴露了他们内心生活的空洞和虚弱，他们是那样地不合时宜，以至于，我们常常会怀疑他们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人。他们目光犹疑，沉溺于一己之欲，没有坚定的信念，他们没有信念抵抗这个时代，也没有心理准备信念接受这个时代。

    问题的中心环节是信念，失去了信念，他们在这个时代看到的只能是这个时代的表面现象，他们只能和人民背道而驰，只能成为说谎者。如此，他们如何能体验疼痛、体验苦难、体验绝望，如何能有切肤的痛楚，他们将失去感觉－－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找不到人民－－这个最伟大的体验源泉。

    三、一个结论

    当前中国，跨国资本扶持之下的中产阶级趣味已经变成了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它成了一切写作的敌人，知识分子意志形态写作，目前遇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和本土意识形态如何处理关系的问题，或者说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如何与博尔赫斯、塞林格、卡尔维诺、海勒、黑塞、帕斯捷尔纳克、略萨、加缪、罗布－格里耶、卡佛、艾伦·金斯堡、索尔·贝娄这些洋意识形态脱离关系的问题。

    将西方神化，向西方顶礼膜拜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一个走向更高综合的时代，如何回到我们的文化母体中去，如何回到我们自身的身体的存在立场上去，如何获得本土文化的滋育，如何获得“自我经验”这个无尽的矿藏的滋育，这是２１世纪中国新生代作家面临的紧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