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焦慮下的中國憲政

　　1840年以後，中國的老大帝國迷夢被驚醒，開始了步履蹣跚的現代化旅程。此後的一個半世紀中，中國的政治始終處於以變求寸的狀態之下。「變則寸，不變則亡；大變則寸，小變仍亡。」求變，求大變，快變的思維定式支配著人們。從器物，到制度，到文化，中國真的進入了一個「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西方已成現代化的標準版本，一切唯西是從，唯新是舉，激進主義思路認為中國的所有東西都已毫無用處，只有破除中國的舊、立現代的新，才能救中國，甚至連宗教也要事物破中立西。傳統被極大的破壞了。從五四時「打倒孔家店」到文革時的「破四舊」，20世紀中國的傳統就是求變，大變，快變，「以今天之我否定昨天之我」。而這一切無不是為了現代化。直到今天，仍然有許多人在為現代化鼓吹。

　　從話語譜系來講，早期的西化與後來現代化直到今天流行的全球化，這三個概念在標誌著三個不同的「現代化」階段的同時，也存在著內在的連續和繼承。西化的話語方式是「西方如何，我們也該如何」，現代化是「現代如何，我們也該如何」，全球化則是「世界都在如何，我們也該如何」。在話語邏輯上，這種話語沒有太大的不同，都是「西方的就是比中國的好，西方是新中國是舊，西方是現代中國是傳統」，而心態則是「世界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現代化發展到全球化階段後，則是「世界都在實行憲政，我們也該這樣」。其實，西化、現代化與全球化背後都有一種潛在的全球化焦慮。時時、事事、處處都想與別人相同，進入別人的世界。更進一步而言，則是基於文化自信被摧毀後的自卑心理在起主導作用。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與西方相同才是真正的目標，其他的一切都是工具，西化也罷，自由主義也好，馬克思主義亦然，人們操著不同的理論話語，所追求的都是同一個目標，憲政也不例外。

　　因為憲政在本質上籲求秩序，要求尊重既成事實，所以傾向於保守主義。也因此，最容易被用來對付政治危機。清末新政中的憲政運動就是如此。面對風起雲湧的民眾反抗運動和革命暴動風潮，晚清政府就試圖用立憲來平息。張之洞與慈禧太后的對話最能說明問題。慈禧太后問如何平息留學生的排滿運動，張回答的就是「只需立憲，此等風潮自然平息」。北南對立時期，北洋政府指責南方反政府，是違反憲法的；南方則指責北洋政府實行獨裁統治，違反憲法，南方甚至還發動了一次護法運動。而籌安會六君子支援袁世凱稱帝的理由之一就是實行君主立憲。雙方相互對立，卻又在口頭上都表示要建設憲政。抗戰結束後，國共相爭，國民黨政府又祭起了立憲的杏黃旗。可是，一次又一次立憲求寸的結果都是在朝一方利用權利之便，行保存自己之實。這樣的憲法不是像晚清那樣弄出一個皇族內閣，就是像1947年一樣制訂者到頭來第一個不承認憲法。而憲政就是在這樣一次又一次的立憲、預備立憲、護法運動中被遺忘。甚至到了作為當代憲政話語之一種的憲法司法化，持論者也是左一個英美、右一個中國現實，而不肯從憲法中尋求支援。要求實行憲政與無視憲法，這在中國已成了一個世紀的奇怪現象。

　　在「歷史已經終結」的今天，一個世紀以來的憲政奇怪現象卻仍然頑強的存在著。許多憲政的熱心鼓吹者在討論憲政時往往要麼是拉開一副重立憲法的架勢，要麼就是硬要和憲法對立。這種態度在中國今天特定的輿論環境中往往十分受歡迎，而它背後卻是一種「革命心態」，即徹底顛覆現實，然後照搬西方制度模式。正如倡言「告別革命」的人擺出的卻是一副革命者姿態一樣，憲政主義者在今天又試圖以革命的方式來為中國建立憲政秩序。這難道不象歷史和中國開的一個玩笑？

並非結論的話

　　顯然，全球化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含義十分多面的詞了，不同的人對它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它的基本指向已如前述，這是大致不差的。中國的開放正在越來越快，大門也越來越大，中國正在融入「世界」，「世界」也已開始逐步理解和接受中國。全球化對中國的現實影響將隨著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逐步深入而顯現，負面影響也將出現，尤其是對各社會階層之間的影響將出現巨大的差異。這必然引起訴求上的衝突。因而，憲政雜全球化時代之於中國愈顯迫切。

　　然而，即使如此，仍然需要重復指出的是：首先中國憲政旅程要打破的就是全球化焦慮。憲政有其自身的價值，它不是任何現實價值的實現工具。更不是因為別人如此，我們也要如此，而是因為它是中國現實中最理性的選擇。其次是必須尊重中國本身的現實與傳統。英國憲政之所以是這樣，是因為英國有其獨特的傳統；中國有自己的傳統，所以不能複製別人的模式。再次，憲政從尊重現在的憲法開始。無視現存的憲法而另行設計方案本身是革命，而不是憲政。換句話說，憲政只能由憲法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