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中规定了410余个具体罪名。我们平时所说的某人犯了什么罪，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种罪名是介于类罪名和具体罪名之间的一种罪名。新刑法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罪下面有设了好几节，概括出好几个种罪名。就客体而言，种罪名中体现的客体不能认为是直接客体，而类似于同类客体，但范围又小于法定的同类客体。鉴于此，为了容易区分，就暂用“种客体”界定（理论上它仍旧是同类客体）。按照犯罪构成的具体内容，可以将依此确定的罪名分为选择罪名、单一罪名、概括罪名。确定这样的罪名是在具体的范围内选择罪名成分的，因此时间、地点、手段、方式、工具、特定对象的不同都可以使罪名不同。这一点尤其表现在选择罪名上，如拐卖妇女、儿童罪就可以根据对象的不同分解为拐卖妇女罪和拐卖儿童罪；再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根据行为不同可以分解为走私毒品罪、贩卖毒品罪、运输毒品罪、制造毒品罪；还有就是根据对象加行为，如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可以分解成“5^3=15”种罪名。与此相比，单一罪名则显得简单，唯一的行为或者唯一的对象，可以说它是绝对确定的。而概括罪名则是，虽然在表现上具有不同的行为手段、方式以及利用不同的工具，但实质仍旧是一种概括的行为。因此概括罪名不能分解，在使用上也是唯一的。可见，这种分类法具有实践的特点，即具体案件具体适用。将罪名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目的不仅仅在于分类本身，更主要的是分类可以使我们更加理解、把握各罪的特征和性质，从而能更好的作用于实践。

二、罪名的结构分析

罪名的结构分析，在这里主要的指分析罪名的文字构成，而不涉及内容。谈及文字就不得不说词性与语法。因此这里的分析就是语词分析。一般而言，在语言上，我们把不同的词语的常见词性归纳为如下几种：名词、动词、副词、形容词、介词、连词等。但词性可能具有不固定性，即是说某词语的词性可能有好几种，在不同的场合，其词性是不一样的。因此确定词性就应该根据具体的语境。由于词性一般地影响着该词的意思，所以判断一词的词性就很有必要。语法是句子的构成结构，它是正确理解句子的基本前提。一般我们将句子中的成分区分为：主语、谓语、宾语、补语、状语、定语等。对于词语而言，句子就是词语的具体语境，确定该词的词性就必须明确它在该句中的位子或者作用。反过来讲，某词的词性确定也就能判断出该词在句子中可能成分。因为词性一般与词语在句子中的成分对应，如名词一般作主语或宾语，动词一般作谓语，形容词一般作定语，副词、介词和名词组合一般作补语或状语。一个经典的句子包括主、谓、宾。至于其他成分都是在不同程度的限定、说明、解释它们。当然这是就单句而言，然而由于复句是由多个单句组成的，因此实际上具有等同的效果。罪名相对简单，有的是某个词语，有的是词组，有的则是残缺的句子，因此分析罪名的结构，运用一般的语词分析方法就足够矣。
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的所有罪名中，在词性上，动词的使用将近100%，名词的使用也在90%以上，其他的各种词性也占相当的比例；在语法上，谓语将近100%，宾语80%以上，主语不多，其他成分也有一部分。很明显，在罪名的确定上，使用动词和名词（绝大多数是宾语）是绝对的。相应地，谓语和宾语自然就多。这或许是因为犯罪首先是种行为，而行为的最好文字表述就是使用动词；其次，犯罪是种危害社会的行为，也就是犯罪行为具有指向，作为宾语的名词最能体现这一点；再次，罪名是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绝对概括，因此需要其他成分体现犯罪的时间、手段、地点等等。下面就以语法为主，词性为辅将罪名的结构分为如下几类：
1、动（谓）宾结构。即只有动词和作为宾语的名词组成的形式。这类结构在所有的罪名中是最多见的。新刑法规定的十大类罪中就有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等七大类属于这类结构。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下的种罪名绝大多数亦是这种结构。如侵犯知识产权罪、扰乱市场秩序罪、危害税收征管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扰乱公共秩序罪、妨害司法罪、妨害国（边）境罪、妨害文物管理罪、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制造、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在410余个具体罪名中那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