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证明对象
    有论者认为，将刑事证明对象定位为"案件事实"，显得过宽，忽视了诉讼主张对证明对象的影响，降低了证明对象理论的实践意义；而将证明对象限定为"争议事实"，又显得过窄，忽视了诉讼模式对证明对象的影响。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实体法事实是证明对象的基本部分；同时，由于现代刑事诉讼对诉讼证明活动施加程序控制，使得某些程序法事实也成为证明对象的组成部分。将证据事实作为证明对象，会导致证明手段与证明客体的混淆，但将证据法事实作为证明对象则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而且，随着我国刑事证据法的完善，对证据法事实的证明将成为刑事诉讼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将证明对象界定为"证明主体运用一定的证明方法所欲证明的法律要件事实"。待证事实与免证事实是证明对象的一体两面，研究刑事证明对象，撇开免证事实是不可想象的。在我国，应当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司法认知与推定，如何对待被告人的"自认"，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诉讼过程中，证明对象与诉讼客体互为表里，证明对象可视为诉讼客体的派生或"投影"。我国目前的诉讼客体研究未脱离空泛地将诉讼客体界定为"案件事实"的窠臼，难以起到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相比较而言，台湾学者对案件事实单一性与同一性问题的研究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它所关注的是刑事追诉与惩罚的对象、起诉与审判的范围以及不告不理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实施问题，从而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面上理解作为诉讼客体和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的内涵。
    （四）关于证明标准
    有论者认为，司法证明的真理性属于实践标准的检验范围。包括案件真实在内的非规律性认识属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中的"真理"范畴，离不开实践标准的检验；另一方面，尽管司法证明是一种逆向思维，但不能因此否定实践标准对它的检验作用。否定实践标准在检验司法证明真理性方面的作用，将使司法证明的目的和标准不具有确定性。当然，并不是一切诉讼案件事实的认定，都必须事先以实践标准来检验，这是由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决定的，而且，实践标准对于司法证明，主要不属于事先操作标准，而是属于事后检验标准。[51]这种观点在老一辈的学者中颇具代表性。
    有论者认为，作为证明标准的理论，"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学说，存在着共同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两种学说所推崇或反对的"超越合理怀疑"与"内心确信"以及"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身并不是具有确定含义的证明标准，因此，根据这两种学说，并不能得到证明标准；不仅如此，这两种学说也不能为证明标准、证据规则提供正当性。因此，这两种学说是无意义的。相反，这两种学说因为自身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如对问题的探讨仅限于本体论的范畴内，因而根本就不是科学的学说；由于未经历现代哲学的洗礼，既不明何为"所指"，也不论何为"意指"，使其所说的不是废话，就是错话。因此，是应予超越的学说。我们应当提倡具有科学意义的关于刑事证明的理论，这种理论的特点是：所探讨的问题是有意义的问题，所选择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方法，所欲解决的问题确实是科学能够解决的问题。[52]该研究对"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并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思路。
    还有论者指出，我国需要承认刑事证明中的可能性和确定性理论，在此基础上区分不同层次的证明标准。所谓"道德上的确定性"与"绝对的确定性"的分歧与争论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无论在英美，还是在我国，法律均要求有罪证明达到一种最高程度的"确定性"。"道德上的确定性"和"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学者对实证证明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的一种表述，我国学者将这种确定性视为"绝对的确定性"，并不意味着证明标准的实质性提高。我国移植英美国家关于刑事证明标准的表述方式并不存在障碍，关键是要考虑其存在的语境。[53]该研究为平息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提供了另一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