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出处】唐都学刊
【原刊地名】西安
【原刊期号】200302
【原刊页号】40～44
【分 类 号】D2
【分 类 名】中国党
【复印期号】200309
【 标 题】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的深入思考
【 作 者】王同起
【作者简介】王同起　天津师范大学马列主义研究所教授（天津　300073）
【内容提要】“三个代表”是中国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也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看，它是中国文化发展两次重大质变中后一质变的继续和新的里程碑；从中国党的历史发展看，是继武装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经济文化革命之后，开创了经济革命并举的新时期；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看，则清楚地表现为第三次轮进式发展的重要开端。
【摘 要 题】学习园地•历史地位
【关 键 词】“三个代表”/意义/新思考
【 正 文】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对于解读这一思想的深刻内涵、加强新世纪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大有裨益。
　　　　一
　　从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鲜明的新时代文化建设导向作用。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文化历史源远流长。与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国文化生命力极强。当古印度文明遇到雅利安人入侵哈拉巴文化泯灭，巴比伦文明遭受亚述人洗劫而夭折，古希腊和古埃及文明只剩下残存的遗迹和少量书卷时，中国文化却不断兼容其他异域文化，呈现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直到近代，中国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才风光不再独享。经历数千年发展与变迁，华夏文明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质变：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形成维护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伦理纲常思想；另一次是近代的文化探索，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旨在寻找适合新时期发展的中国文化建设道路。前一次质变，确立了儒家学说的领导地位，并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统治人们思想达两千年之久，迄今仍在社会各层面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后一次质变，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文化体系，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中国古代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兼容周边异域文化而不被同化，根基于自身的先进性。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社会形态比较发达，既有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完备的国家机器，还有深入社会各阶层适合封建社会结构运行的伦理道德观。以儒学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经过长期演变，远远超过周边异邦蕞尔小国或社会形态尚欠完善的少数民族。因此，蒙古族和满族入主中原后，也被儒家文化所同化，并形成更具生命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文化体系。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所面对的是社会形态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不能像以往那样将其兼容。于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出现了错综复杂的中西体用之争。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旧道德、旧习俗、旧传统，为中国人民展现出一条寻求光明的通道。其直接影响便是造成中国文化向“世界化”发展，即完全抛弃原有的文化传统，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五四”以后，我国文化界几度出现中西之争，复古思想亦曾喧嚣一时，但总趋势仍是西方文化的传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文化大规模向民族化复归凸显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全民族抗战，极大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文化也随之得到张扬。如这一时期文艺领域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最终导致“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同样，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构思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伟大设想，为抗战时期的文化乃至以后文化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文化出现三条不同的发展道路：第一条是中国党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第二条是国民党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名，固守旧传统、旧道德与旧习惯；第三条是一批曾接受西学影响又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知识分子试图改造传统文化，建设新儒学。由于近代国情和特殊的政党政治的影响，战后国共两条不同的道路代表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向，而新儒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展露出锋芒。[1]
　　国民党固守旧文化的道路显然不合时宜。在世界文明日新月异、不断发展的现代，重新祭起五四时期被打倒的诸如“忠孝节义”等封建礼仪，无非是对历史的嘲弄或文明的倒退。中国党则坚持民族化、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新文化，付出了艰辛努力，并在建国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状况和社会精神风貌。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人民打破了对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憧憬，重新陷入求索新文化的迷茫。
　　进入20世纪80年代，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为新儒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他们甚至提出21世纪将是中国文明向世界急剧传播的时代。同样，这一结论被现实粉碎，20世纪末的经济大衰退很快打破了新儒学孤芳自赏的“繁荣”。
　　中国文化需要发展。发端于20世纪初的中国文化第二次革命经过近百年的探索，需要明确继续前进的方向。跨入新世纪，江泽民同志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员要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无疑把握住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搏，适时提出了新世纪应该加强文化建设的任务，是颇具远见的划时代之举，必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发挥承上启下的导向作用。
　　　　二
　　从中国党自身的发展看，“三个代表”具有全面开创党的建设新时代的深刻内涵。
　　中国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它自诞生伊始，便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奋斗的目标，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巨大的牺牲。围绕这一奋斗目标，党的建设迄今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1.1921-1949年，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解放人民，夺取政权，党的建设带有鲜明的武装斗争的特色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广大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各革命阶级和阶层的有志之士为谋求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敌人强大而都失败了。中国党成立后，这种状况长期没有改变。因此，中国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局面下进行的。
　　在旧中国，反动阶级掌握政权和武装。广大人民享受不到丝毫民主权利，任何不满或反抗只能遭到更残暴的镇压。因此，中国党在革命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自国民革命失败后独立自主地开展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以后，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始终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特别注意加强了军队中党的各项建设。
　　中国党以谋求全民族解放为目标，在政治上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相继与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大资产阶级部分派别结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注意掌握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还逐渐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策与策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的开展。
　　为加强对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国党十分重视思想和组织建设。1940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堪称近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它解决了在一个农民为主的国度里，如何建设具有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革命政党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重大的贡献。正是这场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很快赢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所以，毛泽东称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这一时期，党的一切工作都服从于革命战争的需要，最后夺取政权。
　　2.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恢复国民经济，进行一化三改，党的建设主要是推动社会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诞生，党的建设面临新的调整与转折。党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段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五种经济并存，个体私有制约占2/3，与过去设想的社会主义有很大差距。
　　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中国党发动广大群众，开展五大运动，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荡涤旧社会的污毒，使社会风貌焕然一新。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党又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个体私有经济转变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根基于落后的生产力。党的八大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胜利以后，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基本结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借鉴苏联的经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阐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论述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等。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片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渐渐迷失了正确的方向。
　　3.1956-1976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初步探索，追求理想化的社会主义，及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党的建设的重点是开展政治革命
　　1957年的整风反右带有明显的政治革命的烙印。不久，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修改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这就为片面强调政治革命，扩大党内政治斗争提供了依据。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对彭德怀错误的批判，60年代提出党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部分城乡开展“四清”运动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全国广泛开展思想领域内的过火斗争等，使党内政治斗争不断扩大。
　　“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一场严重的浩劫，也使党内政治斗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毛泽东试图通过开展政治革命，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党的九大确立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四人帮”叫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政治斗争压倒一切的年代，冤狱遍地，民怨沸腾，党的建设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力水平下降。我国进一步加大了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差距。
　　4.1976-1997年，实行改革开放，逐渐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建设坚持以经济为中心，为提高生产力和发展国民经济服务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很快结束了徘徊不前的局面。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路线，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将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城市、教育、科技等方面也进行了改革，冲破传统思想束缚，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与此同时，逐渐加强对外开放的力度，划定经济特区，实行优惠政策，扩大了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与交往。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初步形成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中国党的各项建设始终围绕经济发展。如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全面整党的决定，主要任务是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加强党的建设，纯洁党风，深化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明确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主要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以后，邓小平赴南方视察。党的十四大完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在坚持中国党领导的前提下，号召全党经常加强自身建设，努力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5.1997年迄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重视党的建设全面发展
　　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高瞻远瞩地提出跨世纪发展的宏伟战略。江泽民同志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新的面貌和更强的战斗力，带领人民昂扬跨入新世纪，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十五大以后，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初步形成全面发展、奋发向上、廉洁自律、加强监督和惩治腐败的崭新气象。
　　中国党怎样才能实现跨世纪的发展？2000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及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要始终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人民的忠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一思想是在认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改革开放实际需要提出来的，从而为新世纪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如果说，中国党的建设曾经历武装斗争、社会改造、政治革命、经济建设四个阶段，那么，“三个代表”在新世纪伊始就明确提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不仅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要求全党在搞好经济的同时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使党的建设跃上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台阶。
　　　　三
　　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近代科技事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地的联系与交往日趋频繁，任何国家与民族很难孤立于国际范畴之外。于是，改革开放便成为民族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20世纪中国三代巨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都具有改革开放的远见卓识，囿于时局和环境所限，只有邓小平付诸实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民经济大幅度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变。
　　我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呈现出不断深入和扩大的趋向。然而，在其深化过程中，与其他新生事物一样存在重重困难和阻力。所以，它的发展不是平稳的持续深入，而是在渐进的基础上，克服阻力，呈现出阶段性跳跃即轮进式深化的特征。
　　所谓轮进式深化是指某一事物的发展总体上呈现不断深入的趋势，同时又可以按照内容程度的差异划分为若干不同阶段，而每一个新阶段的形成都是前两个阶段经过持续渐进发展后，集中克服重大阻力产生飞跃的结果。新阶段形成后，又进入新一轮渐进发展时期。这样，就出现了一波接一波的轮进式的发展轨迹。同时，每一次轮进都将伴随产生新的内容，使其发展愈加深入。
　　造成我国改革开放轮进式深入发展的原因，是生产力与文化力发展的不同特点决定的。在四元互动的社会运行结构中，生产力与文化力互相矛盾，也互相促进。生产力决定文化力，文化力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力落后于文化力时，文化力会拉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文化力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时，生产力也必将冲破文化力的束缚，使其产生新的文化力。两者之间生产力相对活跃，文化力则相对稳定。由于文化力具有前瞻性和导向性的特点，两者相互适应时，生产力会在文化力的作用下持续稳定发展。一旦互相不适应，或生产力改造文化力，或文化力急速拉动生产力，带动经济的迅速增长。[2]于是，社会便出现轮进式的深入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轮次的深入，每次轮进都起源于文化力的推动：
　　第一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起步。
　　我国改革开放发端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化大革命”这一空前灾难不仅造成我国经济的严重损失与倒退，更具危害的是造成人民心灵上的创伤和文化上的扭曲。林彪和“四人帮”及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极力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批判“唯生产力论”，形成极左思潮对全国思想和文化界的统治。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问题的错误认识，进一步形成对全国人民的思想禁锢。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继续坚持“两个凡是”，造成我国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的局面。尽管党的十一大曾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的口号，搞所谓“洋跃进”，但是受左倾思想束缚，我国生产裹足不前，经济发展只是一句空话。
　　在文化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邓小平率先向传统思想挑战，发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打破了长期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拨乱反正，逐步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第二次轮进是改革开放的深入。
　　改革开放为我国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以农业改革为龙头，工业改革和城市、教育科技事业的改革相继展开。在对外开放方面，继设立深圳、厦门、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又开放沿海14个城市，并设立海南省，实行特殊政策。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初步展开，如建立干部退休制度，设立党的监察机构，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等，有力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到1990年底“七五”计划完成时，同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1.74倍，工业总产值增长2.89倍，农业总产值增长1.03倍，科技文教事业进一步发展，国防实力得到增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诸多弊端逐渐显露，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民经济的继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的观念根深蒂固。在我国鼓励多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又造成许多不规范经济行为产生，加深了人民群众的不满。为此，我国自1989年底开始加强治理整顿。1992年春，邓小平赴南方视察，提出我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思路，全国广泛开展了继续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完整的概括，确定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多种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与公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改革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我国改革开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第三次轮进是新世纪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发展。
　　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国民经济进入全面腾飞时期。199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74772亿元，是1978年的5.92倍。外贸进出口总额又从206亿美元提高到3251亿美元，在世界贸易的位次由32位上升到第10位。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指标，多数已经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有的甚至达到和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到20世纪末，城乡居民总体平均水平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的初期阶段。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活跃，也产生了许多新问题。如人们很难自觉地分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差别，极容易产生商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倾向。尤其是某些领导干部，在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直至走上犯罪道路。如胡长清、成克杰之流，贪污腐化，罪大恶极，已经受到严惩。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事件”竟为谋求少数人的私利，使国家蒙受上百亿的损失。据统计，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颁布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达3000多个，党的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加大了惩治腐败的力度。据《中纪委向党的十六大作的工作报告》“1997年10月至2000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怎样才能更加深入、有效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开放，并遏止腐败现象滋生尤其是清除腐败产生的土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强调：“‘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3]只有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发展创新，才能在新世纪实现中国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绝不仅是一句口号所能概括，而具有非凡的划时代意义。对其重要意义的研究，正是深刻理解这一思想丰富内涵的科学前提。
【参考文献】
　　[1]　王同起.抗日战争时期文化思潮研究[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2]　王同起.试论“三个代表”的理论内涵与相互关系[J].理论与现代化，2000(12)
　　[3]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N].人民日报，2002-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