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一论断第一次把解决发展问题与执政党的历史命运联系起来，并且提到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高度，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创新性、开拓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重要性、紧迫性。认真解读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形成理论共识和实践自觉都是不可或缺的。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粗浅之见，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第一要务”是理论创新

　　就整体而言，马克思在于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主要包括两大层次：[1]一是本质层次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它主要阐述历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这一理论构成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二是运行层次上的社会发展理论，它主要研究加速社会发展的条件、方法、途径、机制等问题，为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提供具体理论指导。如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基于对俄国历史与现实的具体分析，提出了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这道“卡夫丁峡谷”、直接在村社的基础上进入主义的设想。[2]不过，限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所要解决的中心任务，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主要是从本质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发展问题，以便同唯心史观划清界限，为建立科学的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尽管马克思也从运行的角度对社会发展进行过研究，但这方面的理论研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甚至是不成系统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尽管社会主义已经从理想变为现实，但是发展理论的研究却一直没有得到行的突破。一方面是长期沿袭着本质论研究的历史传统，把理论研究的对象局限于历史观的一般问题，致力于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宏观研究和不同社会制度的本质比较，没有关注社会实际运行的具体问题和实践要求；另一方面是研究方法长期习惯于抽象分析的理论演绎，盲目地、教条地、甚至是僵化地照抄照搬照套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一般理论，不作实证研究。这样的研究尽管也能从纯理论的领域推导出不少合乎逻辑社会发展“规律”和“原则”，但是由于这些“规律”和“原则”都是远离社会发展具体实践的理论抽象，即使被认为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也只能是僵化的“一般历史哲学”，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社会发展的活生生的现实问题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因此，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研究实际上长期以来是落后于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导致社会主义实践运动得不到运行层面的科学理论的指导而出现诸多的盲目和失误。

　　首先突破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传统研究格局的是邓小平。他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在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过程当中，致力于社会具体运行问题的探讨，实现了发展理论研究重点转移，创立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现代发展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虽然遵从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但又不是简单拘泥于原有的历史观抽象分析。他从社会现实发展面临的难题，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来探寻社会主义的具体实现和发展方式，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一理论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然而，“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3]江泽民同志站在21世纪的历史新高，着眼于新的时代、新的实践和新的挑战，代表中国党人又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推进了新的层次、新的境界。其中，把发展提到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就是从执政党应如何对待发展问题的新视野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继承、创新和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贡献。他指出：“我们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4]这是第一次把发展问题提高到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高度来认识，是不断深化对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所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一重要论断的理论价值在于，它不仅是从社会发展运行的客观层面来考虑发展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执政党要实现执政兴国的社会发展使命的主观层面来考虑发展问题，使发展理论凸现了主体自觉的理性意识。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

　　二、“第一要务”是执政规律

　　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5]解读“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也需要我们从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来透视，并潜入话语的底蕴，才能准确领会和把握其内涵深刻的精华和要义。

　　首先，纵观历史的潮起潮落，展开一幅幅尘封的画卷。我们在既波澜壮阔又跌宕曲折的历史篇章当中，不难读出“成败论英雄”的基本法则。然而，历史是否就可以简单化解为一个个浪花般“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动人故事？抑或是故事的背后还有大量值得反复研读的规律和教训？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党人要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就是要求我们不要简单停留在历史的表象，而要深入到历史现象的内部去把握本质和规律。他提出“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等，其目的就是要我们认真研究历史、审视历史，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提高思想认识，并学会正确处理各种复杂矛盾，驾驭复杂局势。

　　透过“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表象，用唯物史观的科学理性反思“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的深刻原因或者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之所以得天下或失天下的经验教训，我们会发现统治者之所以能成为“英雄”而得天下，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的统治能够为百姓提供安居乐业的制度环境并实现新的社会进步和发展。从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一直到“康乾盛世”，不都是如此吗？相反，如果统治者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求发展，社会停滞不前乃至民不聊生，那么他就会失去统治的基础并退出历史的舞台。成败是这样转换的，英雄是这样更替的，历史也是这样演进的。一句话，历史总在不断发展中前行，发展决定统治者生死存亡的命运。这实际上是一条纵贯古今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执政规律。

　　其次，从现实的维度来解读“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认真思考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苏联东欧国家的党会失去政权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地位至今没有动摇？二是为什么国际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而中国党的领导能够经受住考验并赢得人民的拥护？

　　尽管对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历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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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看成岭，侧成峰”，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两个问题、回答这两个问题，也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是如果从客观的立场、从本质的角度来认识，恐怕结论一定会是相同的。这个结论就是：谁解决了社会发展问题，谁就有执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谁解决不了社会发展问题，谁就会丧失执政的资格并退出历史的舞台。

　　因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结果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衡量执政党是否能够解决社会发展问题就要看它是否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是否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解决不了或者是解决得不好，那么执政党的威信就会下降，执政基础就会动摇，甚至就会被历史所淘汰。苏联东欧党之所以出局，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生产力落后和人民生活贫穷的问题。在生产力的发展问题上，苏东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虽然也在发展，但是发展速度太慢，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长期不能缩小。据统计，1979－1980年每创造1000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煤和钢，在苏联分别是1490公斤和135公斤，东德是1356公斤和88公斤，捷克是1290公斤和132公斤；而在英国则为820公斤和38公斤，法国为502公斤和42公斤，西德为565公斤和52公斤。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问题上，赫鲁晓夫在《最后的遗言》中承认，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老百姓的吃住标准并没有多大提高，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比不上沙俄时代。他说，每每想到这一点，我便常常“闷闷不乐”。到戈尔巴乔夫降下苏联国旗的1991年，苏联的GDP 9000多亿美元，仅为美国（约5.5亿美元）的1／6，人均GDP3000多美元，仅为美国（约2.2万美元）的1／7.与苏东党的执政相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战后的执政党在“罗斯福新政”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改革，以信息技术、空间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科技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有学者作过这样的评估：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近30年的时间，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社会产品超过过去300年生产的总和。特别近年来美国经济保持连续增长的发展态势，以至于在遭遇“9.11”恐怖袭击之后都能迅速扭转被动局面，恢复社会正常秩序。这样的发展，这样的奇迹，给资产阶级政党的执政拓展了大量的空间和余地。这也是为什么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执政危机的根本原因。

　　至于说中国党在80多年的奋斗历程当中一直是得到人民支持、信赖和拥护，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领导地位都是巩固的，那么根本的原因同样可以归结为中国党牢牢把握住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领导人民实现了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旧中国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社会战乱不断，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家日益昌盛，人民的社会地位、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教育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党领导人民大胆探索，勇于实践，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生了巨大变化，创造了令世界惊异的“东方奇迹”。所以，“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6]这既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得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也是中国党长期执政的坚实基础。

　　最后，我们把历史和现实的维度整合到一起。恐怕就不难发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际上是对古今中外执政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对中国党今后如何保持长期执政的深刻告示。所谓“第一要务”，是相对于其他各种要务而言的。它说明在党所面临的各种繁重任务中，处于首要地位的重要国策和中心任务是要解决发展问题；它强调解决发展问题是当代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是在新的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需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一步实现好最广大人民利益要求的第一需要。如果社会主义事业没有新的发展，各种问题解决不了，矛盾就会爆发，稳定的局面将不复存在；如果新的发展太慢，问题积压很多，人们很难看见前进的希望，也会丧失对党和政府法信心和信赖。因此，必须看到解决发展问题是关系到能否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关系到党能否长期执政的根本问题。这是领会“第一要务”的关键。

　　三、“第一要务”是历史使命

　　江泽民同志一向非常重视发展问题。早在1995年，他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中就对发展问题有过重要的论述。他说：“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持稳定局面；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状况，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都离不开发展。”[7]他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再次重申：“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对这个问题，不仅要从经济上看，而且要从政治上看。”[8]这次在“5.31”重要讲话中，他进一步提出必须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既是在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同时也是在实践上对进入新世纪发展问题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深刻把握，是驾驭新形势下国内国际局势的复杂变化所作出具有总揽全局的战略决策，因而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与总趋势，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对国际经济、政治、文化关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使发展成为新世纪新时代的最强音。任何国家要跟上时代潮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切实解决发展问题，把发展作为首选的国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牢牢把握住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才能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换言之，能否在新的世纪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加快发展，将决定我们党是否能够完成历史和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所以，江泽民同志强调：“进入新世纪，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9]从这个意义而言，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第一要务”也就是党要完成的历史使命。为此，我们不能只从理论命题来解读“第一要务”，还要从实践要求来解读“第一要务”。

　　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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