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是一批以语言为生的人；同时，作家又时常沉醉于经验和意象之中。换言之，文 学往往是语言符号与经验具象的交汇场域。然而，韩少功的《暗示》流露了一种焦虑甚 至恐惧：人们深陷语言以及各种符号体系犹如深陷某种神秘的迷魂阵；人们甚至无法回 到实在世界。山、水、石头、阳光、草木或者虫吟虎啸正在一步步离我们远去，人类仅 仅悬空地徘徊在一系列词语或者虚拟的影像之中。这时，人们还能信赖自己的欢悦、悲 伤、愤怒或者虔诚吗?如果四周的一切无非是种种符号修辞的空转，社会或者历史的判 断又有什么意义?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什么构成了社会或者历史?
　　或许，这并非现代文明的好兆头——或许，这表明某些现代知识正在走向反面。相当 长的时间里，进化论已经很大程度地控制了人们观察历史的方式，物竞天择仿佛保证了 一个持续的历史进步。现代知识无疑被视为文明的助产婆。然而，《暗示》之中的《残 忍》一节“残忍”地打破了进步主义沾沾自喜的幻觉。正如韩少功所言，人们习惯于用 “兽性”发作形容残忍的屠杀。《残忍》是《暗示》这部著作发出的一声令人惊悚的尖 叫。
　　人类是否可能破除符号的蛊惑而返回本原的真实?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实践经验 ，身体的到场，让自己的眼睛甚至手掌的触摸作证，这是矫正符号异化的有力手段。烧 红的烙铁烫伤了脚掌，剧烈的疼痛并不是符号所能掩盖或者释除的。任何符号都代替不 了饥民的粮食，“画饼充饥”仅仅是一个笑话。然而，身体的实践只能局限于一个狭小 的范围。生动的表情、动作、氛围仅仅是即时的，只有语言符号才可能长存不灭。现代 社会的公共空间必须依赖符号的组织和建构。人类之所以可能辩论何谓幸福，何谓理想 ，何谓不道德，人类之所以能够在北京谈论美国或者非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人类之所 以可能产生公共关怀，语言符号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这种辩论和谈论突破了个人生存的 物理空间。许多时候，现代人生存于语言符号的空间之中。现实，主体，意识形态，一 切都在语言符号之中成型。的确，如同韩少功所言，语言符号对于现实的再现必须是小 康社会之后的现象。这时的人们已经不必为基本的生理需要谋求不可或缺的物质，符号 形成的种种观念开始从各个方面主宰人们的生活。然而，无论如何，小康社会的面积正 在扩大，基本的生理需要在社会生产之中占据的比重愈来愈小。语言符号所建构的空间 正在愈来愈大范围地成为人类所置身的现实。时至如今，全球化时代同时可以视为一个 语言符号的杰作。如果没有语言符号的远程传送，一个人穷毕生之力也无法走完地球的 一个小小角落。语言符号出现之后，人类得到的更多还是失去了更多?——如果追问这 个问题，答复无疑是肯定的。韩少功当然明白，人类不可能废除所有的语言符号，退回 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的初级生活之中。其实，语言符号早已成为人类的历史宿命。
　　大众传播媒介如此发达、语言符号如此丰富的时代，一批人运用语言符号压迫另一批 人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种种语言符号体系之中，某一个阶层或者某一个族群的形象可 能大幅度扩张，他们的声音回响于整个社会；相形之下，另一些阶层或者族群可能销声 匿迹，既定的语言符号配置之中根本没有他们的位置。尽管他们人数众多，然而，语言 符号的空间察觉不到他们踪迹。可以说，这是继经济压迫、政治压迫之后的语言符号压 迫。在我看来，这是《暗示》之中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
　　《暗示》之中的“地图”形象地描述了经济、政治和语言符号联合产生的种种复杂的 分割、封闭、监禁，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制定穷人、富人的不同生活等级。财富的拥有规 定了配套的住宅区与出行之际的交通工具以及星级宾馆；这不仅是舒适和享受，同时还 是身份的品位——这意味了一种社会地位派生的符号学。这种隐形地图业已深刻地改变 了传统的空间观念。对于富人说来，远和近的观念很大程度上与波音飞机以及高速公路 能否抵达联系在一起。否则，近在咫尺的渔村、林区或者需要爬进去的小煤矿开采面变 得遥不可及。这种隐形地图的安置之下，他们无法像昔日的精英人物那样自由地接触底 层大众，他们只能依据主流传媒了解社会。主流传媒上失踪的大众也将在他们的视野之 中失踪。于是，他们的社会决策或者公共性言论就会理所当然地将大众的利益删除—— 谁叫他们丧失了自己的形象?在这个意义上，韩少功看到了另一种反抗的必要——语言 符号的反抗。他以一个著名历史人物——墨子——的失败为反面例证说明了这一点。墨 子的人品和才华绝不在同代人之下，但是，墨家无法与儒家分庭抗礼而迅速地退出知识 的主流。

　　当然，如何争夺语言符号资源可能是另一个复杂的命题。德里达或者罗兰?巴特们的解 构主义是一种策略。他们颠覆了语言结构和作者的权威，一个文本因为种种奇特的阐释 而闪烁出无数的意义。解构主义推崇一种放纵性的阐释抗拒独断论。没有人有权垄断文 本的意义——无论是权威的批评家还是作者本人。语言符号的意义必须还给每一个读者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思想或许是另一种策略。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如果想维持文化领 导权，它们就必须某种程度地容纳被统治阶级的文化与价值。这显然为后者争夺语言符 号资源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尽管韩少功鞭辟入里地分析了墨家的命运，但是，他面对这 个命题的时候仍然有些犹豫。“争夺”这个字眼或许并不是韩少功所喜欢的。对于语言 符号与实在世界之间关系的焦虑有意无意地驱使韩少功返回一个想象：一个简单的、纯 净的、没有种种繁杂的语言符号污染的世界。他总是不知不觉同时又顽强地指向经验， 指向真实，尽管韩少功明白经验或者真实很大程度上属于语言符号建构的产物。《暗示 》的最后一节《乡下》可能某种程度地包含了韩少功的理想。狗、鸟以及大自然之中的 万物没有语言，它们仅仅拥有一种单纯的感恩方式，例如目光的久久注视。然而，哪怕 人类也仅仅拥有这种单纯的感恩，一个和谐的自然秩序和政治秩序就会如期而至。这没 有必要诉诸多么复杂的语言，动用成堆成堆的理论术语。
　　相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暗示》显然更为松散、更为日常化了。这里没有紧张的悬 念、生动的故事和固定的主人公。零散的细节和议论集合更接近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记 忆。然而，传统小说的文体成规已经如此权威，以至于返回日常即是一种颠覆性的解构 。当然，如今的颠覆性解构或者种种小说实验不再是勇气或者叛逆精神的伟大证明；形 式革命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姿态。换言之，许多作家的形式独创都包含了深刻的动机：他 们想破除什么，再造什么?
　　从《爸爸爸》到《马桥词典》，韩少功始终对于传统的小说文体心怀戒意。谈到现代 知识危机的时候，韩少功甚至有意将传统的小说文体视为这种危机的组成部分：“在我 看来，克服危机将也许需要偶尔打破某种文体习惯——比方总是将具象感觉当作文艺的 素材，把它们做成图画、音乐、小说、诗歌以及电视连续剧，做成某种爽口的娱乐饮品 顺溜溜地喝入口腹。这也许正是意识形态危险驯化的一部分。一个个意识隐疾就是在这 种文体统治里形成。”《暗示》是一个没有重心的文本。《暗示》之中的一百多节没有 形成一个叙事的整体结构。《暗示》摊开了生活的诸多片断。这些片断是零散的，独立 的，它们分别是历史，记忆，分析性言论，小故事，想象，比较，考证，引经据典，人 物速写，等等。韩少功至少证明，这些片断都在生活之中熠熠发光，耐人寻味。的确， 《暗示》没有一个叙事的整体，但是，这部著作却全面地挑起了人们分析日常生活的莫 大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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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内外
　　汪政
　　《暗示》是韩少功继《马桥词典》之后的一次更大规模的语言学工作，而且是一次更 加“专业”化的工作。它虽然没有以“词典”这样的语言学文体出现，但不管从哪个角 度讲，对语言的关注都更显专注、集中和深入，而且，韩少功的语言相对主义、怀疑主 义甚至反语言主义立场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了张扬。如果稍微牵强一点讲，《暗示》实际 上是从中国古典语言学中拎出“言”与“象”来作为叙述起点的，并以此去寻觅“隐秘 的信息”，去描述“具象在人生中”、“具象在社会中”的诸多情形，进而思考“言与 象的互在”关系。“言”与“象”在这里并不是内涵和外延都非常明确的概念，毋宁说 是两个既对立又纠缠的边界不清的叙述范围和叙述的出发地。“言”既是书面的，又是 口语的，也可能是一些符号，“象”可以是形，也可以是音，更可以是情与意，它既是 外在的，更是内心的，甚至既是经验的，又是超验的。韩少功在《暗示》的写作中企图 揭明的就是言与象的复杂关系，它们可以是对应的、对等的，但更多的是不对等，是错 位，是增损，是衍化、游移，甚至是敌对。如果将《暗示》与《马桥词典》作一简单的 对比就可以看出，两者都很重视“象”，但《马桥词典》所重之象仍可以从言路而达， 它试图揭语言中沉积的生活之象，许多已逝的或不为文本所重的生活其实依然存在于语 言当中。在《马桥词典》中，语文是可以信任的。但《暗示》显然更进了一层，而这一 进几乎使它走到了《马桥词典》的对立面，它不是要通过言，恰恰是要抛开言，深入言 所未达的地方，寻找语言之外的生活。因此，语言在这里成了需要防范甚至需要千方百 计加以克服和绕行的屏障与纠缠。比如，在《证据》条中，作者先指出我们社会中的一 种常态：“言辞就是根据，文字就是铁证。”然后通过历史上许多言辞与其之所以发生 的背景之间复杂关系的剖析，对这些言辞发出了疑问。也许，比起这些作为证据的“言 ”来讲，那些与“言”不一致的表情、境遇、情势与内心世界更为可靠，但偏偏这些“ 象”是言所不可留存或无法留存的，于是作者感慨道：“文字是可怕的东西，是一种能 够久远保存因此更为可怕的东西。能够以证据确凿的方式来揭示历史或歪曲历史。”作 者在另外的场合也指出：“谁能保证那些白纸黑字不是一些假象?不是掩盖了当事人更 真实的处境和更真实的内心，一旦缺失了细心和通达的知人论世，某些历史文献是否更 可能把我们引入追述的歧途?”(《性格》)所以，善言者“从来不会轻信文字，不会相 信历史文献，至少不会像有些学者那样断言历史就是文献的历史”，“文献的字里行间 常常有更重要的信息已经隐匿莫见，留下来的文字有时短斤少两。如果他们也重视文献 ，那是把文献当作了想象的依托”(《声调》)。在《暗示》里，语言的链条是一个没有 穷尽的序列，是一个由显到隐，由一到多，由简到繁，由理性到感性，由已知到未知的 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假到真，由可知到不可知，由可言、可符号化到不可言、不可符 号化的过程，是一个与对象、与认知愈走愈远的悖反过程。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言与象 如此，言与言如此，象与象也是如此，比如“媒象”与“实象”之间就存在着几乎无法 逾越的鸿沟，例如感受就是无法复述与交流的，因为身体不在场(《触觉》)，即或在场 ，但由于身体的差别，因为条件的改变，感觉也会相差很大，从而导致对实象的认知和 判断的差异(《距离》、《痛感》)。

　　在这样的语言学立场下工作必然是困难的，一旦纠缠到能指与所指的复杂关系中，任 何论者都会身陷泥淖、遭遇尴尬。在讨论言、象、意的关系时，韩少功曾对魏晋时代语 言学有关这一命题的论述作了述评：“王弼称世有不可尽之‘意’，然而既在不可尽之 处，就是无法实证其存在，你能拿一个你没有的东西来给我看看?欧阳建假定‘意’可 尽，然而这一来便须禁绝任何新‘言’，因为任何新‘言’都是旧‘言’未尽‘意’的 证明，你今天的新知不就是你昨天未曾企及的认识盲点?既然昨天的语言有未能抵达之 意，为什么今天以后就可能自夸山外无山和天外无天?”(《言、象、意之辨》)但韩少 功依然要把这一艰难的工作进行下去，而且这一工作的意义可能就在于它的困难，因为 只有困难才能标示出我们语言生活的状态以及语言与生活的复杂局面，借用俄国形式主 义文论的概念，这实际也是一种“陌生化”，韩少功自己这样说：“我必须与自己作一 次较量，用语言来挑战语言，用语言来揭破语言所掩蔽的更多生活真相。”(《前言》)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设定或选择一种语言学的立场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一种路径，一 种角度和方法，或者是一种知识体系。韩少功在《暗示》里多次谈到“知识”这个概念 ，并且认为“知识危机是基础性的危机之一”(《前言》)，因此，韩少功的工作不妨可 以看成是一种知识对另一种知识的挑战。现在，人们已经获得了这样的人文观念：没有 什么事物是不可以讨论的，世界、生活、真实、价值，当然，也包括知识，包括语言学 ，一切都是不同知识的产物。因而，关于对象，几乎没有什么本相，它们都是多面的， 存在中的一切冲突都可以在人们所创设的不同知识谱系中找到源头。所以，《暗示》既 是语言学的，又是超语言学的，得意而忘言，得鱼而忘筌，韩少功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 了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由于词条的众多，言说对象的众多，我们一时还难以确定 韩少功这次写作的主要目标，但跳出生活和语言的“惯例”，挑出它们当中谐谑、惊惧 、无奈和“错误”应该是其中一些重要的方面。正是根据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仅仅是从 语言学，而是应该从当代思想史与精神生活的层面将《暗示》看做是韩少功此前、尤其 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写作向纵深处的延伸。众所周知，如果不是《马桥词典》，可以说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韩少功基本上是以一个思想者、批判者出现的，倘若说《暗示》 与此前的写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此前的写作姿态更为现实，更为紧张：“我有时 候放下小说，用散文随笔的方式谈一些自己对某些现实问题的看法，甚至偶尔打一下理 论上的‘遭遇战’，是履行一个人的文化责任，是不得已而为之。”(《超主义的追问 与修养》)而《暗示》的姿态则显得沉潜、悠如、专注而细致。同时，这无疑是一个新 的角度，韩少功企图从这个角度能抵达一些问题的根本，生活的真相通过语言间的角斗 而呈现出来。所以，与此前的一大批随笔的写作不同，韩少功在《暗示》中似乎很少旗 帜鲜明地表露自己的观点，更少直陈与谴责，他的方法代替了他的态度，他的立场形式 化了，“语言学化”了，他把语言中的种种表达进行拆卸、剖切，将其还原到具象的种 种情状中，于是，人们可以看到当代精英们沉溺于知识能指滑动中的种种“秀”状(《M 城》、《精英》)，看到在语言高压下文化是如何借助于影像渗透传播的(《镜头》、《 电视政治》)，看到“革命”的美学方式的成功、失败与滑稽的收场(《仪式》、《墨子 》、《甘地》、《学潮》)，看到抽象的概念是怎样导致了残酷的杀戮(《残忍》)，文 明的另一面就是使野蛮的暴行合法化、文雅化，而且这种悖反几乎是与文明程度成正比 的(《残忍》、《文明》)，因此，理性是可怕的，语言也是可怕的，实际上，最须注重 的就是语言的安全问题(《极端年代》)……。当然，我们也会看到假面舞会式的“怀旧 ”，被产业化了的“骨感美人”，以音像为坐标的“记忆”，反常的、低位模仿的“时 装”，聚会大于欣赏的“社戏”，可以被观念、职业、他者塑造的“面容”，因心理距 离而生的“城市”和因交通速度而成的“地图”，会听到有关“潜意识”、“暗语”、 “真实”等“学术”的思辨。韩少功确实找到了一种有力的工具，这一工具显然对我们 通行的知识更具穿透性、颠覆性与解构性。

　　近来有关文体的讨论渐多，几成显学。文体的本质是什么?说白了，它是人类表达需要 的反映。不同的文体对应着人类表达不同的表达欲求，因此，文体总能及时而敏感地体 现出写作者的内心诉求，文学文体也因之而常常成为文学变革的前沿地带。当然，作为 形式或工具，文体也会形成一定的形制、规矩和特征而为读写双方所约定，并且，这些 形制本身也在长期的交流中具有了审美价值。如果对文体的这些简单的说明大体上是有 道理的话，那么文体应该被看成一个变与不变的辩证范畴。说变，则可以看轻文体，甚 至可视之为无，想怎么表达就怎么怎么表达，我手写我心，自然成体。说不变，则因为 体也在先，有约定。从第二义看，将《暗示》划为长篇小说确实有些勉强，因为它几乎 缺乏一般长篇小说所应具备的所有特征。与其说《暗示》是一部长篇小说，不如说是一 部长篇“言论”，长篇“札记”。之所以保留“长篇”这个说法，不仅是它的篇幅，而 且是它内在的统一性、逻辑性和严谨的结构。全书的主旨是言与象，侧重在象，先分后 总，前后有序。所以，看上去虽然随机、自由，条目间也缺乏章节式的联系，但它们却 共处于一个整体的构思和言说行为中。但是，这样的写作意图与布局结构又没有使《暗 示》成为纯理论的写作——虽然有些理论的味道，用韩少功的话说就是：“一本关于具 象的书，需要提取这些具象的意义成分，建构这些具象的读解框架，写着写着就有点像 理论了。”(前言)——这是因为作者的重点是在“象”，即对“象”的叙述与描绘，即 使对“象”的意义的“提取”，也是与这些描写与叙述相伴随的。这确实不是一个形式 与手法的问题，而是作者的意图所决定的。当韩少功企图揭示言与象的复杂关系，阐明 在“言”之下真实的“象”的图景，他当然不能舍“象”而就“言”，而应力图再现“ 象”在生活中的状态，所以当他不得不借助“言”时，描写与叙事当然是首选的保真手 段。韩少功有一段话是谈语言的有效性与安全性的，我以为大体可以用来作为描述《暗 示》的文体风格，那就是与“生活实践”和“具象感觉”相联系。这是一种写作的风格 ，文体的风格，更是一种“思”的风格，是一种不舍弃感性的思想方法。
　　这种方法似乎缺乏现代性，其实《暗示》从总体上看也确乎有一种超迈的品格，有一 种元写作的味道，有一种回归朴素的倾向，仔细体会，它与古典时期的“言论”体、“ 随想”体和“笔记”体的确有形与神上的仿佛。这次文体的“打破”是韩少功的自觉行 为，文体也是知识之一种，所以韩少功将这次打破放到了克服知识危机的层面。语言的 增殖与知识的增殖是共同的，正像语言的增殖并不意味着具象的增殖一样，知识的增殖 可能使我们离世界、离我们本身也越来越远。这样来看，文体的繁杂与壁垒其意义究竟 有多大也是很难说的事情，如从《暗示》的立场着眼，其副作用可能要大得多。也许， 我们这样强作解人地去分析《暗示》，本身就显得笨拙而多余，落了窠臼。当一个写作 者试图摆脱语言的纠缠直面存在时、或者力避普遍的语言的遮蔽而贴近个别的语言时， 他是不会在意所谓体式形制的。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文”必然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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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的思想
　　贾梦玮
　　《马桥词典》是一部关于“言”(词语)的书，而《暗示》是一部关于“象”(具象)的 书。在《暗示》中，韩少功要通过“言”和“象”及其二者的关系寻找“真实”，揭露 实象与媒象、言象与意象之间复杂的组合关系，揭露语言之下潜伏的隐患，寻找“人道 主义理论体系最为深远”的象之源和生命本源。用作者自己的话说，真实都“源于历史 上某些非常复杂也非常激烈的文化斗争”，“文化符号的多重介入也使很多‘真实’变 得混乱不堪，甚至渺不可寻”(注：《暗示?真实》，《暗示?前言》，《暗示?极端 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那么，《暗示》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些“文化 斗争”中“言”和“象”的清理辨别，对“隐性权力”存在的“暗示”，说明“难言” 之隐和“尽在不言之中”的种种，捅亮了种种意识暗区和语言遮蔽下的幽暗通道——仅 从这一点讲，《暗示》的意义也是巨大的。全书除“前言”和“附录”外分为4卷。卷 一《隐秘的信息》选择了一些隐秘信息的常例，如场景、服装、表情、仪式、颜色、声 音、戏曲等如何对我们“说话”，探索声、色、像背后的隐秘信息。卷二《具象在人生 中》考察具象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探讨它如何介入、“影响”了人们的记忆、情感 、性格及其命运，从“象”的角度解释“人”和“人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卷三《具 象在社会中》考察具象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它怎样介入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 教育、暴力等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意象形态”(意识形态不仅表现为言，同时也表现 为象)的高度揭露“象”的控制与反控制“阴谋”。卷四《言与象的互在》研究“言” 与“象”的关系(言象互为注释、象失控于言、言绝缘于象、以象补言等等)，并从此角 度来理解现代知识的危机。4卷基本构成一个浑成的体系，对“象”的清理、辨别、探 讨和揭露，涉及中国自文革以来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

　　《马桥词典》之后，韩少功已经完成了从知青作家群的逸出，确立了自己的领地和个 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说“文学的‘根’应深植于 民族文化的土壤里”，但到了《暗示》，韩少功已经是耳听八方，眼观上下左右内外之 人，吸收了多种文化土壤的养料，《暗示》这棵巨大的“象”树根扎得深，长得异常的 繁茂，涉及自然、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凭我的感觉，韩少功应该是一个或者曾经是 一个有社会政治理想的人，因此，他不仅是个思想型的作家，而且，他的思想有着广泛 的现实针对性。读完《暗示》后，我大致翻阅、回忆了韩少功以往的小说和散文创作， 发现作者对言和象搅和出来的种种“虚言”和“实话”、“假象”和“真相”的兴趣由 来已久。小说《归去来》、《很久以前》、《谋杀者》、《鞋癖》、《梦案》中那些亦 真亦幻的故事，正是作者对真实的深刻怀疑，“言”和“媒象”、“记忆”和“梦境” 无不模糊了真假之间的边界，那些边界模糊的地区每每使韩少功“心向往之”。韩少功 的大量散文也早已露出《暗示》的苗头，初现了《暗示》的“言”“象”框架。《马桥 词典》一定程度上更是《暗示》的“词语”准备，作为一部关于词语的书，它必然要剖 析其中的生活内蕴，也无法脱离“象”。《马桥词典》就已经这样“说话”了：“一个 词的理解过程不光是理智过程，也是一个感觉过程，离不开这个词在使用环境里与之相 关联的具体形象、具体氛围、具体事实。这些东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这个 词的理解方向。”(注：《马桥词典》第50页，第81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 )这已是《暗示》的语式，并提出了《暗示》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暗示》某种意 义上可以看做是韩少功文学创作的阶段性小结——其实，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他一辈 子的工作还不就是在“言”与“象”之间奔走?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文体的“成 规”也必然要成为一种束缚，文体置换和文体杂交往往成为一种必然。“我写了十多年 的小说，但越来越不爱读，不爱编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 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 ，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专制下 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 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 一个人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 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注：《马桥词典 》第50页，第81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版。)这一次，韩少功有意“把文学写成 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暗示?前言》)(注：《暗示?真实》，《暗示?前言》， 《暗示?极端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暗示》的“证求”句式和加附 录索引的体式，确实能给读者“论文”的印象。但“象”依然是这本书的中心，韩少功 也无意建筑他的理性大厦，这是他作为一个思想型的作家与纯粹思想家的区别。在这部 书中，他的想象就是思考，思考也就是想象，情感是思想化的情感，思想是情感化了的 思想。从文学的“形象性”这个角度，研究“象”的《暗示》或许能成为“文学的文学 ”?研究“象”，研究声色感觉的《暗示》自然是无法把“人”拒之门外，老木、大川 、小雁、易眼镜、鲁少爷、四满等等，虽然在书中只是若隐若现，但读完全书，他们竟 然一个个在“言”与“象”织成的这张网中活灵活现，其性格命运也逐渐清晰起来。人 物形象被认为是小说最重要的因素。对于韩少功来说，对于《暗示》来说，叫什么文体 已经不重要了。

　　为了《钟山》能首发这部《暗示》，我用电子邮件和作者来往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年6 月，我去长沙参加一个笔会，听说韩少功正在他湖南汨罗江边的八景峒乡村住所对《暗 示》作最后的修改，真是喜出望外，忙约了作家宋元带我驱车前往。从长沙出发，路远 难走，加之走岔了路，我们开了5个小时的车才到。途中经过不少小镇和村庄，离八景 峒还很远，我们停车问路，普通的村民竟然都知道他，他们称之为“韩爹”——这是当 地人对年长男性乡民的通常称呼。进山又开了一段时间，终于看到一个山间水库，韩少 功的家就在水库的边上——他是属龙的，离不开水；作为一个警醒的作家，他知道更离 不开另外一些东西。这里洁净的空气、阳光、水是生命必需的；这里更有袅袅的炊烟， 青青的山峦，还有人喊马嘶、鸡飞狗跳、家长里短……总之是有自然社会人生的“众生 相”。韩少功说：“语言的运用要取得有效性和安全性，不能与生活时间有任何须臾的 疏离，不能不随时接受生活实践的核对、校正、充实、弥补、滋养以及激活，不能没有 丰富的具象感觉作依托——在人文理性领域尤其是这样。”(注：《暗示?真实》，《 暗示?前言》，《暗示?极端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他是离开那个“象 ”。有“象”的思想才是有温度的，是温暖的。
　　通讯地址：江苏省作协《钟山》杂志社　邮编：210000
　　　　　　拼贴的印象　疲惫的中年
　　余杰
　　韩少功的新作《暗示》又是一本“辞典”式的文字，在序言中他再次表达了“打破某 种文体习惯”和“来一点文体置换”的意愿。然而，在我看来，从《马桥词典》到《暗 示》，不仅没有体现出作者在形式探索上的丝毫进展，也没有反映出作者在思想力度上 的任何开拓。对形式的玩弄和迷恋使作者陷入了固步自封，对现实的躲避和冷漠使作者 囿于自言自语。同样是以“主题词”为核心的写作，学者毛喻原在《时代思想词典》一 书中，贯注了对当下生活状态勇锐的质疑和批评，也申明了对彼岸世界艰难的追寻和触 摸；而在《暗示》中，我只能发现一堆漫不经心拼贴的印象，以及由这些印象折射出来 的一个疲惫不堪的、思想和身体一起失去活力的中年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与《暗示》 扉页上韩少功的大照片是如此的一致。《暗示》中的大部分文字，都像是漫不经心的专 栏文章——因为报刊篇幅和读者阅读习惯的限制，一般来说，这类文字要么是走马观花 、要么是无病呻吟、要么就是人云亦云。尤其是《眼睛》、《面容》、《遮盖》、《时 间》、《文明》这类的章节，简直就像小学生写的命题作文，我简直不敢相信它们是出 自寻根文学大师韩少功之手。更让我疑惑不解的是，居然有如此众多的资深文学评论家 对这部作品大加赞赏乃至肉麻吹捧。难道他们失去了基本的对文学作品的感知能力和评 价标准?抑或他们在进行评论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维持文坛的等级秩序和利益分 配?今天的中国文坛充斥着太多的类似于《暗示》这样的“皇帝的新装”。
　　《暗示》中涉及最多的无非是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知青生活和文革时代的回忆和 描述；二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观察和思考。两者都是能够透视中国现今社会状况的“焦 点”与“热点”。一个有坚定的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个有敏锐的思想能力的知识分 子，在经历了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的沉思和对其他民族的现实的关照之后，完全可以在这 两个方面贡献出丰厚的文化财富和独到的思想观点来。但是，在《暗示》中我只发现了 “一无所有”。
　　《暗示》中有将近一半的内容都与作者的知青生涯有关。有的文字写到了当年红卫兵 的狂热和愚昧，有的文字写到了昔日农村生活的困苦和单调，还有的文字写到了80年代 之后知青一代的分化与困惑——有的朋友漂洋过海继续新一轮的“洋插队”，有的朋友 则成为高官富豪中的“中流砥柱”。这些文字虽然不乏真情流露之处，但大都停留在津 津有味的回忆的层面上，而缺乏对残酷历史的冷峻反思和对血腥青春的自觉忏悔。韩少 功写到了一名知青朋友老木，其人早已移居香港成为房地产大亨，却经常回大陆来，到 歌厅的豪华包厢里，一边高唱《红太阳》之类的“革命歌曲”，一边用种种花样来玩弄 三陪小姐。对此，韩少功解释说：“他需要这些歌，就像需要一些情感的遗物，在自己 的心身疲惫的时候，拿到昏黄的灯光下来清点和抚摸一番，引出自己一声感叹或一珠泪 光。他不会在乎这些遗物有何种政治烙印。”在作了这番看似水到渠成的解释之后，韩 少功还顺便嘲讽了那些“谈虎色变”的“右翼读书人”，认为犯不着为知青一代的“怀 旧权”而大动干戈。不幸的是，我恰好是韩少功嘲讽的“右翼读书人”之一，我并不认 同他的这种“二两拨千金”式的判断。诚然，老木是一名新时期新政策的受益者，他不 会放弃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也不愿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式的革命，但在他的 骨子里和心灵里，暴力的因子、等级的观念以及权力的欲望依然根深蒂固。按照我的分 析，《红太阳》显然不仅仅是韩少功所定义的一种单纯的、“没有政治烙印”的“情感 的遗物”，恰恰相反，它是那个信奉斗争和暴力的年代最深刻的文化象征物之一。《红 太阳》的重新流行，也并非如韩少功所说的仅仅是知青一代人的“怀旧”，恰恰相反， 这一现象标识出今日中国人深重的精神危机。

　　把《暗示》中的知青故事与王小波作品中的知青故事相比、或者与“中国知青备忘录 ”这套系列丛书中普通知青们“自己写自己”的故事相比，高下立现。韩少功在序言中 像发现新大陆一般宣称：“在我看来，知识危机是基础性的危机之一，战争、贫困、冷 漠、极权等等都只是这个危机外显的症状。”在这段貌似光芒万丈的雄文中，我发现了 作者思想的极度枯竭和心灵的无比疲惫。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难道是“知识危机”吗? 如果把今天与清朝末年相比，今天的中国可谓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但中国人的心灵 状态真的比一百年前健康和安宁吗?我看未必。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韩少功的同代人 、学者刘小枫就认识到中国危机的根源是信仰的危机。近二十年来，这一结论日益被文 化界的诸多有识之士所接受，许多文化人也开始对信仰问题进行各种讨论和探求。然而 ，韩少功却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依然在坚持自己的“买椟还珠”的套路。他把人们对 “忏悔”的呼唤看作“新的思想专制”(《忏悔》)，正如他那“洋插队”的朋友将教堂 里的牧师想象成“戴着耳机的情报人员”、“有一种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模样”(《教 堂》)一样，只能说明他们这批人还没有摆脱《红太阳》时代“伪信仰”的阴影和伤害 ，他们还没有走上一条真正的救赎之路和朝圣之路。
　　由于没有新的文化资源的引入，韩少功对外部世界的描述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他在《后记》中说：“作者有过一些境外的出访和见闻，对西方发达国家文明成果 的感佩和疑虑，只是一些零乱随感，姑妄言之而已，应该说缺乏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 以做基础。录之于书，是想提供一份中国人的感想速记，至少可以充做中外文化碰撞和 交流的个案性材料。”这段话充满了矛盾和背谬：既然是“零乱随感”，为什么不经过 深思熟虑而要匆匆发表出来，甚至要冒误导读者的危险呢?既然只是个人的见闻，为什 么又要将之提升到代表“中国人”、乃至“中外文化碰撞”的高度呢?仔细阅读这类文 字，我发现梦呓般的感想和言论无处不在。例如，作者无法理解甘地本人伟大的人格力 量和“非暴力”主义的精神内涵，居然说“印度人甘地具有杰出的革命艺术”、“甘地 创造了革命的美”，他用赞美伟大领袖的语言来描述甘地，并将甘地的事业纳入法国大 革命和俄国革命的体系之中(《甘地》)。我不禁感叹，如古人所说——怎么能够让夏天 的虫子认识“冰”的存在呢?又如，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作者由布什总统短暂 的惊慌失措就轻率地判断美国公众“六神无主”、信心全无。而接下的事实却是：在最 艰难的时刻，文化和信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遇难现场帖满了写着诗歌的纸条 ，上教堂的美国家庭数量剧增，而美国人的民族情感也空前强烈。如果是一个鲁迅式的 、有自省能力的中国知识分子，会由此而反思这样的命题：如果中国遭遇到同样的灾难 ，中国人的表现会比美国人更好吗?我期待韩少功作这样的思考，而不是站在一边对他 人的灾难隔岸观火、冷嘲热讽。这种做法既打击不了“敌人”，也于自己无补。
　　最后，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暗示》是一个失败的文本，它“明示”了韩少功以及他 的若干同代知识分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