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承权在调查笔录中这样说到：事发那天中午，我吃过午饭后在阳台上洗碗，听到外面两个女的说话。我看到柜台里的那个女的给柜台外的这个女的拿了一张钱，然后柜台外的那个女的就要离开，她转身向右向下走，脚一下子就崴了绊倒了。而且，官承权很肯定地说，是杨英自己脚踩滑了绊了的。针对官承权的证言，公安机关带着摄像机进行了现场试验，亲自到官承权家的阳台上，把镜头对准余英家的小卖部，但当时摄像却看不到小卖部中的情形，而官承权一再保证所说属实。原来，事情发生后，余英将自家的雨棚加长了约1米，而电力部门也在小卖部的右前方新栽了一根电线杆。为此，记者让余英将新加长的雨棚拆下来，在拆之前记者把摄像机架在了官承权家的阳台上。而记者就站在官承权当时所在的位置上。随着雨棚一片片地拆除，原先被新加长的雨棚遮挡住的小卖部的柜台露了出来，记者能清楚地看到柜台旁人的活动情况。而旁边的那根电线杆确实挡住了记者向下看的部分视线，然而官承权的证言法院最终也没有采信，原因是案卷里面有一份现场试验笔录，而且并没有涉及到电线杆等问题。
2002年1月，阆中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余英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而法院所依据的就是前述的三个间接证据。法院的人说，他们根据被害人(杨英)的陈述去调查了病房的医生、护士，他们和被害人(杨英)所说的一致，那么这些间接证据就印证了被害人杨英所说的是事实，当时就认定了被告人(余英)的行为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余英不服提起上诉，2002年6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判决余英犯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两年。判决书认定，余英和杨英为给付鸡蛋钱在推让过程中，余英应当预见自家商店外的梯坎窄小，可能致杨英摔倒的后果。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杨英右腿重伤，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二审法院所依据的仍旧是那几个间接证据，只是在定性的认识上，二审和一审产生了分歧，要认定是余英推倒的话，从证据上来看，二审觉得还欠缺。因为考虑她们两个平时关系较好，反映不出她们两个有矛盾激化。所以从这点考虑，余英较符合过失致人重伤。

三、导致杨英受到伤害的几种可能以及责任承担问题
1、杨英是被余英故意推倒后受到的伤害。
此种情况下，余英已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客观上杨英也受到了伤害，并且其伤害是由余英故意“推”的行为所造成，余英的故意行为与杨英的伤害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加害人余英是否构成犯罪？
刑法理论上，主观上的“故意”不能脱离行为人所预见到的后果而孤立地进行解释。比如，故意杀人要求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能够造成他人“死亡”的后果是明知的，对于这种结果，行为人持积极追求或放任的态度。相应地，故意伤害则要求行为人对对自己的行为能够造成他人“伤害”的后果是明知的，对于伤害的后果，行为人持积极追求或放任的态度。
就本案而言，既便余英明知她的行为能够造成杨英“摔倒”的后果，但这种后果是不足引起杨英更严重的“伤害”后果。“推倒”和“伤害”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除此之外，余英既便故意推了杨英，也只能说明余英具有“推”杨英的故意，仍不能证明余英有“推倒”杨英的故意，这要看余英在隔着一个柜台的情况下，离杨英还有多远的距离，这个距离将决定余英推杨英的力度；另外，还得考虑台阶距小卖部柜台的距离以及这个台阶的高度，这种现场条件将决定杨英在被推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摔倒。
为查清案件事实，我们还有必要弄清当时发生的一些细节：余英在给杨英钱的时候，余英是怎么给的？是往杨英手上塞还是往口袋里装？杨英收到这拾元钱没有？如果收到，她是如何收到的？杨英说余英推了她，那么余英是怎么推她的？是用拿钱的手还是未拿钱的手？余英推了杨英身上的那个部位？如果余英是用拿钱的手“推”杨英，是否就可以认定余英的“推”就是“推”而不是往杨英的口袋里“塞钱”？对这些过程的详细调查对分析双方陈述的真实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为说谎的人是不可能将事件的细节编排得十分圆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