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意识、个人权益价值观是中国文化中新的坐标系。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文化崇尚家族和国家。改革前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集体主义。它们都不容纳个人价值观。近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向西方借来了个体意识与人权概念。但是究竟如何理解人权、个人主义和自我等概念，是个复杂的问题。单纯的自我张扬，并非正确理解的个体意识。实际上，只要回顾一下西方思想史，就可以知道这些概念有着复杂的演变历史和驳杂的内容。简言之，西方文艺复兴后，产生了人的解放的意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有了天赋人权思想。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出现了强调社会责任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可以讲，经过几百年的时间，才使现代人能够比较恰当地理解现世利益与终极目的、权利和义务、自由与守法、道德责任与社会正义等等基本关系。澄清个体意识的含义与基本演变史，是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限于篇幅，本文只涉及国内近几十年的部分。
1、 60至70年代个体意识的萌醒
20世纪最后一年，《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问世。本书依据了大量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如手稿、诗作、信件、照片、刊物、编目、便条、回忆录、采访记等等，从诗歌创作（间或涉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这一相对狭隘的领域，追述了60至70年代少数城市年轻学子背离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规范的思考和写作活动，透露了中国社会中萌动的追索精神自由的讯息。它们大致可以算作改革开放时期“朦胧诗”等文学形式以及此后社会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或源头，是研究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状况值得参考的资料。
《沉沦的圣殿》第一章介绍了60年代青年一代的业余读书活动，可以从中大致了解他们的精神演变史。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期间，以及70年代初期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以后，国内两次较大规模地出版了一批供高级干部和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阅读、批判的内部读物，即灰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诸如苏联解冻时期出版的思想、文学论著，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据各种当事人的回忆，有大约40本左右的内部读物对这一代青年人的思想历程产生过极大影响，比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主义制度的分析》、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1－3）与《解冻》、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克茹亚克的《在路上》、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等等。除此之外，还要加上文革前出版的数百种西方和俄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像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前夜》、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狄更斯的《双城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九三年》，等等。它们比上面提到的内部读物更广泛地流传在青年一代的读书圈中。
这些书籍在青年一代脑海里打下的烙印，首先是对政治的另样认识。大约20年后，当年的一位读者、《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作者回忆道：她在读过《斯大林时代》和《赫鲁晓夫主义》等书籍后感到：斯大林时代和文革简直像孪生兄弟一样，一个人的突然失踪，一个人的突然死亡，以及一个家庭未知的命运，都是和党的要求、党的事业这些永远冠冕堂皇的辞令连在一起的。我开始考虑人的价值和人的政治以外的意义。[i]其次是对自由思考的肯定。当年的一位读者、如今的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回忆：《第三帝国的兴亡》使他一下子联想到了文革同法西斯运动兴起时一样是一条人们如醉如痴的拥护的毁灭之路；这一闪念注定了我日后对哲学史、思想史的兴趣，造就了我今日的研究和工作；我不是为了职业，而是为了兴趣和思想的权利投入研究，仅仅这一点。[ii]再次是皈依新的价值取向。文革前以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为背景的人物形象，往往都是意志坚强、坚韧不拔，同时又充满了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情感。他们有助于青年一代告别简单狭隘的思维方式和斗争哲学，回归到人的本身。[iii]
这一时期集中介绍了以郭世英为首的X诗社和张朗朗在中学同学中搞的“太阳纵队”。参与者一般属于少数特权家庭子弟或干部子弟。他们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之外，政治信息灵敏，胆子大，勤于读书，有精神追求，自视甚高，不愿苟且于凡俗。比如，牟敦白回忆他当时在101中读书时与郭沫若之子、北大学生郭世英的交往情景，记得自己曾经向后者问起过一个问题：像你们这样处境的人在中国是天之骄子，为什么要自寻烦恼？郭回答：人并非全部追求物质。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郭世英对强调“个性解放”这个词先后不下数十次），追求社会的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他们为了什么？1963年初夏的一个黄昏，X诗社面临批判之际，郭世英再次在校园里向牟敦白表明自己的心迹：如果你是一个有良知良心，讲真话的人，生来便是不幸的。没有自我，没有爱，没有个性，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和交流，自相矛盾，互相折磨，这是非常痛苦的。我在中学时代是正统的，我真诚相信一切是美好的。但是我们渐渐成熟了。上大学以来，我不再欺骗自己。我应该独立思考，我开始记录自己的思想，我不是学哲学的吗？我应该独立思考。[iv]这里可以注意一点，即80年代才流行起来的?晕遥谝淮纬鱿衷谛鹗鲋小Ｕ飧龈拍钤诘笔笔欠癯墒欤故怯幸晌实摹Ａ硗猓庑┤司裼攀浦唬谟谀芄唤哟サ狡矫褡拥芪薹ㄎ式虻氖榧碛芯窆笞迨降亩潦榛疃Ｕ庖坏阋补钩伤堑娜醯悖袢耸欢啵掳晾肴海秩狈ι缁岷驼尉椤?nbsp;
该书第二、三、四章介绍了70年代前中期下乡知识青年的诗歌创作活动，其中核心人物是郭路生与白洋淀诗歌群体。相对于60年代，这个时期有着更加值得研究的精神现象。
知青群体的人物经历有许多共同之处。大致是：其一，他们当中不少人在文革之前信奉革命化的正统教育，投身过文革。如林莽回想自己是革命干部家庭出生，中学时期积极向上，做共青团辅导员，每天走得最晚，劳动也绝对干在最前面，学习成绩也是班上较好的，军训项目每项都是满分。突然文革来了，武斗、冤案迫使他渐渐产生怀疑。[v]郭路生还歌颂过上山下乡运动。其二，期望破灭后，深入社会底层，开展全新的阅读与思考，如郭路生到山西南部的杏花村插队，芒克、多多、岳重等到河北白洋淀落户。其三，行为离经叛道，有人为此被投入监狱，如赵一凡、马加、徐晓。其四，改革开放后纷纷出国，怀着乡愁寻找家园，如张朗朗、彭刚。
他们的精神来源大致有以下四个。一是19至20世纪的西方文学作品，也有文艺理论、哲学、社会科学、历史、政治甚至自然科学的书籍。上面提到的内部读物，后来大量散落到一般青年学生与民间，有助于这些正值15至25岁的年轻人开始了精神漫游与思想启蒙。彭刚在90年代接受采访时表示：说到底，我们的“先锋派”就是崇拜西方，不单是崇拜西方的文学艺术，而且是崇拜西方的解放，个性解放。在中国找不到。你看古诗，那么讲究，那么死板，甚至李白的诗，也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你感觉不到自由。[vi]二是苏联解冻时期的文学作品。三是少数新中国的诗作。如何其芳、贺敬之、郭小川与郭路生的直接接触和影响。四是相互之间的影响，如白洋淀诗群成员定期相互交换诗作，又如山西、陕西、内蒙、黑龙江、云南知青当中传抄、背诵郭路生的诗稿。而且白洋淀的知青还关心哲学、经济、历史、政治、音乐、绘画等领域。
这一群体实际上没有形成完整的政治认知。但是他们的动机和政治现实有关，即对文革时期的一套在情感上绝对排斥，在评价上完全持否定态度。林莽回忆说：文革后期，大家都比较成熟了。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这些东西你丝毫不想参加，但它时时在影响着你。所以，当时我灰心丧气。还有可怕的株连九族，因为一首诗、一封信，你也许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这种恐惧我想每个人都有。[vii]彭刚在90年代回顾道：北岛政治成分大一点。他的《太阳城札记》，写的都是政治理想，追求民主，我当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追求自我的感觉，追求先锋派。我们不关心政治。你看芒克的诗，我当时画的画，都是纯艺术。他又说，北岛懂得跟官方讨论政治，而我们根本不讨论政治，我要讨论纯艺术，拒绝意识形态。[viii]出于这种心理，当时的中学生甚至看不上大学生们，认为后者虽然从大学里学了些东西，但是非常迂腐，而且对权力的追求，对政治的追求远远超过中学生。[ix]
这代人的核心价值观实际只是精神自由。有意思的是，当这些过来人回顾多年的往事时，却时不时地使用后来人爱使的一个术语：自我。除了这里彭刚用过外，马加在解释为什么知青诗人群体难以形成一个严密的团体时，认为大家是过于狂妄，过于自我，过于居高临下，所以它不可能形成一个整体。[x]马加回忆同彭刚三次讨论人活着的价值时，又使用了“提高自我的生存价值”这样的话。[xi]宋海泉在评论根子的影响时说：他使诗人的视线聚成焦点，回到自我本身，回到了对人存在状态的准确、冷静和近似残酷的把握。[xii]据笔者所知，自我在70年代，是个鲜见的词汇。所以估计是作者们无意之中受到改革时期思想倾向的支配。这不是说后人可以影响前人。而是说，当一切沉寂下来后，人们可能用一个清晰的概念去认识和把握往日的情怀。
这两个十年代存在某种精神上的联系，比如郭路生在1964年同郭世英、牟敦白、张朗朗的交往。但是同60年代的情况相比，70年代的知青诗人具有自己的特点，比如他们当中包括为数可观的平民子弟，而且干部、知识分子、平民子弟之间加深接触，从而大大弱化了那种孤芳自赏的苍白风格，尤以郭路生为代表；他们经受了艰苦的社会实践的磨炼，致之死地而后生，心态更为冷静，意志更为坚定；他们构成并带动了一个远为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同社会联系更密切，生存能力更强韧。如1968停课闹革命期间，在郭路生居住的百万庄一带的楼群里，许多中学生时常聚到一起，听郭路生朗诵他的新作和他喜欢的诗歌。
70年代对80年代也产生了影响。对文艺界，比如现在著名的电影导演陈凯歌在1967年与郭路生的往来，以及对白洋淀的造访。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入学考试上，陈凯歌面试时朗诵的诗作就出自郭路生之手。现在北京电视台主持“晓鹰热线”的秦晓鹰在1969年经常到山西杏花村找郭路生聊天。1985年，上海作家陈村在《新创作》撰文，介绍了根子的《白洋淀》，并认为其价值超过70年代末出现的大批知青文学，如叶辛的《蹉跎岁月》。特别是对以后诗歌创作的影响。1980年，舒婷撰文提到北岛、江河、芒克等人对她的巨大影响。[xiii]林莽在90年代回忆说：食指（郭路生后来的笔名）之所以受到同代诗人们的敬重，重要的是他诗中所体现的艺术指向。60年代的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中充斥着政治口号。然而食指以独立的人的精神站出来歌唱，他让我们感到了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是直觉，是情感，是经验，是有意味的形式，首先是人的自由意志与人格的体现。他的后来者们，朦胧诗的早期作者们正是沿袭了这一点，才成为了开一代诗风的代表人物。[xiv]宋海泉也说：郭路生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个体性为主体的诗歌，恢复了个体的人的尊严，恢复了诗的尊严。[xv]
最后说明一点，即60和70年代的政治文化研究资料可以说是多而杂。比如，有关文革当中红卫兵一代的行为、思考与觉醒，80至90年代出版了许多回忆录、采访记。这一代人对人权、对个体的价值的朦胧意识，不少过来人都有所触及。像陶铁柱在文章中写道：1968年8月，作为一名老红卫兵，他带着数不清的问题和困惑，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找大学生刘豪探讨。当陶谈到刘少奇在文革当中挨斗，愤怒地提出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时，激起刘豪一连串的质问：“宪法？！他刘少奇10年前坚请主席反右时，想到过宪法吗？章乃器顶着宪法游行，要求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却被关押了几天，那时他刘少奇想到过宪法吗？噢，现在轮到自己头上了，他才想起了宪法——太晚了！”他又讲：“这不是他刘少奇个人的悲剧，而是我们全党的悲剧。假如我们党早就能认识到并切实执行宪法至上的原则，何至于会有今天国家主席要求宪法保护的荒唐事情发生？！”[xvi]1966年7月至9月，正当文革处于狂热阶段时，遇罗克在著名的《出身论》里写道：“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xvii]1966年7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下：“读完《五四小说选讲》。?芄蛔杂傻夭鲎约核枷氲淖髌凡攀怯谐鱿⒌淖髌贰Ｓ纱丝蠢矗裉焖降奈幕蟾锩现逅氖贝媸窍嘈渭┝恕！盵xviii]徐友渔在总结青年一代经历了文革之后的变化时说：“文革后人们的个人意识普遍地增强了。上海红卫兵头领安文江讲过，长期以来，强权专制缺乏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对人的命运的关怀。个体的人被剥夺了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向往，对个性的全面发展。余后的十年，我骄傲地说，我的确活得很青春，很潇洒。我终于成了我自己的上帝！”[xix]
2、 80年代第四代人的自我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个人价值观最坚定的鼓吹者，是当代一批批青年人，即第四、第五代人。从80年代中期充斥社会的“自我实现”，到80年代末的“尼采热”，到90年代初的“毛泽东热”，再到90年代中期适意的生活态度，都是这种个人价值观的表现形式。
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唐灿主持完成了一项针对当代青年价值观转换的社会调查。这是一项跨越1989年的项目。作者客观地考察、评定了第四代人的价值观及其历史地位。从大的方面看，作者指出，相对于改革之前的正统价值体系，当代青年价值观的演变已经达到一个质变阶段。以政治价值标准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50－60年代价值体系正处于崩溃之中。这一价值体系所包含的三个最主要的价值原则，已经被青年人摈弃，它们是：其一，以一元化政治体制为基础的绝对政治权威，以政治目的为最高价值判断标准的取向；其二，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绝对平均主义取向；其三，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绝对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取向。与此同时，青年在对主导文化和社会现实的选择中，已经产生了一系列整合程度较高的新的价值观念，如合理的利己主义；奉献与索取的一致性；利他与利己的相辅相成；权利与责任、义务的相对应，等等。作者还考察了青年一代的人生价值观、职业价值观、爱情价值观这类重要的范畴，其中无一不渗透了他们所崇尚的自我实现。[xx]这里还有对政治价值观的调查结论。总地看，青年一代的政治自主意识、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增强；绝对化的政治权威地位下降；政治合理化倾向得到发展。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其一，自我能力感。在国家政治生活方面，青年人表现出较强的自我意识。如“在政治问题上，你最倾向于听谁的意见”一题中，选择项有“好友、爱人或恋人、专家学者、党政领袖、舆论宣传。父母、自己”。1988年的调查显示，以“相信自己”为第一位选择的，占被调查人的39％，居第一位。1990年的调查显示，在优先选择的两项中，“相信自己”的人占60·1％，仍居第一位，居第二位的选择是党政领袖，第三位的是专家学者。[xxi]其二，人民代表的素质。在对参与政治所应具备的各种素质的评价中，当代青年的态度有一个特点，即理论上尊崇政治道德，而实际上尊崇政治能力的倾向。在1988年的调查中，“人民代表的首要资格因素”一题，各个选项依重要性排序，其中以“忧国忧民，敢于直言”为第一选项的排序，有42·4％的青年选择，比例居首位。以此素质为第二选项的排序，选择比例也很高。表现出青年对政治品德的吁求。与此同时，“从政能力和经验”也被视为重要的资格因素。有一个结果可以参考，即过去被认为理所当然地安排先进人物、劳动模范当人民代表的传统作法，遭到了怀疑；对于“忠于党的路线、政策”这一资格因素的评价，青年的否定程度也较高。[xxii]其三，人生志向。就政治意义上的人生幸福选择上，青年不再把入党、入团看作获得人生或事业成功的必不可少的社会确认条件。相反，那些非政治意味的选项的选择比率都很高，如“有钱”、“有一个温暖的家”、“自由自在”等。此外，相当一部分青年从政治观念与政治实践两相分离的角度来评价中国的政治现实。“政治清廉”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要从政就不能洁身自好”，这种说法既反映了一种对青年的劝诫，更反映了一种对政治的否定性评价。[xxiii]其四，领袖人物。对于政治人物的崇拜取向，1988年的调查结果表明，有接近半数的青年第一崇拜的对象是周恩来，占49·7％。其中原因，主要是青年人敬羡周恩来的人品。相形之下，只有1/10的青年崇拜毛泽东。但是对于政治人物所具有的权术、手腕、雄心以及不折不挠的意志倾向的肯定程度很高，如对毛泽东、拿破仑、希特勒的崇拜。[xxiv]这项调查成果的作者又指出，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念呈现不稳定性。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增强或减弱，都会对之产生影响。如比较1988年的调查数据，1990年的青年在政治价值观、人生价值观以及道德价值观等方面，都表现出更多地靠拢社会所倡导的正统价值，而民主意识、政治多元化、参与愿望以及政治自主性等方面都有所倒退。?送猓谏畈愕募壑倒鄯矫妫骋蛩氐挠跋烊匀皇怯辛Φ摹４拥贝嗄昙壑等∠虻恼謇纯矗辽僭谌矫娴幕炯壑倒勰钌隙杂诖车娜贤嗟备撸阂皇谴车娜松∠颍缰杏埂⒑托场⒅恪⑽榷ǎ欢谴车牡赖缕分剩缛寺住⑷思使娣丁⒋车拿赖潞鸵缘赖卤曜嘉诵牡亩匀说钠兰鄢叨龋蝗谴车娜禾灞疚换蚣逡馐叮缍杂诩彝ァ⑴笥选⑿∪禾逡约肮业脑鹑巍xxv]从政治民主化的未来进程看，当代青年带来的政治价值观是有生命力的，应该成为全体公民健全的民主意识的组成部分。如上面提到的民主意识、权利与义务观念、政治能力感等等。而且青年的政治价值观在某些方面也继承了民族固有的文化心理，如忧国忧民、为政清廉等。但是综合考察当代青年的各种价值观，那么从总体上看可以说，青年一代更多地是人的觉醒而不是政治的觉醒。按照成熟的政治文化来衡量，许多内容青年们在理论上还不曾深入，在实践上还不曾经历。如果他们能够认识到，为了真正走向政治上的自主，他们还需要向历史学习，向社会学习，那是很可贵的。然而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事实表明，青年们更愿意自己去琢磨、去试验、去犯错误，而不愿意聆听前几辈人的劝告，不愿意耐心地等待。这可能是青年走向成熟的一般路程，因此也就难免碰?ぷ雍妥咄渎贰Ｋ哉庵忠宰晕沂迪治诵牡募壑倒垡痪适溃阌龅椒绶缬暧甑目佳椤?nbsp;
下面以《第四代人》为例，评析当代青年的过于自信、偏激的政治认知和政治心理。1988年8月，张永杰、程远忠的《第四代人》经东方出版社出版。此书一经问世，便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而持久的反响，因为它全面地概括了这一代人的生存方式，明确地标明了他们不同于传统的价值观，完全可以视为当今中国社会青年一代的宣言。由于第四代人始终有积极参与政治的热情，并以他们的行动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留下了重大的印记，所以这本书中包含的政治文化是值得分析研究的。从三方面看一下。
其一，对现存生活环境的估计。本书作者立论的依据，是认为中国社会已经由政治时代走向经济时代。政治时代从1921年到1976年，共55年，基本上是政治斗争的历史。其特征是：以政治斗争支配其他社会生活；强调某一群体的独特利益，不重视经济利益；政治关系决定其他社会关系。中国目前正在迈入经济时代。其特征是：经济生活在全部社会生活中居于主体地位，商品经济意识渗透进各个人际交往领域；新的经济关系改变了以往的社会结构，包括以往的政治关系；以往的观念形态正在更新，一切专断的、固定的、僵硬的、绝对化的思维方式正在被抛弃；参与社会事物的民主化意识增强，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成为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外部世界采取开放、冷静的姿态，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等观念相应改变。作者以此为依据，提出不同的时代产生不同含义的价值观。
其二，对自我的张扬。肯定自我是第四代人的核心价值观。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实现，是当代青年一代的人生之路。作者认为，经济时代一开始就是一个“信仰危机”的时代，也是一个怀疑和否定、破坏偶像和思想解放的时代。经过1978年以来的政治批判、哲学批判和文化批判，人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没有偶像、价值真空的世界。重构世界，以及个人的行为选择、思维模式、情感范式、交往方式的基础，只有自我。作者辨明，自我并不是哲学和心理学意义，而是社会学上的概念。自我不是指“个人”，不是指“我”，“我”，只是指一个受环境支配的客观存在，而自我，是具有独立意识的、现实生活中的主体。
自我具有怀疑、叛逆的特征。作者把第四代人看作“精神上的流浪儿”，具有独特的精神探求。他们和上两代人的不同，正在于不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上一代人的教育。在对整个生活的理解上，上三代人几乎都奉行“事业至上论”，把追求事业看成最积极的人生态度，而第四代人并不把事业放在绝对无疑的地位，他们的人生态度就是只要活得轻松自在就行。自我又有个体独立的特征。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无我”文化。“五·四”以来觉醒的自我意识，又因民族救亡而走入整体意识。和上三代人不同，第四代人的最突出特征就是自我崇拜，即在整个现实生活中以自身为主体。他们主张彼此都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权利，主张人际间以能力为基础的参与、竞争和创造。作者又认为，一个完全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整体”在第四代人心目中已经死去了，无论这个整体的具体含义是国家、民族、社会、团体或者家庭。
其三，政治参与上的冲动。作者结合1987年初由第四代人直接掀起的政治骚动，谈到参与者的心理动机。作者提出，虽然这场骚动直接冲击了上层建筑，引发了政治改组，但政治只是学生采取的一种不恰当的表现形式，政治后果也是一个附属后果。更准确地讲，这是第四代人的价值要求与现实环境之间的全面冲突。比如“要自由、要民主”这个口号中，自由并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大学生们对自由的理解也是混乱的、不明晰的。但这一点并不重要。自由，是对传统价值环境的反抗，是确立主体价值观的冲动，是使不利于自己主体价值观实现的环境得到最低限度改变的举动。总之，与其说是作为公民所要求的自由，不如说是作为独立的人所要求的自由。
作者又讲，第四代人在各类、各级单位中的参与往往得不到理解，甚至得不到起码的尊重。要保障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要真正在全社会形成鼓励人们参与的环境，就不仅需要从经验生活到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甚至需要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第四代人实际上可能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社会民主化、特别是政治民主化的程度。第四代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面对一个他们并不亲切的社会。
作者传达了第四代人目前状态下的某些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情感及政治价值观。第四代人敢于蔑视那些过时、僵死的思想信条，敢于认定活生生的人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独立地位，显得新鲜并富有朝气。但是其中有许多内容又是情绪化的，是不稳定的，对政治现象的理解和态度也是简单化的，因而令人担忧。《第四代人》的作者借诗句让大人们注意：“不要阻挡孩子们”，是有深意的。在他们眼里，第一代人堪称一代英豪，但他们的信念是整体大于个人、排斥个人选择、两极思维方式、情感生活政治化，这些显然都有悖于肯定自我的价值观。第二代人是灰色的一代，他们习惯于接受与服从、禁忌意识强烈、缺乏伟大的领袖魄力。这些都是崇尚自我的一代人最最轻蔑的人格缺陷。第三代人是过渡代或边缘人，他们的心灵充满了矛盾，对人生的未来感到迷惘，思维与情感方式也充满了矛盾性与妥协性。他们影响过第四代人，但将来主要是第四代人影响第三代。第四代人自认为较之于以往任何一代都有着统一性和整合性，更像是一代人。这使他们的情感方式与行为特征更值得重视。在政治生活中，本来应该反映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应该理解、宽容、信任、合作，应该在必要时达成协议。如果有某一群体过于自负，那么结果只能是：难以和其他社会成员达成合作，难以听取不同的见解，难以采取灵活的策略，难以得到社会广大成员的同情、理解和支持，这当然不是参与政治的正常心态。
作者还认为，传统观念和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的最大受害者是自己这一代，因此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对民主化和观念更新的关注，较之前几代人要强烈得多，以至有些可以原谅的过激。而且，第四代人所要求的，是从政治生活到经济生活再到社会生活的全面自由，他们只是借助政治渠道表达这种要求。这些表达了人生经历极为顺利的一代青年初步萌动的自主意识。这种意识本需要提炼和理性化，才能纳入可行的民主实践。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而提前诉诸政治行动，那只能是无序的盲动，而且可能走向发动者不能预知的方向。
3、90年代初期各代人对自我张扬的反思
90年代初，中国青年出版社召集第三代、第四代人的一批代表，就双方的价值观念进行了一次大的对话交流。可以说，1989年夏季的政治动荡之后，弥漫于青年一代当中的是一股惶惑情绪和巨大的心灵重压。在大学校园里，他们学习文件、组织讨论。那时，第四代人无论怎样挣扎，在其潜意识里，都有一个无法超越的症结，由于幼稚而自己弄得自己惶惶然。[xxvi]反思自然要重新认识自己。问题又往往集中在青年一代当中那种凡事不相信、一切无所谓的人生态度。不妨先看80年代后半期的一份调查结果。1987年，一些年轻的理论工作者主持进行了“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在“你是否有政治信念”这一问题中，被访者回答“没有”的，25岁以下年龄段的占46.10％，26岁至35岁年龄段的占43.43％。作者指出，虽然多数人有政治信念，但是相当一部分青年在遇到某种阻碍后会停止为政治信念的奋斗。如果考虑到问卷调查的特点，上述表中回答“没有”的百分比还会大大提高。[xxvii]
究竟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第四代人结合个人经历，对比了出生年代（文革浩劫）与青年时代（改革开放）的巨大反差。晓贤说：我出生在1966年，我的摇篮是轰轰烈烈的文革。林彪是我记忆里的第一个坏人，也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政治事件。我从小受的是主义理想教育，回到家里面对的却是母亲对粮食的忧虑，每年我家都要欠集体一笔口粮钱。我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打开国门，发现世界如此多彩。先换行头，再换头脑。在大学的几年里，西方哲学思潮给了我深刻的影响。原先一切的神圣都遭到怀疑，一切价值都有待重估，一切严肃的东西都可在我们这一代面前遭到嘲弄。但我们打碎了他人的信仰吗？我们自己除了自己什么也没有。[xxviii]
第四代人中的工人也有类似的思想特征。金明说：我在燕山东方红炼油厂工作了很长时间，先后见过四拨人。第一拨儿是1969年进厂的，现在是50多岁的老工人；第二拨是69－71年从学校分来的，多数是中专毕业生；第三拨是75－78年招工进来的，返城知青较多；最后一拨是80年代以后进来的。从总体上，劳动态度不一样。我们那时劳动态度较好。80年代以后入厂的就稍差些，存在着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儿的倾向。师傅干活，徒弟一边看着，年纪轻轻却不主动。第二是组织纪律不一样。工龄长的人强些。最差的是80年代以后入厂的青工。不少人夜班睡觉，有时还有放哨的、喝酒的。第三是责任心不一样。过去工人的责任心较强。现在的青工动不动就给你撂挑子。第四是关系学。过去敢管。现在的青工讲哥们儿义气，小团体主义较浓。[xxix]
第二、三、四代人还深入分析了一代青年的思维特征。其一，个人主义的功利观与价值中立的评价方式。张雅涓说，第三代人考虑问题多从集体的利益出发，而第四代人多从个人利益出发。由于功利动机是个人的，一个人一个标准，所以他们喜好标榜自己价值中立，对事物的好坏本质无所谓，没有是非标准。比如许多人崇拜能够改朝换代的人，毛泽东与希特勒都在崇拜之列。[xxx]但是第四代人也有身处“价值真空”中实在的痛苦感。杨红说：一曲《一无所有》，唱出了多少人的感动。在苦苦的寻觅和追求之中，确是丢了一件重要的东西，忽然迷失了自己的方位，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活着，不知道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人……我们这一代是痛苦的迷茫的。[xxxi]桑克说：我了解许多兵团子弟和知青，他们与小说、电影里的非常不一样，他们活得很普通、平静，他们给了我很大影响，我很尊敬他们。上一代人有理想、激情，更有责任感。这是哪一代人都应具备的。我们这代人更悲观更绝望一些。没真正参与社会生活，看不透许多东西，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上一代人至少相信自己，我们连自己也不太相信。[xxxii]
其二，感性化的思维特征。谢维和说：第四代人尤其是其中的大学生，其行为方式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不确定性或摇摆性。情绪化的因素很多，处理问题缺乏一贯性。第二，差异性大。工人、学生、农民，以及处在不同地域、不同职业岗位上的第四代人，考虑问题的方式都不同。这反映了他们很强的个体意识。第三，现实性或务实性。一方面功利性比较强，不大追问动机，注重效果；另一方面，比较强调当下性，即短期行为。上述行为方式的特征，导致了第四代人在思维方式上的特征，简要概括之，就是感性化。感性化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思考问题时多以个体为本位，个人的意志、兴趣、好恶在思维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二是以感觉为依据去判定事实。[xxxiii]西川谈了改革后的社会经济环境也刺激了情绪化的行为方式：1979年以来，有两个因素刺激了第四代人。一个是教育，教育使他们自大；一个是改革开放带来的物质丰富，金钱使他们自私。突出一个东西，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喜欢走捷径。这容易激发创造力；一旦这种创造力受到伤害，便会走极端。这一代人还有个特点，你不能扫他的兴；你扫他的兴，他就不给你干了。[xxxiv]
其三，易受挫折的心理特征。作为第四代人中的一份子，张意姜比较了第三代人和自己这一代不同程度的心理压抑。他讲：第三代人大都是出生在多子女家庭，本身容易产生挫折并导致心理压抑。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压抑始终比较大。这反倒使他们进入社会后容易达到心理平衡。而第四代人中不少是独生子女，在家庭中压抑程度比较弱。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压抑程度并未减弱，有时甚至更厉害，如高考。这使得他们进入社会后，在心理上产生的不平衡非常严重。[xxxv]
一代青年形成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是否与社会大环境有关呢？有学者指出，文革后，使上几代人最感不解的是在当代青年中怎么就形成了逆反、否定和极端的思维方式。应当认识到，在10年文革中，我们是批判一切封资修，批判走资派；在10年改革中，我们否定文革的错误，知识界有人否定毛泽东，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其中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这20年的思想批判在相当一部分学生的思想中培养起片面否定性思维方式。一些学生谈及民族文化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格格不入”；谈及党的领导就是腐败透顶；谈及社会现实就是“辽宁不宁，吉林不吉，黑龙江真黑”。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不少学生习惯地站在社会批判者的地位上。[xxxvi]
其他学者又分析了某些相关社会因素。社会学家郑也夫指出，可以说第四代人立足的家庭背景是中国五千年来没有过的。这一代人中很多是独生子女。这一代人有两点非常可悲：第一是环境太不利。他们出生后成为家庭的中心。而前几代人大多是多子女的，大多有苦难的童年。他们有很强的义务感，是在生活中学会的人生第一课。第四代人要在上学后再补这一课。第二是改革以来的失误。社会把消费闸门过早地打开，打开了便收不住，特别是在观念领域。第四代人本来处于一种优越位置，这些和很高的欲求相联系，会影响性格的发展。[xxxvii]学者杨东平说；第四代人是80年代体制文化受害最深的一批人。在这种弥漫于全社会的体制文化中，“混”成为人们行为方式的主要特征：一是能少干就少干，能不干就不干；二是追求享乐和舒适；三是投机心理严重，少贡献多索取。[xxxviii]
有意思的是，在这种代际的平等对话里，仍有人或许就是第四代本身指责上两代人的“误导”。周奇说：第四代人的逆反心理同第二、第三代有关，还有就是我们的社会风气。比如有人根本没有接触过马列主义，就反感，而对西方的思想理论什么都接受。这个问题在一代人中普遍存在，已经影响了他们的社会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xxxix]蔡云说：出现在第四代人身上的问题，根子往往在第二代、第三代人身上。说第四代人心中没有权威，还不是上一代或上两代的某些人否定了权威，打破了偶像。现在处在社会政治舞台中心的是第二代和第三代人。第四代才刚刚走向生活，他们要走到社会政治舞台的中心，还要经过一二十年的时间。[xl]从中多少可以看到这代人是多么自负。
前两代人当然不同意年轻人对自己的概括和评价。比如第二代中有人反驳“灰色的一代”这个结论，列举这一代对新中国的贡献，肯定这一代奉献、负责的道德品质，等等。[xli]父母一辈对子女一辈的批评采取这种防御姿态，足见新生代的观念曾多么强烈地冲击了他们。
那么如何分析政治风波之后的“毛泽东热”呢？1986年底的学潮与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在大学生云集的校园里，纷纷出现了“寻找毛泽东”的热潮。这股热潮表现在几个方面：搜集毛泽东的著述；搜寻、传阅有关毛泽东的各种传记作品；组织各种纪念活动；组织“毛泽东著作学习小组”、“毛泽东研究小组”、举办有关报告会和研讨会。[xlii]
任何注意到这种文化现象的研究者都会发现，各种人寻找毛泽东具有不同的含义。如果我们再沿着当代青年的思维轨迹，稍稍深入地分析一下大学生当中流行一时的毛泽东热，就会发现它有独特的文化意义。这就是：这代年轻人是通过自己的眼睛、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发现自己心目中的毛泽东的。和第二、第三代人更多地注重毛泽东的政治领袖地位不同，这代人更多地注重毛泽东放任不羁的个性。他们只是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时代给予一个政治代表人物的特殊历史地位，它是以同时代亿万民众、包括高级政治决策层没有可以与之相比的独特个性为代价的。这就使当代青年中的“毛泽东热”带有浓重的个人理想色彩。或者可以说，它的主要动力仍是张扬自我。
90年代初，一批研究人员专门对近900名大学生作了观察访谈，历时两年，又抽取98名大学生的心态流程作典型报道。对象大都出生于60年代末期，主要是1966年至1970年间，即10年动乱之时。他们在1985年至1988年间入学或毕业。从调查结果可以见到，当代青年一代对毛泽东的人格魅力不仅有浓厚的兴趣，而且有特殊的美学鉴赏力。有些内容一般是前几代人不曾想过、或较少触及的区域。我们来看看这批被采访者是如何理解毛泽东的。
比如对毛泽东的“孤傲和自信”。某校历史系学生汪红说：“在他很年轻的时候，毛泽东性格中的自信与孤傲就已经显露出来。举一个小例子，一个真实的例子。我大姑爷年轻时在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任教，曾和毛泽东有过一段比较密切的交往。据大姑奶奶后来回忆，大姑爷对青年毛泽东的印象是：一个孤傲的人，一个含而不露、极有非凡抱负的人。青年毛泽东喜欢独立思考问题，很有自己的主见，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种看法，就很难更改。他是一个自信的青年。”[xliii]又如对毛泽东的“人格矛盾”。某校中文系学生纪俊说：“好像在毛泽东身上，理性和感性总是冲突的，这好像是决定了他的矛盾性格。为大学生和广大青年所欣赏的，正是他们日常为之激动、向往追求的性格因素，诸如驾驭人生的潇洒、适度的自信、胜利者的态度、作人的真实等等，乃至若干矛盾的现象也发生在大学生的身上，如感性和理性的冲突、自我形象的背离；大学生在欣赏、审视对象的同时，也发现了自己，从而从伟人毛泽东的身上找到塑造自我的动力之源。这符合人格社会化的一般过程。”[xliv]
除了“毛泽东热”内在的驱动力与一代青年的价值观、人生观有直接联系外，还有一个心理因素值得注意，即第四代人在童年、少年时代的社会经历，当时个人崇拜在他们心灵上的烙印，他们情感深处与亲友相关的回忆。所以这不仅是一种理性的追求，更是一种情感上的回归。看到这种联系，对于了解第四代人崇尚感性、立足自我的心理特征是有启发的。
在对刚刚提到的900名大学生调查访谈时，某校计划系学生甘宏莲说：我们这一代人“一开始识字，学的是‘毛主席万寿无疆’，身边回响着‘东方红，太阳升’、‘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样的歌声，毛泽东的神圣形象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扎下了深深的根。我们狂热地爱戴他老人家。”[xlv]某大学新闻系学生严兴盛说：“我们中国人对生身父母是相当尊敬的，而对于毛泽东，人们比对亲生父母还尊敬，这实际上是一种对‘神’的尊敬。”“而且这一‘神’还具有着行为的威慑和约束力量。”[xlvi]再看看通过记忆联想，毛泽东的形象给当代大学生的情感震撼。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章松柳回忆说：1988年，学校开设《毛泽东晚年思想研究》的选修课，主讲老师特意组织学生观看文革时期的新闻纪录影片。“看完毛泽东‘文革’期间的几部影片，感受非常深。在最初的几个镜头中，一看到那熟悉的面庞，同学们竟激动得不能自持，尤其在会见菲律宾总统（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的片子中，许多人流下了眼泪，我也是这样，仿佛回到了过去那种‘无比热爱’、‘欢呼万岁’的时代。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们也学会了用客观、理智的眼光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但在潜意识中仍深藏着连自己也不易发觉的对领袖的崇敬、热爱之情。这个非凡的时代，这个伟大的人物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记是无法磨灭的。”[xlvii]
所以在剖析这股“毛泽东热”的内涵时，有一点可以注意，即一代青年对已故政治伟人的追寻主要属于生存的意义、文化的意义，而不是政治上的意义。在北京大学，继1989年兴起的“寻找毛泽东热”之后，1990年4月，哲学系几位三、四年纪的同学探讨了这一“热”的起因。86级学生、后攻读研究生的辛鸣认为：“与其把这种现象视为新政治思潮的萌芽，倒不如称之为文化思潮更为准确。我不赞同有的人认为这是政治性的，虽然这里边包含了大学生们的政治期望、政治评价，但其主体仍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xlviii]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观察，某个时期某个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伟人崇拜，可能不是一种非常态，反倒更可能是一种正常的心理需求，只要这种感情表达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说，90年代初中国一些城市和地方在中青年当中出现的“《红太阳》热”，以及以大学校园为基地的“寻找毛泽东热”，似乎更多地属于一种借助伟人形象试图打破平静生活的心理需求。它只是一种短期的心理宣泄，和文革期间政治高压下流行于社会当中的政治热情不是一回事。
还有一点可以注意，第四代人的人物崇拜是多元化的。和前几代人相比，他们不会把全付情感和信念投注到一个政治人物身上。从广泛的文化选择和价值选择意义上看，第四代人横向的人物兴奋点多，纵向的人物兴奋点变化快。所以毛泽东不过是特定时刻、特定心态笼罩下的一个选择对象，是他们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自我张扬寻找合理的诠释者时所发现的不多角色之一。他们并不会费心费力地、全方位地去理解、接受毛泽东，而只是择取他们赏心悦目的某个方面。他们的精神世界的其他空间，则由其他角色去填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唐灿曾经比较过第三代人与第四代人在青春偶像选择上的差异。在第三代人心目中，毛泽东是党是祖国和人民的化身，是大救星，是精神的主宰，是人生的榜样。他们几乎把自己全部的崇拜，全部的热爱，全部的忠诚，乃至全部的憧憬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尊心中的偶像。第四代人却把港台歌星、“四大天王’、当作偶像。对他们来讲，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在心中稳定、持久专一的偶像。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需要方式去理解、选择和崇拜偶像，并且一如上一代青年那样，把种种不可思议的热情和迷恋疯狂地倾洒在偶像的身上。而且，他们不断地追逐新的偶像，无所顾忌地把偶像桂冠今天戴在这个歌星头上，明天又摘下来戴给另一位歌星，抑或是影星、球星之类的头上。唐灿又说，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在毛泽东的偶像中，寄托的是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寻找的是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愫，是对公共事业的忠诚、献身和服从的依据；今天的青年人在众多的偶像中寄托了更多的情人理想、友人理想、外在形象的理想和生活理想，他们更侧重于寻求个人心灵的慰藉，情感的共鸣、倾慕和宣泄。总之，两代人的偶像不同，可以看到变动背后的价值转变，即由偶像神圣、权威和庄严的概念，变成容貌、妆扮、魅力等评价系统。这个从毛泽东到“四大天王”的过程，是偶像崇拜从社会到个人、从神圣到凡俗、从一元到多元、从榜样到精神快餐的过程。这个过程的不变方位，是寻找个性、自尊，寻找现实生活感觉。[xlix]
如果只着眼于毛泽东身上那种特立独行的风格，而不去深入他的庞大思想体系以及产生这一思想的深厚历史背景，那么这种“热”是容易降温的。在毛泽东100周年诞辰之前，《大学生》杂志在北京和湖南的15所高校进行了调查，使用问卷1500份，对象绝大部分是1976年以后出生的大学生。结果显示：他们有关毛泽东生平的基本知识欠缺，如34％的被访者不知道毛泽东的籍贯；65％的学生不知道毛泽东的诞生日和逝世日。又有8％的人根本不知道“毛主席语录”，49％的人从未见过、58％的人不能写出一段毛主席说过的话。在读书方面，32％的人从未读过任何有关毛泽东的书。读过的人当中，大部分集中于轶事掌故、通俗读物，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红墙内外》、《毛泽东之谜》等。[l]青年一代在生活中的挫折从反面提醒人们：文化不能简化为个性；成功也不是维系于自我张扬。
4、80至90年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批判精神
相对于以上几个社会群体，改革开放时期的知识分子表达了更为丰满、健康的精神内涵和更加尖锐、深刻的自我批判态度。
改革之初，巴金以他的《随想录》率先展示了这种新型的政治风格。实际上，巴金对文革时期极左思潮统治下的各类政治现象所作的批判很有深度。他的矛头所向包括：文艺创作中过火的阶级斗争论、文化封闭政策、长官意志、文化专制主义、知识分子改造论、形式主义的政治学习、群众性的愚忠心理和行为、大民主、政治恶棍、假话流行的现象、人人自危的人际关系、戕害人权的法西斯手段，等等。但是仅就本文的主旨而言，巴金的思考有以下三点可以注意。
一是他对人道主义的吁求。1982年3月2日，巴金在看过电影《小街》之后写下观感，认为心灵中多了一样东西，即对亲人的感情、对人民的挚爱，并鲜明地否定文革及此前过火的阶级斗争给人们带来的怀疑、仇恨、疏远、偏见、甚至出卖、背叛等等不正常的情感和行为。他屡屡坦言自己一生创作的精神导师是卢梭、托尔斯泰、鲁迅。90年代中期，他在《〈巴金译文全集〉第十卷代跋》中写道：道德是整个社会的支柱；道德规范的最高目标就是奉献自己。[li]二是他对个人价值以及人权的肯定。在1979年8月5日写下的《要不要制定“文艺法”》一文中，巴金援引我国宪法上的规定，认为“一个人从事文艺创作活动，只要他不触犯刑法或者其他法律，就不应该受到干涉。”[lii]80年代中期，巴金想起死于文革的一些朋友来，终于认识到这都是蔑视法制和公民权利的结果。他在1986年6月写道：“只有承认每个公民的权利，才能理直气壮地保卫自己。”[liii]三是他的自我忏悔精神。《随想录》自始至终昂扬着一种解剖自己的无畏态度。巴金痛悔自己在个人崇拜之下否定自我的言行；检讨自己遵循政治命令写下的盲从之作；揭露自己顺应政治形势需要说过许多大话和空话；检讨自己在政治压力下违心批评身边的同行；追悔自己在政治运动中采取明哲保身的哲学。难得的是，1979年12月15日，他在《怀念老舍同志》一文中，就表示过：“我们不能保护一个老舍，怎样向后人交代呢？”又讲：“没有能挽救他，我的确感到惭愧，也替我们那一代人感到惭愧。”[liv]这里巴金是在替同胞承担责任，从中可见这种忏悔的沉重内涵。可以说，忏悔既是一种针对自身精神缺陷、敢于决裂的勇气，又是一种有博爱胸怀、对社会道德的提升负责任的态度。这是一种60至70年代见不到，直到90年代也属罕见的品质。而巴金在改革之初就这样做了。
在改革的二十年间，还断断续续地出现了一系列回忆录和评论集，剖析某些典型的知识分子人格。特别触目的有周扬和郭沫若。对前者在文革之后能够高扬人道主义的大旗，检讨自己在历年运动中整错了一些好人的作法，有些人表示肯定，如于光远、蓝翎。有些人一直怀疑，如梅志、陈明。相比之下，一些过去的友人在分析周扬的权威人格时，表现出相当的力度。如张光年回忆1946年春天在北平与周扬相识时，两个人还能谈谈心。1948年在解放区再次见面，周扬就有了区分上下级关系的官气，令人不习惯。解放后的交往也是如此，周扬只知工作，甚至与他人没有朋友式的谈话。所以张光年将周扬称为一个完全政治化了的人。[lv]在夏衍的叙述中，周扬青年时期风流倜傥，直到抗战之前也没有什么教条。但是抗战后，主要是去延安之后，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扬变了许多。原因在于周扬作了文艺界的领导人。解放后连玩笑也开不得了。一般人不是怕他，而是权力问题。反之，周扬在心理深处对核心权力人物却是始终持崇敬态度。在他儿子的眼里，周扬对毛主席一直很崇拜，这一点好像没有什么变化。[lvi]
郭沫若同周扬有所不同，即晚年有躲开社会活动，找个清静的角落了此余生的念头。[lvii]反右时丁玲、艾青被打成右派，田汉1964年夏季受批判，1965年5月茅盾作为文化部长被解职，文革前夕批判吴晗和三家村，对郭沫若的震动都很大。但是只要在公开场合讲话，他总是和毛泽东的想法保持一致，总是拥护现行政策，总是不断地批判自己。实际上青年时代的郭沫若作为《女神》的作者、《浮士德》的译者，有心当中国的歌德，豪情万丈。投身革命事业后，他形成一种“非我”的哲学。他讲过：“在现在的社会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自我好讲。讲什么个性，讲什么自由的人，可以说就是在替第三阶级说话。”又说：“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要根本铲除。”[lviii]1948年，他的一篇《斥反动文艺》，将朱光潜说成蓝色文艺的代表，萧乾是黑色文艺的代表，沈从文是桃红色文艺的代表。沈为此受到进步学生的批评，还试图自杀过。[lix]在政治运动不停歇的时代，他志愿作“党的喇叭”。[lx]为此他在大跃进时期主编了《红旗歌谣》；在1966年文革热潮时喊出让七亿人民成为活雷锋、活王杰、活欧阳海、或刘英俊。纵观一生，郭沫若的人格也是复杂的。
80至90年代的资料里还有针对知识分子群体特征的批判。比如，戴煌回忆在北大荒劳改时，右派队伍里总有某些人爱打别人的小报告，害得别人受批判、遭拷打，自己却摘了帽子。此外，奴隶般的精神压抑、生活痛苦和前程的渺茫，使得许多人心情烦躁，心胸狭隘，似乎人人只关心一己的利害得失，而相互间的谅解、友爱、体贴、帮助越来越少。一些人可能为一点小事争吵、打架。人们可能将犯众怒者捆打、辱骂、扣饭，甚至绑到门外的大树上挨冻。其他人只好独善其身。[lxi]从维熙回忆：反右初期，他所在的北京日报社总编辑周游让他避避风头，去京郊农村参加社教工作。结果却有一大批同事，包括以往的好友，联名写大字报，让他回社参加反右斗争。在接下来的运动中，这些知识分子们不用领导指引，自己就从政治立场这根命脉入手，无情批判文友。他们的嘴、眼、手谐和统一，表情激昂，扮演着令人肠断的角色。[lxii]
最后说明一点，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缺乏青年一代那样的自我意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实际上离不开巴金、冰心等老一代文豪对文革的剖析和人道主义的呼吁，离不开众多作家对那个苦难时代的揭露、鞭挞和批判，离不开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来的翻译、传授与理论探讨，离不开戏剧、影视工作者大胆地冲破一个个创作禁区。年轻一代将自己视为自我的代言人，至少是狭隘的。沉默不等于无声。即使到了80、90年代，知识分子仍然在思想领域里探索。比如，冯友兰在耄耋之年，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其女婿在概括老人的一生时说，这种“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前后变化，既显示了冯友兰的个性色彩，又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坎坷道路。[lxiii]世纪之末，王元化讲到自己年轻时既向往北大的自由空气，更倾向于清华那种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lxiv]邵燕祥认为知识分子个人应具有不依附于权力、金钱的独立人格。[lxv]文化与政治文化当然是整个民族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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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张明策划、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P.11。
[ii] 同上，P.12。
[iii] 同上，P.11，P.12，PP.15－16。
[iv] 同上，P.24，P.27。
[v] 同上，P.290。
[vi] 同上，P.190。
[vii] 同上，P.293。
[viii] 同上，P.192。
[ix] 同上，P.295。
[x] 同上，P.222。
[xi] 同上，PP.234－235。
[xii] 同上，P.257。
[xiii] 同上，P.306。
[xiv] 同上，P.122。
[xv] 同上，P.237。
[xvi] 陶铁柱：《“联动”与主义小组》，见徐友渔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PP.62－63。
[xvii] 转引自徐晓、丁东、徐友渔编：《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序”；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
[xviii] 同上，P.120。
[xix] 徐友渔：《红卫兵行为动因的调查和分析》，见李辉编著：《残缺的窗栏板：历史中的红卫兵》；海天出版社，1998年；PP.173－174。
[xx] 唐灿：《中国青年大透视——关于一代人的价值观演变研究》，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PP.4－33。
[xxi] 同上，PP.78－79，P.135。
[xxii] 同上，PP.121－122。
[xxiii] 同上，PP.137－138，P.130。
[xxiv] 同上，PP.132－133。
[xxv] 同上，PP.4－33。
[xxvi] 陈冀主编：《三代人对话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P.7。
[xxvii] 宋铁航等：《心灵的历程——从1976年走来的中国青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18。
[xxviii] 《三代人对话录》，PP.109－111。
[xxix] 同上，PP.196－197。
[xxx] 同上，P.172。
[xxxi] 同上，P.112。
[xxxii] 同上，PP.112－113。
[xxxiii] 同上，PP.140－151。
[xxxiv] 同上，P.14。
[xxxv] 同上，PP.170－171。
[xxxvi] 周英、肖培等：《学潮现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P.128。
[xxxvii] 《三代人对话录》，PP.132－133。
[xxxviii] 同上，P.133。
[xxxix] 同上，P.270。
[xl] 同上，PP.275－276。
[xli] 同上，PP.247－250，PP.252－254。
[xlii] 李君如：《毛泽东与当代中国》，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转引自1992年第10期《畅销书摘》
[xliii] 陈杰：《寻找毛泽东的足迹》，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P.54。
[xliv] 同上，PP.58－59。
[xlv] 《寻找毛泽东的足迹》，P.11。
[xlvi] 同上，PP.13－14。
[xlvii] 同上，PP.65－67。
[xlviii] 同上，PP.106－107
[xlix] 唐灿：《从毛泽东到“四大天王”》，1993年第9期《中国青年》；转引自《作家文摘》，1993年10月15日。
[l] 陈剑祥、赵红：《“新大学人”如何认识毛泽东》，1993年第12期《大学生》
[li] 转引自《作家文摘》，1996年7月26日。
[lii] 巴金：《随想录》；三联书店，1987年；P.147。
[liii] 同上，P.834。
[liv] 同上，PP.186－188。
[lv] 《谈周扬——张光年、李辉对话录》；《东方》，1995年第五期。
[lvi] 李辉：《与夏衍谈周扬》、《与周艾若谈周扬》，见李辉编著：《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年，PP.234－237，PP.392－393。
[lvii] 丁东编：《反思郭沫若》；作家出版社，1998年，P.6。
[lviii] 同上，P.51。
[lix] 同上，P.85，P.102。
[lx] 同上，P.40。
[lxi] 戴煌著：《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P.172，P.174。
[lxii] 从维熙：《走向混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P.20，P.23。
[lxiii] 《反思郭沫若》，P.237。
[lxiv] 李辉、应红编著：《世纪之问——来自知识界的声音》，大象出版社，1999年，PP.6－7。
[lxv] 同上，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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