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经常性的工作被不断的运动挤掉了,这一教训应该吸取。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实际上成为以后他保持稳定、不搞运动思想的雏形。但遗憾的是,这样有价值的思想未能得到贯彻执行,以至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愈演愈烈,最终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使党和国家遭受惨痛损失。
“文革”开始后不久,邓小平即被打倒。亲身经历了那场浩劫,邓小平深知社会稳定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当1975年他第二次复出时,主要做的就是对各方面秩序的整顿,以恢复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秩序。1975年1月,在总参干部会上就军队问题他说,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3月,就铁路部门的问题他又说,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把闹派性的头头调开。5月,就钢铁工业的整顿,他再次强调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7月4日对中央读书班学员的谈话中,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毛泽东同志过去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九年了,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可以说,邓小平主持工作的这一年,是安定秩序的一年。关于这一点,1987年10月,他在会见来访的外国友人时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2]但随着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整顿被迫中断,然而,这一整顿可以说是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初步展开。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1978年12月的重要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他就指出:“安定团结十分重要。”[3]同时,也已经预见到改革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他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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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从以上回顾中可以看出,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有的。
2 “稳定压倒一切”是历史和现实的迫切要求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和全国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成为领导这一伟大社会变革的总设计师。他更加关注中国社会的稳定问题,并把它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中去思考,从而形成科学完整的社会稳定理论。
回顾1978年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巡谈话这段激动人心的历程,可以发现,邓小平对社会稳定的重视是以一贯之的,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在某段时间他又特别强调社会稳定问题,这样大致有三次。
第一次是1979年到1980年。当时各项工作刚开始走上正规,但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势力还很大。林彪、“四人帮”和“文革”中打砸抢的残余势力,从极“左”出发破坏改革开放。同时,伴随思想解放,社会上出现了诸如“西单墙”的一些右翼势力,这些人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帜,企图否定党和社会主义,污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和无产阶级专政,公然宣扬搞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强调:“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3]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篇对整个80年代工作都极具指导性的长篇讲话中,总结回顾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多的工作,展望了80年代的任务,把“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具备的一个前提进行集中系统的阐述。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重要讲话,又一次集中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稳定问题。他把经济调整和政治安定作为贯彻三中全会路线并行的两个轮子,认为经济调整成败的关键取决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遭到破坏,如果遭到破坏,调整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
第二次是1986年到1987年。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1986年12月中下旬,我国一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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