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草研究在近百年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面临新世纪，如何使本草研究更上一层楼，这是我们 每一个本草研究者应该思索的问题。我认为，本草研究应该强调不断创新，才能使这一研究领域生机蓬勃，否则只能在低水平重复中自生自灭。 

本草研究的特点是依托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药学资料进行研究，或曰是钻故纸堆的一门学问。这样的研究也能创新吗？当然能，“温故而知新”。本草研究中的创新，其成果与临床、实验研究有所不同，但判断创新的标准大抵相同。研究领域的扩展、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角度的变换、研究深度的掘进、研究层次的提高、新史料的发掘、新理论新观点的提出，等等，只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研究，发前人之未发，都可以称得上创新。 

本文之所以提出本草研究的创新问题，是因为目前已经出现了研究肤浅和低水平重复的现象。造成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够全面和及时，也有的是属于学风问题。社会 上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本草研究中来。以下拟从本草研究的几个方面作一探 讨。 

一、本草文献研究 

本世纪在本草文献（准确他说是本草专著）的研究方面成果斐然。这方面最重要的进展是本草的目录学研究。龙伯坚《现存本草书录》、尚志钧等《历代中药文献精华》，以及最近出版的《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等书，基本上完成了中国内地本草专著的目录学调查。 

在本草专著的研究方面，本世纪研究得比较深入的有《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证类本草》、 《本草纲目》、《本草品汇精要）、《植物名实图考》等主要本草。所谓深入，是指对其成书、内容及版本都有过细的研究，尤其是近20年，这方面的进展非常迅速。过去一些研究较少的本草，在这段时间内有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进展， 如《绍兴本草》、《履巉岩本草》、《宝庆本草折衷》、《本草原始》、《滇南本草》等。在已有研究的本草专著中，绝大多数为明以前的本草，尤其是宋代及其以前的本草研究得比较多。伴随宋以前本草文献研究的深入，其辑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神农本草经辑注》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缕清我国本草文献发展的源头作出了贡献。尚志钧先生在宋以前本草的辑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由于本草学者的努力，南宋以前的亡佚本草几乎全都有辑佚本。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许多明清稀见的本草著作也陆续影印或校点出版。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本草全书》更是志影印全部1949年以前药学文献。而进行中的《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药学分典》如果能编辑成功，也将把古代本草文献的主要内容分类纂集于一书，这些进展为当今发掘中药宝库铺垫了道路。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大量以探讨医药成就为主旨的本草文献（主要是《本草纲目》）研究论文中，有新见解的越来越少。我们不是不需要这方面的论文，60年代初期以及80年代前期，的确涌现了许多高质量的探讨《本草纲目》对医药乃至整个古代科技的论文，但此后的有关论文数量剧增, 质量却每况愈下。辗转抄录、选题琐屑、把书中反映的历代医药成就全部不切实际地归于李时珍等现象极为严重。《本草纲目》似乎成了撰写论文以谋晋升或参加会议等的捷径。 

必须直言的是，研究本草著作的文献学内容（目录、版本、辑佚等）需要良好的获取第一手资料 的条件，并非人人都能涉足并取得成就的。加之国内现存本草专著的研究已经比较广泛，并有一定的深度，因此这方面发展的空间已经比较狭窄。围着几部重要本草变看法子为之粉饰颂德，或反复讨论前人已有定论的内容，或纠缠一些目前条件不可能定论的议题（除非有出土的或新发掘的资料），我个人认为这是使本草文献研究平庸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本草文献的研究已经到头。事实上百年之间，我们还只不过是围着中国内地所存的汉文本草专著打转转。即便如此，有些本草我们的研究还很肤浅（如《滇南本草》多种本子究竟那一种能算是兰茂所处时代的作品？传世的《绍兴本草》抄本有没有一个祖本？等等），国内不有可能出现或出上新的本草专著，流散海外的本草著作也有不为我们所知者。最近从日本接引回归的《药性会元》、《药性要略大全》等本草，国内学者过去就从不知其底里。原以为失传已久的墨西哥传教士石铎碌（石振锋）所著的《本草补》，最近笔者才从国外获得了它的影印件。这说明本草书志的研究尚未完结。马继兴先生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中医药联合目录研究课题将把本草文献的调查推向深入，这就是一件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此外，非本草专者的医书，乃至非医书中蕴藏着大量未被本草专著收录的药物资料，这些资料的调查、汇纂和整理，是本草文献研究者未来的用武之地。 厚古薄今是过去医药历史研究的普遍现象，近现代本草文献还有待整理研究。少数民族药学文献至今罕有报道。和中国本草一脉相承的日本、朝鲜本草也很少有中国学者问津。因此，未来本草文献研究不应该故步自封，开拓新领域是创新的重要体现。

二、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 

在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方面，本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最为辉煌。这一工作延续的时间很长，早期中外动、植、矿物分类学家根据我国古本草或民间沿袭的名称来确定某一物的中文名。尽管在这一 过程中也包含着本草考证，但前辈并没有将其依据专门记录下来。本世纪上半叶，赵燏黄、黄胜白。 钟观光等前辈学者把现代植物分类和中国本草知识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对本草药物进行考证，确定其分类学地位，从而开创了我国药物品种本草考证之先河。日本的冈西为人等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并授徒传道。前辈们荜路蓝缕，确定了本草中大量的药物名称。近50年来，围绕中药品种进行的研究和资源调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包括“文革”期间），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反映在为数众多的动植物志、中药志、《药材学》、《生药学》及《药典》等书籍中。国家药典收入的中药，首先必须确定品种。一批药学界前辈把所掌握的现代分类知识与传统本草相结合，使中药品种考证工作不断深化，由此也积淀了丰富的本草考证经验，总结了一些本草考证的方法。楼之岑、谢宗万、 徐国均等许多前辈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除大量的药物品种本草考证论文之外，集中反映这方面成就的专著当数谢宗万先生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上册于1964年出版）。该书以中药混淆品种为研究对象，这一选题本身就具有创新性。中药混淆品种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这就要求作者除具备现代科学知识之外，必须精通古代本草的内容。谢先生正是把植物分类、实地考察和传统本草考证相结合，在药物混淆品种本草考证方面独占鳌头。80年代初，为了使本草考证更上一层楼，谢先生又参加了西学中班，补充了中医临床知识这一课，使本草考证更贴合中医用药实际。正因为谢先生的知识结构的完善，使得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中）以及后来修订萹的上册内容更为充实。“本草考证”在书中正式作为一个专项。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考证结果直接保证了中药用药品种的准确。然而谢先生并没有从此停步，他90年代又辟蹊径，将其多年的药物品种本草考证经验上升为理论，连续出版了《中药品种理论研究》、《中药品种新理论的研究》等书籍和论文，使这一研究由散在的经验变得有规律可寻。这一理论的产生本身就是创新，其意义远胜过零散的药物本草考证。 

本文用较多的笔墨介绍谢宗万先生在药物品种本草考证方面的业绩，井无忽视其他专家成就的意思，只是想借用此成功之例，说明要想在本草研究中不断创新，必须注意结合多学科的知识，注 重解决实际问题；并及时将实践上升到理论，为下一轮更深入的研究开辟天地。同时也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创新就不能安于老套路，必须根据各人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应自己创新发展的道路。可是近些年来，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低水平重复的现象非常严重。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就可以发现许多品种中早已有人考证过的，结论雷同。有些混淆品种中的常识性问题，也有人再次重复前人的劳动。至于平时审稿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更多了。再者，选题基本上集中在植物，而动物、矿物方面的考证文章少而又少，这和本草记载的各类药物比例是不相称的。以矿物药为例，至今专门的论著只有王嘉荫1956年出版的《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 

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与本草文献研究有所不同，前者需要有与药物基原考订相关的专业知识 （如动、植、矿物分类，药材鉴别知识等）。也正为如此，散布全国的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员都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地利之便，补习一些本草文献查找方面的基础知识，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药物品种混淆的实际问题，开展本草考证。至于信息来源，有志于药物品种本草考证的同道，应遵循一般搞科研的基本方法，追踪本学科最新进展。同时，在选题之前，应该检索一些与之相关的基本工具书和专著。如果《中药大词典》、《中药材品种论述》等书都不看，怎么能保证不做无用功呢？ 

应该说常用药物混淆品种的本草考证都已经有人做过研究了。除非有新的材料和新的见解，否则最好不要重复选题。对基层药学工作者来说，搞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注意扬长避短、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运用本草考证去解决问题。地区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是大有作为的。例如：药物混淆是有地区特征的，有些地区药物品种混淆历史非常悠久。熟悉本地区用药品种特点，对从事本草考证有着地利之便。我曾经见新疆药学工作者考证当地用的人参品种中，有古代的押不芦，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元代押不芦传人中国内地，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奇色彩。不曾想在丝绸之路的沿途，还有应用此药的地方。广西有几位年青的药学人员，他们立足于本地用药实际，进行本草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很值得借鉴。一种药物的运用，有时可以沿袭千年。民间用药习惯有时可能解决文献记载的疑似。在古本草中，至今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是不明的。例如宋《本草图经》的外草木类的药物，有很多已成为历史悬案。有些历史上被认为很有疗效的药物，至今没有人考出其基原。 例如坐拿草，从来到明，医方中都有用者。《本草图经》说：“土人用治打扑所伤，兼壮筋骨、治风痹。 江西此甚易得。后因人用之有效，今颇贵重。”此药有图，江西吉州、安徽滁州是其产地，疗效也很明确，应该说是比较容易考证的。但由于其图形的粗糙，至今未有能为人信服的考证结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寄希望于该药产地的药学工作者。如能在民间开展深入的考访，寻找到名称、疗效和形容近似的药物，是可能决这一疑难的。云南药学工作者考订《滇南本草图说》药物基原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古代本草书中，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有待考证。《本草图经》、《本草纲目拾遗》、《生草药性备要》等书此类问题最多。在考证时，除本草专著之外，应该注意充分发挥地方志等乡土文献的作用。 实地考察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瞩。此外，药物品种考证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这是一个与药物运用和生产紧密相关的问题。从生产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可以使研究工作充满生命力；从文献到文献，选题必然枯燥而无实际意义，这样的研究是难得有新意的。 

三、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 

药物炮制是中药学非常具有中医特色的内容。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药炮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不同的药物、不同的用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都会影响到药物炮制方法。处理 这些纷繁的炮制法，使之既有效又经济地为中医用药服务，光靠实验研究是不够的。我们不可能逐药逐法地去进行验证。更何况传统中药炮制与中医理论密切相关，实验研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本草考证有其独特的意义，它有助于缕清历史上炮制法的源流、种类及其不同的运用，为现代发掘、验证合理的炮制法提供符合中医用药实际的文献依据。

50年代到“文革”前，收集总结各地炮制经验是当时的主要工作。近二三十年以来，药物炮制的本草研究才真正蓬勃地开展起来。在这一研究中，应该特别提一下王孝涛先生的业绩。王先生本身是从事炮制研究的，他和谢宗万先生一样，接受过现代科学研究的系统训练，又具备本草考证的深厚功力，80年代他发表的有关酒制法、地黄炮制法等个案研究，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考证为此类的研究提供了范本。更重要的是，王先生与许多同仁经过近20年的努力，编成了《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1965年完稿，1973年内部印行）。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古代虽有少数几本炮制专著，但远不能反映历史上炮制发展的实际。这方面大量的资料散见于医方书中。汇集这些资料真正是沙里淘金。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专家的研究激情和行政组织的推动，集合了众多的专家，低成本甚至是完全无报酬（包括不署名）地完成这个大项目。该书从167种古医方书中摘取药物炮制资料，按引书顺序排列，为此后炮制的本草考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在此基础上，王孝涛等先生又以药物为单元，正式出版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1986年），使得药物炮制的本草源流更加系统。本草考证在炮制研究中的地位由此得以稳固建立。在从事药物炮制实验研究之前，进行与选题有关的本草考证，这已成为一定之规。

近年以药物炮制法沿革为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可是仔细核对其原始资料，不难发现，很多文章的资料并没有超出《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的引书范围。罗列史料，缺乏分析，成为某些类文章的通病。照此下去，必将使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平庸化，成为毫无新意的文献综述（甚至是文献凑合）。本草考证之所以称之为考证，不是简单地堆砌资料，而是要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从古代本草资料中缕清其发展脉络，寻求其历史原因，并提出去伪存真的个人见解，这才算是真正的研究。否则，就会使人看轻了本草考证的意义和作用。 

那么，是不是说有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之类的书籍之后，单味药或单一的炮制法就没有再进行本草考证的必要了呢？否。我们反对的是依据他人已经汇集的资料，略加组织就当成考证。这样的工作毫无新意，无法为炮制的现代研究提供借鉴。但如果有更丰富的史料，更有说服力的依据，能对某些生产实际问题提供新的参考，那又另当别论。必须正视的是，《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所引用的古医书才167部，而现存的医方书至少也有4000部以上。可以断言，在《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所引史料之外，还有大量的炮制资料未得到发掘，再次广泛地汇集炮制资料是完全有必要的。当然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这一工作有相当的难度。因为靠个人之力非常困难，而要想发挥专家群体优势，其成本和凝聚力都存在问题。即使有朝一日能把所有古代炮制资料集于一炉，也不等于大功告成。分析这些史料，需要现代科学和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才会有比较正确的结论。因此，炮制的本草考证不是没有发展空间，而是需要把研究推向更深更高的层次。
另一个倾向必须注意的是，以往在炮制的本草考证方面的论著较多，但是对同样具有极为丰富内容的中药传统制剂学的本草考证却显得非常稀少。须知中药的制剂不仅种类众多，而且至今沿用不替。中成药的发展是和药剂防腐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但这方面的发展规律并无深入的考察。已故药学史专家朱晟先生生前曾和我讨论过大蜜丸蜡壳密封技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不很清楚。蒸馏技术，还有秋石（性激素）制备等先进技术，均曾在世界医药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领先的地位。但在中国，对中药制剂的本草考证在朱晟先生故去后，还没有见到卓有成就的后继之人。在未来的世纪中，亟盼有志于此的青年学者能做出成绩。 

四、本草研究的相关问题 

以上所谈的是本世纪本草研究最多的三个方面：本草文献、药物品种、炮制方法。但是，这就是 本草研究的全部内容吗？当然不是。药学中最为多见的实际是药物的效用问题，而这方面的本草 研究实在太少。一味药物的功效形成，决不是一句“经验所得”能概括得了的。几乎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热门时髦药，这些药物在历史上走马灯式的“你刚唱罢我登台”。影响药物使用的种种用药思想，是中药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高晓山先生等的（中药药性论）在药性理论的本草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为以后更深入广泛地开展此类研究趟出了一条道路。可以预见，药物效用的浮沉隐现历史的研究，将会为当代药学发展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借鉴。这方面的研究是广大临床医生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药物发展过程中不仅品种方面存在着同名异物的问题，同时也存在同物异位（药用部位）的问题。有些药物古今用药的部位是不相同的。笔者曾对龟甲（全甲）向龟板（下板）演变的历史进行了本草考证，结果证实李时珍所说“（龟甲）古者上下甲皆用之”是完全正确的。现代实验研究也支持龟上下甲可以同等入药，因此，从1990年开始，《药典》将久已废弃的龟上甲重新作为药物；龟甲又恢复了其历史的真实面目。类似这样的例子决不只是龟甲一味，还有待更多的学者从用药实际出发，将药物同物异位的种类加以梳理研究。 

在药物品种、炮制、效用、入药部位、用药分量等方面，同样尊崇《本草经》和张仲景用药的日本、朝鲜，却有很多与中国不一样的地方。例如茵陈蒿，中国讲究的是“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茵陈当柴烧”，即使用幼嫩的苗，而日本却使用结了果实的老蒿。是什么历史原因造成其中的许多差异呢？ 这就是中外用药比较的本草研究课题。尽管已有许多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但系统深入的调查和考证尚未开展起来。 

道地药材的研究也是适用本草考证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这一研究受到了重视，被列为重大课题进行攻关，有关的专著也已出版。道地药材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既有经验的总结，也有 社会因素的促成。各道地药材产区的药学人员如果也能参与到这一研究，利用地利调查乡上史料、民间口传，可望使这一研究更加深入。 

药物的栽培驯养在我国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这方面的本草研究一般不受人重视。可是，就本人所知，栽培菌类植物茯苓至少在南宋已经开始，其方法与现代相差无几。此外，我国唐代就有 驯麝取香的先例，北宋就开始淡水养珠，南宋就有人工牛黄……这些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和外国人争发明权，而是有可能为当今中医药发展提供直接的启示。人们熟知的浙八味、四大怀药等，可是又有谁肯下工夫将其栽培发展历史流理清楚呢？ 

还有，导致中国犀牛灭绝的原因之一是中医将此物作药，并赋予其神奇的色彩。历史上被中医用作药物的某些动、植物，乃至动物化石，已遭灭顶或行将灭顶之灾。犀牛已从中国绝迹，老虎、羚羊、穿山甲、野生人参、某些稀有的龟，都已岌岌乎危哉。现在我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动植物保护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人能运用本草考证的方法，全面探讨一下属于濒危动植物的药用历史，也许会引人深思。 

以上只是选择中药学涉及的部分内容来说明本草研究还有许多领域是荒芜的。未来世纪不能再把它们撂荒。此外，与中药相关的内容的研究更加繁多。历代药物的价格浮沉与那些历史因素有关呢？本草中体现的历代各地民俗民风有哪些呢？儒、释、道对中药药理的影响表现在何处呢？如何用现代药物实验、临床验证、野外调查等方法辅助从文献入手的本草考证呢？……总之，拘守 本草考证旧套路，只是在几个问题上转悠，道路就会越走越窄。 

在下一个世纪，本草研究应该注意从存厚古转向不薄今，加强晚近本草的研究；从中国本草扩大到有承继关系的异国本草；从汉族本草发展到多民族本草研究；从局限于药学中少数主题扩展到 全方面；更进一步采用多种现代研究方法辅助单一的传统本草文献研究；把本草研究的视野从自然科学扩大到人文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哲学等）；注意及时总结各方面本草研究的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壮大本草研究队伍，使更多不同学科和地区的同志者共同切磋。本草研究不是少数专家的事，它需要多学科的人士共同参与，这样才能使本草宝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因此，在本世纪之末，我呼吁热心于本草研究的同仁，扩大视野，开拓新路，勇于创新，使本草研究之树长绿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