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回顾及评述
【 作 者】许新三
【作者简介】许新三　杭州商学院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内容提要】十多年来，我国理论界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基本揭示了该理论形成的“源”和“流”，阐释了该理论的内涵、基本内容、伟大意义和历史地位；但也存在着总体框架需要构建、个别观点尚待修正等问题。本文对此做一简略回顾与评述。
【摘 要 题】研究综述
【关 键 词】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回顾与评述
【 正 文】
　　我国理论界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始于1992年“南方谈话”，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92-1993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对这一理论进行宣传、阐释、论证和相关概念的争论。1994-1995年为第二阶段，表现为对这一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第三阶段从1996年起到现在，则在缓进中酝酿着突破。经过和正在进行的这些宣传、研究，使理论界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有些内容尚未涉及和已有成果有待细化、深化、准确化、系统化等问题。为此，本文拟作一概略的回顾与评述。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源”和“流”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源”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因此，十分自然地引起学者们对该理论“渊源”的研究和探讨。龚育之在1992年提出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思想从何而来的问题，初步指出它既源自实践，又是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结果。[1](p.35)
　　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源”较明确概括为“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是李铁映。他在1996年提出：“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说是在总结包括我国在内的现实经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来源于实践”。他还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运用和发展。”[2]这些研究成果，已被学术界接受，成为大家的共识。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流”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除了来自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一“源头”外，还广泛借鉴了直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袖们的精辟思想，以及人类优秀思想成果，它们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中的“流”。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聂运麟，1998）、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冷溶，2000）、刘少奇的商品经济思想（黄祖琳，1995）和陈云的市场思想（符卫年，1995）等。除此之外，龚育之(1992)提出：“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开了多次务虚会……会上已经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1979年春天，我们党的领导层中进一步探讨了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有的领导人讲话，也用过‘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他认为，这些思想，与邓小平1979年11月讲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不无关系。[1](pp.30-31)
　　胡义成(1998)认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哲学，必然地渗透着或契合着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成分。”他在分析了197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荷兰籍经济学家库普曼的市场经济“超制度配置理论”的主要观点后指出：“这类观点如果不被邓小平理论加以批判借鉴，那倒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还认为，邓小平汲取日本社会党理论家佐藤的市场经济思想，“结合中国情况，构筑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3](pp.209、215、214)
　　上述观点中，有一点尚需进一步研究，即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不错，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确有一些与西方经济学相通的思想，但就此而得出两者之间的借鉴关系，还缺少足够的依据，需待有关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化。但有一点结论倒是可以通过反复研读原著得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存在某些与西方经济学相契合的思想，是邓小平为了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对这些国家经济运行中既符合人类共同特性，又符合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做法，进行科学总结，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实际，加以概括和提炼的结果。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
　　　　（一）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考过程
　　再现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的思考过程，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尽管如此，学术界还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1)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多国的失败，足以说明必须对该体制进行革命性变革；(2)社会主义各国对新的道路的探索都指向了商品（市场）经济，引起了邓小平对人类已形成的关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的反思，结果，他认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一家独有，而是有很强的兼容性，能为社会主义所用；(3)基于对我国改革在经济、政治和思想观念上的多重任务之间相互关系的战略性思考，邓小平认为用市场经济来统领这三方面的改革，具有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因而较容易形成改革的良性推进（许新三，2002）；(4)邓小平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是改良而是革命的深入思考，促使他选用了市场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5)邓小平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还考虑到了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需要（陈志良等，1992）。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
　　任何伟大理论的产生，都是创造者对世界某一事物长期观察并思考的结果。据此，有的学者考察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时，将视角伸向邓小平一生中与该理论创立有关的种种经历，如留法勤工俭学、莫斯科的大学系统学习、太行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等（聂运麟，1995），从而大大拓宽了对该理论的研究空间。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萌芽时间则是吴敬琏(1999)提出的：“邓小平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所准备的手写提纲中，就有‘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这一条。显然，这里已经孕育了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4](p.103)
　　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阶段，龚金国等(1994)认为，这一理论“从提出、充实到完善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2、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5](p.6)聂运麟(1995)则提出二阶段论。“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12月至1987年2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邓小平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在结合中应以计划经济为主……第二阶段是从1987年2月至1992年10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邓小平强调以计划经济为主逐步转变为强调以市场经济为主。”[6]
　　不论是二阶段论还是三阶段论，第一阶段都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因为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首次谈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是这样说的。可见，这种划分是有充分依据的。但也有个别不同意见，认为如果仔细分析邓小平1978年12月至1979年11月间的改革思想及其实践活动，便可知道，邓小平之所以提以计划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因为这种提法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从而减少改革起步时上下的阻力，最大限度地争取更多的人赞成和支持改革，使市场取向的改革得以起步，以便打开计划经济的缺口，最终取而代之（许新三，2003）。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内涵和基本内容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内涵
　　　　(1)市场经济性质论
　　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都是手段”，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剥离出来，进而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是手段的认识，引起了学者们对市场经济是否是中性机制的进一步探讨。一种意见认为，作为运行机制的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周新城，1994；毛立言，2002）。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与所有制、经济制度和产权完全无关的中性机制，不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缺陷的（张宇，1994）；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际生活看，市场经济从来没有过独立存在的形式，它总是同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系的（韩凤来，1997）。
　　关于市场经济是否中性的争论同市场经济理论的共性和个性是相关的，理论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解。
　　李克清(1992)提出：“市场经济是一个中性词，是用来表示经济一般的一个概念，本身并不姓‘资’，也不姓‘社’。作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也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7]
　　杨圣明(1996)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新市场论的内容包括市场经济共性与个性两部分……不懂得邓小平同志关于市场经济共性与个性的道理，也就根本不懂得邓小平同志的新市场论，或者说，也就等于抛弃了新市场论”。[8]
　　　　(2)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关系论
　　综观邓小平的全部改革理论及其实践活动，我们看到，邓小平有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传统计划经济的战略意图。但他也曾几次谈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观点，由此引起了学者们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互关系的争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取代论。吴敬琏(1992)认为，邓小平所说的“改革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即指“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1] (p.58)两年后，他更明确提出：“邓小平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戒律’，指出改革是一场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革命。”[9]第二，并存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从根本上排斥计划经济的观点是不能接受的（张朝尊，1992；蒋学模，1994）。第三，双义论，于光远(1992)认为：“计划经济一词事实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涵义。前者指的是有计划发展的经济，后者指的是社会资源主要由计划来调节，而不是由市场来凋节的一种经济制度。作为广义的计划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起来之后仍然是存在的……但作为狭义的计划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起来之后是不再存在的。”[10]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在一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由于在资源配置上截然相反的做法，两者无法共存于同一个社会之中。对此，邓小平早就有清楚的认识。但他同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而且应当运用计划手段来完善其体制，以利于造成对资本主义的体制优势。邓小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使用“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一说法的。
　　　　(3)市场经济阶段论
　　自从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就有了萌芽”的见解公诸于众后，市场经济的阶段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认识上分歧很大。一种意见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市场经济。伍柏麟(1992)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虽也有商品生产，有市场，但它们还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普遍形式，整个社会还是自然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才形成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11]另一种意见认为，早在奴隶社会就有了市场经济。王珏(1993)提出，市场经济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古代的市场经济，它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就其本身的发展水平而言，它是一种单一的市场经济，即一般商品市场，没有或极少劳动力、资金等方面的生产要素市场。第二，这个时期的市场经济从全社会范围来看只是一种补充成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是自然经济。第二阶段，近代市场经济……第三阶段，现代市场经济”。[12](p.83)第三种意见则将市场经济分为带有资本主义个性的市场经济和具有封建主义个性的市场经济，并认为前者出现于我国明清时代，后者形成于宋代（尹进，1994）。
　　仔细分析各方的论述，可以看出，人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不一致的。有人认为，市场配置资源必须成为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并且在全要素市场形成后，才能将其称之为市场经济。有人则认为，只要有商品市场，只要市场对资源配置已起作用，（尽管整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便可称之为市场经济。由于这一认识上的分歧，就有了市场经济阶段的不同划分。邓小平将封建社会的市场经济定位为“萌芽”状态，显然是经过仔细斟酌的，是将市场经济理解为全要素市场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并以此来划分市场经济阶段的。这一点又与邓小平要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思想存在着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
　　　　(4)生产力标准
　　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为标准来评判市场经济的优劣与是非，是邓小平有关市场经济谈话中多次论及的问题，构成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涵，很早便引起学者的关注和阐释，并成为学者共识。龚育之(1992)在引用了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后提出：“小平同志在这里显然是强调要用生产力标准来观察、评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1](p.37)陈志良等(1992)在引用邓小平上述同样谈话后提出：“邓小平的上述思想表明：邓小平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出发来设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生产力构成了邓小平探索和设计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13](p.287)
　　　　(5)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邓小平多次指出，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因此，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暗含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够相容这一前提。对此，学者们认识各异。一种观点认为，两者能够兼容。如龚育之(1992)认为：“就未经改革以前的公有制而言，说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还有一定道理。公有制实现形式经过改革，还说它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那就没有道理，全属偏见了”。[1](p.47)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有兼容的可能性。吴敬琏(1993)认为：“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的公社’”和“斯大林时代所采取的国有国营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但是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产权社会化的现成形式——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下，显然出现了新的可能性。”[14](p.217)第三种观点认为，是否兼容尚须证明。臧旭恒(1993)认为，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至于现实中存在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他认为“截止目前仍不存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完全相容的成功的实例，但也不存在失败的实例。”[15]第四种观点认为，是否兼容已被证明。张宇(1994)认为：“经过近百年的历史，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事实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结合的。”[16]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是一个迄今为止仍存在争议的话题。从现有的理论与实践看，目前我们还很难得出公有制已经融入市场经济的结论。因为一方面，我国的国有企业总体上还没有很好解决所有者缺位、委托代理以及与此相关的激励和监督问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是否已融入市场经济的测定标准尚待制订并完善。但是，经过从放权让利、承包制到现代企业制度等二十多年改革历程的国有企业，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有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随着我国各方面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而最终融入市场经济。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包含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邓小平在1979年11月至1992年2月间10余次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其主要内容有人概括为5点（李炳炎，1994），有人概括为6点（龙太江，1995），但其中3点为其核心内容：(1)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2)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二部分是邓小平为在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而采取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中所引出的理论创新，其包含的内容，也因为认识不同而有不同的概括。如有的学者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概括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并把实现共同富裕、探索现代企业制度、培育现代市场体系、改革宏观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纳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之内加以研究和阐述（龚金国；1994）。也有的学者则将邓小平经济理论直接等同于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即在龚金国等人概括的基础上，再加上所有制结构、科教兴国、财政、金融、国企、外贸、农村改革等内容（唐任伍等，2001），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究竟包含哪些基本内容，应该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严格界定。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是1980年4月提出的，如把它看作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提，既缺乏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又容易产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后市场经济将不需存在的误解，也不符合邓小平在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的所思所想，因此，将其纳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提或基本内容是不合适的；邓小平在1975年至1985年抓教育科技工作时形成的思想，如用科教兴国的名义归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也十分牵强。
　　　　四、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伟大意义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谈话内容，虽然直到1992年2月南方谈话后才陆续公开，但这一理论却从提出之日起就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指导思想，对其实施指导的途径，学者们从两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其一是邓小平通过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谈话，使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提高，并通过党的决策来实施对改革的指导。对此，高路(1992)在详细考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出台始末后，总结道：“在1979年以来的14年中，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或重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这期间，中央先后确立了一系列新提法，标志着全党的认识在不断发展、前进”。”[17]苏星(1994)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中引用了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等内容后，接着写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就是以此为基础的”。[18](p.61-62)邢贲思(1994)则认为，邓小平这一谈话“对全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全国人民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p.450)龚育之(1992)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1984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表述的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概括……作出这个新概括，源于邓小平讲过的意见，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20]吴敬琏(1999)则提出了邓小平1987年2月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对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以及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党的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所起的决定性作用。[4](p.121)其二是邓小平通过具体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和措施，如渐进的改革方式、创办经济特区、价格双轨制等来实施对改革的指导。对此，张卓元(1997)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够一直坚持以市场为取向，没有出现大的曲折……同邓小平同志带头冲破传统理论的束缚，积极倡导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与市场经济论，有着紧密的联系”。[21]陈甬军(1998)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进展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实践证明，价格双轨这一中国经济改革渐进方式最主要方法的产生和实施，是中国改革目标制约和影响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小平同志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思想的产物”。[22]
　　　　（二）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中国确立的伟大意义
　　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其意义是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学者们着重从现代文明、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周为民(1997)提出：“市场经济的自主性质不仅是经济活动与效率的保证，而且是整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正是市场经济，正是在自主基础上以契约为媒介的自愿的市场交换，构成这些崇高社会理想和现代文明基本精神的真正具体、现实的基础。一个缺乏市场经济制度的传统社会，必定是一个缺乏个人自由与平等关系的社会，以至于自由平等观念本身无论在‘抽象’的还是在‘具体’的意义上都是被排斥的”。[23]赵甲明(1999)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中国公民带进了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并参与世界性文化的形成，即使中国公民从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历史性存在，开始在全世界范围获得全面发挥其才能的手段，在广阔的时空发展其本质和能力，从而有了达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可能。”[24]边立新(2000)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与此相联系，市场经济对于人性的不断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样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25]
　　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伟大意义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不少重要研究成果，但还有一些问题有待于继续研究探讨。第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现有的研究还停留在一般性肯定中，缺少具体的分析和规律性的认识。而这一研究如果不深化，我们对于中国经济转轨的理论总结便是不全面甚至不深刻的，我们便无法真正解开中国改革成功之谜，也无法真正将以中国为分析范本的过渡经济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第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其中不乏有规律性的认识，值得我们去深入钻研和总结，并用于指导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也有一些谜有待我们去破译。但我们对此问题的研究还远没有到位。第三，邓小平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及其在中国的成功运用，有着方法论上的诸多启示，这是新世纪社会科学创新应遵循的重要轨迹，但这些方面的研究同样是十分欠缺的。
　　　　五、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地位
　　　　（一）在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
　　1994年1月在深圳召开的“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学术研讨会”提出，“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26]
　　彭聚先(1994)认为：“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27]
　　龙太江(1995)指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而且也为这一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28]
　　　　（二）在社会主义史中的地位
　　高放(1993)认为：“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上了一个台阶……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发展，是社会主义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新贡献。”[29]
　　邢贲思(1994)提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他首次科学地阐明了公有制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对利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19]
　　　　（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
　　李连仲等(1992)认为：“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述，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30]
　　吕振宇(1999)提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31]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受各种条件（特别是历史条件）的限制，需要后人不断丰富发展，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需要。邓小平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上，明智而又实际地选择了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即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在中国取得了既坚持和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又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等骄人业绩，使中国经济在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还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事实充分证明，邓小平为社会主义选择了市场经济，既是大胆的，又是正确的，其意义更是极其深远的。因此，已有研究成果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定位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十分准确和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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