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适用死刑刑罚中，如何区别适用死刑与适用死缓的界限，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难于界定的难题。我们之所以说它十分重要，是因为它涉及一个人"生"与"死"的大事；之所以说它难于界定，是因为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由于执法者观念差异，素质差异，司法实践中的随意性。同样一种性质、情节的犯罪，甲地判死刑、乙地判死缓的事并不少见。所以，从理认与实践上着力探索适用死刑与适用死缓之间的界限，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重要的课题。如何探索出这个重要界限的基本规律?经笔者多年研究，下列五个方面应属于界定适用死刑与适用死缓应遵循的、带规律性的界限：
(一)罪该处死，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判死缓
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是指刑法总则、分则中明文规定在员刑时必须予以考虑从轻、减轻处罚的各种事实情况。但与适用死刑相关的，主要是以下四种：

1、罪行极其严重但属不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刑法第18条第3款规定：不能完全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人格变态、精神障碍的人犯故意杀人、放火等罪该处死的罪，一般应处死缓。

2、罪行极其严重但属犯罪未遂的。刑法第23条规定，对未遂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某甲利用邪教，诱骗16名妇女、儿童进山洞，堵住洞口，绝食"升天"，饿到第三天时被当地公安机关发觉救出，16名均抢救脱险，某甲罪行极其严重，考虑是未遂而处死缓。

3、罪行极其严重但犯罪分子自首的。刑法第67条规定，对自首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笔者认为，可以从轻判死缓的自首，是指对应判处死刑之罪的自首，如犯故意杀人、抢劫、绑架等罪后主动投案自首，而不是一般的余罪自首。

4、罪行极其严重但犯罪分子立功的。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对立功者，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罪该处死，但具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应判死缓

酌定从宽处罚情节，是指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但根据刑事立法精神和有关刑事政策，由司法机关根据审判实践概括出来的，在裁量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时，应予以考虑的可以从轻处罚的事实情况。这些情节种类很多，诸如犯罪动机、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犯罪后的态度，犯罪手段、对象、结果，犯罪时间、地点等等，这些酌定情节，虽不具有强制性、必然性。但是，这些情节对于恰当量刑、公正司法具有重大价值，其中有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甚至还可以减轻处罚，在决定适用死刑与死缓时应当予以关注。与适用死刑相关的情节有：

1、犯罪动机不属卑鄙恶劣的。如基于义愤的，大义灭亲的，不堪虐待、迫害反抗等而杀人的一般不适用死刑。如山林、水利、宅基、邻里、债务、合同等矛盾激化引起斗殴而造成的杀人案件，一般可以考虑适用死缓。

2、犯罪前一贯表现好、犯罪后又真诚悔罪的。犯罪前一贯表现好偶尔失足的犯罪人，主观恶性弱；则应是适用死缓的对象；犯罪后坦白认罪，积极退脏，采取措施抢救受害人；挽回损失，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等，不仅在客观上能减轻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而且有利于国家对案件侦破与处理，亦反映了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的降低，易于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所以，这些应当是考虑适用死缓的对象。
(三)罪该处死，但社会危害性未达最极端严重程度的应判死缓

"罪行极其严重"这个死刑总标准，虽然分则条文是用"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数额特别巨大"等规定具体化到各种死刑罪名的，但在适用上毕竟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而且这种"极其严重"也是有层次性、可比性的。必须从实际出发，判断是否已经达到同种犯罪判死刑应具备的最极端程度。虽然这还是个有一定模糊性的概念，但经过长期审判实践总结，这个"度"是可以掌握的。下述一些情形，就是罪行未达到"最极端"程度的犯罪，应当适用死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