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原刊地名】福州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1～6
【分 类 号】A3
【分 类 名】邓小平理论
【复印期号】200307
【 标 题】关于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地位的若干新思考
【 作 者】郑又贤
【作者简介】郑又贤(1948-)，男，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马列部主任、教授。福建福州，350007
【内容提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经过了长时期思考”才提出来的，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客观依据、思想方法和主要内容都与后者同中有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阶段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摘 要 题】本期聚焦
【关 键 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
【 正 文】
　　中国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就在于，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予以确认。但还有许多人对此存在思想疑惑，其中最突出的是表现在两个方面的认识问题上：一是认为，江泽民同志是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时才正式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我们经过两年多后就把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是不是“太仓促”了？二是认为，我们党在十五大上刚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现在又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两个指导思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本文拟对此谈一些看法，希望能有助于上述思想认识问题的解决。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经过了长时期思考”才提出来的
　　要解决上述思想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正确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即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在2000年2月才形成的。
　　固然，江泽民同志正式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2000年2月考察广东时，但他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思考，却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对此，江泽民同志2000年6月9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得非常明确：“今年二月，我在广东考察时提出，各级党的组织和全党同志都应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我提出这个问题，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的。”[1](P32)既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经过了长时期思考”才提出的问题，当然就不应该把这种思想的形成仅仅认定在2000年2月他在广东考察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起码可以追溯到1989年6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形成，在继续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下，党和国家工作的侧重点略有转变。全会提出，当时要注意抓好4件事：一是彻底平息政治风波，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工作，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其中，第二项工作就是要解决如何更好地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问题；第四项工作，既表明当时中央已经这样或那样地在思考和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且还把最后的落足点放在如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上。
　　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就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在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198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并强调要着重解决诸如高干子女经商、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认真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之类的犯罪行为或不正之风；中央在同年8月发出《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之后，11月又转发了中纪委《关于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的意见》，要求从严治党，责成各级党组织严肃执行党的纪律，认真查处违法、违纪案件；12月，中央通过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和协商；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进一步强化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不但中央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后开始着力探讨和解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且江泽民同志也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其中已经这样或那样地涉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此仅举数例，以为佐证：
　　——在庆祝中国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键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十一亿人民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具有高度觉悟、严明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来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2](P570)这里已经渗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已经明确地提到“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观点，这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建设问题，十四大已经明确提出了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和主要任务。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言：“现在的问题，是要继续全面抓好落实。总的目标、要求是什么？概括地说，有三句话：一是我们的党建工作要紧紧抓住一个主题，就是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二是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三是要进一步增强党组织自身的凝聚力、对广大群众的吸引力、在改革和建设中的战斗力。”[2](P571)在这里，江泽民同志实际上就在回答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而且其中有许多思想，正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肯定和加以进一步发展的观点。
　　——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指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面向新世纪，党中央领导全党正在继续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P571)]这里不但涉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问题，而且对党必须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也作了很明确的强调。依笔者之见，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的思考，始于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但其实践，则主要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之后。
　　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过程。正是经过了如同上述的长期思考，从而有了思想和理论的积累和准备，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2月考察广东时才得以首次明确提出“三个代表”的概念和思想：“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1](P2)应该说，江泽民同志的这一次讲话，是关于“三个代表”思想或理论的升华。如果说在这之前，“三个代表”更侧重于体现在实践经验或思想表现上的话，那么从此之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跃入了理性概括和理论发展阶段，为以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奠定了基础。
　　最后还有必要强调指出，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通过“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得出的结论，这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有着很长时间的实践作为自己的经验基础和历史依据的，而非任何人主观随意性的杜撰。正因为坚持“三个代表”是中国党与生俱来的要求，所以江泽民同志2000年5月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1](P7)这是对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地位和作用的充分肯定。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的报告中已经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人们思想上存在比较多疑虑的问题，是集中表现在怎么正确看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联系和区别，以及它们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历史地位问题。
　　从总体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是辩证统一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联系，主要表现在前者对后者的“继承”上，这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其一，它们的理论本原是相同的。无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邓小平理论，其理论本原都在于马克思主义，都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出发的。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当代中国（现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和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坚持‘三个代表’。”[1](P32)其二，它们产生的根本途径是相同的，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或结晶。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阶段）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性概括。其三，它们产生和起作用的总体时代背景是共同的，都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的产物，而且也都适用于这一特定的时代。其四，它们赖以产生和起作用的国情依据是一致的，即都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正确反映，同时也都是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根本任务的。第五，它们在中国党及其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史上产生的经验基础是共同的，都是对我党执政和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经验的科学总结。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邓小平理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5]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是“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所“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1](P2)。他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也是从“总结八十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来强调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三个代表”的[4](P2)。
　　正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不但不能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而且要善于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地、全面地发挥它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应有作用。在现阶段，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就必须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就是最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但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从而使它们保持一种密切的联系，不容截然割裂或对立；而且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所以又包含着理论的创新和飞跃，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
　　第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客观依据，是同中有异。
　　一方面，从国际大背景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虽然都是产生并适应于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但它们所对应的时代主题的表现和解决是处在变化的过程中的，已经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式提出时，世界和平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北约东扩以及北约“新概念”的提出，给世界增添了许多不稳定的因素；领土纠纷、宗教信仰冲突、民族分裂时有发生，特别是恐怖主义异常活跃，再加上反恐斗争往往交织着某些强权政治的扩张，使当今世界的矛盾更趋复杂化；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客观趋势，但在其背后又有人开始谋求实现“文化全球化”甚至“政治全球化”，现代西方大国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和文化干预日益加剧；貌似平静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明弱暗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发展问题不但远未解决，而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平等的竞争将更加突出，南北差距会进一步扩大，世界发展、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必然充满艰难和曲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适应这种时代发展的新特点而提出的，从而具有邓小平理论所不同的时代特色。
　　另一方面，从国情依据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虽然都是以中国正处在并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客观根据的，但它们所对应的初级阶段的发展也具有不同的特点。
　　邓小平同志曾经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P252)但在当时，邓小平同志主要侧重于经济角度来理解和阐述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过去实行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生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改变上，从而对社会主义也更多地是从政治或上层建筑方面加以考虑和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面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关注点上也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更多地是从经济角度来加以阐释。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6](P314)当时也讲改革，但也首先是指经济体制改革；而且改革的直接目的，主要也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相对来说，当时人们在完善政治制度和加强政治建设方面考虑得比较少，特别对“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当时还不成为最急待解决的问题。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虽然也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客观依据的，可中国的现实情况却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如江泽民同志所言：“思考这个问题，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4]说具体点，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客观依据，一是要考虑到经济全球化浪潮正迎面扑来，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况且中国已经加入"WTO"，这客观上给执政党的领导又增添了许多新的困难。面对这种新情况，中国党如何既充分利用机遇，又带领着中国人民继续前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只有通过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真正经受住时代的新考验。二是要考虑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了进一步推动其深化发展，必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而要求人们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把关注点逐步向政治建设和上层建筑领域拓展。而且，在改革深化发展和开放不断扩大的今天，要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党的正确选择和科学决策，从而亟待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三是要考虑到中国党已经执政了很长时间，又要应对新世纪的挑战，必须狠抓自身的建设，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许多党失去执政的地位，我们应该在这种前车之鉴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必须从严。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党丧失政权的教训。党执政的时间越长，越要抓紧自身建设，越要从严要求党员和干部。”[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四是要考虑到“我们党的党员已经达到六千多万，这么大的一支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现在党的建设同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还相当不少，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不符合甚至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问题也相当不少。”“如果我们不下最大的决心加以解决，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1](P3,72)正是针对这种情况，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方法，也是同中有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思想方法。这主要是由于，当时国内外的实践或实际情况发生了比较重大的变化，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挑战，要求后者随前者不断丰富发展。但是，此时正值“两个凡是”思想甚嚣尘上，从而造成了实践或实际发展要求和理论相对滞后的尖锐矛盾。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出科学回答，就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方法；而且首先要解放思想，即以解放思想来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以实现实事求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虽然也是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主要思想方法的，但又具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思想方法意义，主要不在于继续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是在于从既成的思想路线出发，确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的科学性，并进一步阐释和概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社会作用。如江泽民同志所言：“我们党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战胜挫折，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他充分肯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4]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赖以形成的思想方法基础，其侧重点不在于“应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是在于“怎么样”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化和具体化。因为在中国，通过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实践，人们对于“应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可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么样”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却是一个远没有解决的问题。许多人虽然抱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主观愿望去认识和实践，其客观的行为和结果，却可能恰恰背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以江泽民同志强调“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要求人们应当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基础，针对现实中所存在的具体倾向，要求人们“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4]。质而言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方法论意义主要体现在时代性、实践性和创新性上。时代性赋予其特定的时间适用性，体现着邓小平理论及其思想方法的与时俱进；实践性使得它更重视思想方法的物化，即将之具体化为指导人们认识和实践的精神力量；创新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方法的灵魂，它要求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落实到认识和实践的各个领域，全面实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科技创新。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还是同中有异。
　　从总体上说，邓小平理论主要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旨在回答“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后者同前者从本质上说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规定性，它的解决直接关系到“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解决；而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弄清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因为党的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又对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其他问题具有关键性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6](P358)“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6](P169)
　　但后者又是对前者的丰富和发展，是前者与时俱进的科学结晶。因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当时中国最急于解决的问题是拨乱反正，而焦点是集中在弄清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和道路问题上。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尽管我们搞了二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却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是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创立，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已经基本明确，而且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逐步弄清楚，可是形势的新变化又使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经过八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党员队伍，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党所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从一般的意义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应该进一步探讨“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地建设党，也不可能正确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实现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本问题的转化，体现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和精确化。
　　正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存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同中有异”，使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理论，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又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阶段实践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我们既不要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又要注意从其区别中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产生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真正像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和解决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使我们的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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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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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M].红旗出版社，1997.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