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生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六日。
我的家庭很普通，父亲是一名普通干部，母亲是一名普通工人。如今父亲去世了，母亲和三弟生活在不远不近的伊春，亲戚也都远，很少来往。
我的孩提时代是在辽宁农村的姥姥家度过的，现在回忆起来，只在姥姥家门前的大草垛和小河旁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回忆，其余的大都模糊了。
一九六五年，我回到了在齐齐哈尔工作的父母身边，因为已经倒了该上学的年龄。
一九六六年，我背起书包，上学了。领先的排名一直持续到毕业，这一方面有人常说的学习目的明确的因素，浸着老师的汗水。另一方面，也是母亲严厉管教的结果。在学习上经常挨打的愤懑，随年岁的增长，逐渐转化为对母爱的省悟，转化为一种说不清的自豪。上学伊始，我便沉浸在大革命红色的海洋里。大广场上聚了一伙伙争论不休的人群，那里很热闹，和小伙伴们一起跑去看，但听不懂。当举红旗、喊口号的人龙变成了一队队手持铁钎、钢叉和皮鞭的大军时，父亲不叫我出去了，说那是造反派和保皇派要打仗。我问父亲是什么派，他说，什么派也不是。遗憾的是，我没戴过红领巾，因为从我上学的那一年起，红领巾便改成了胸前或臂上别挂的菱形的或长方形的“红小兵”的标志。
一九七〇年，我们全家随支援国家建设的父亲，来到了伊春西林钢铁厂。当时的条件比较艰苦，学生们甚至可以掀开帐篷的底角溜到外面去玩。虽然这里革命大潮没有大城市里那样鲜浓，但也时时能感到荡击一切污泥浊水的洪流的涌动。大批判中，尽管不懂，但稿子也曾写得慷慨激昂。类似于“当前，全国形式一派大好… …最后，让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我校上空高高飘扬、永远飘扬”的话，也不知写了多少遍。
一九七五年，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高潮中，我们把学校的小课堂搬到了农村和工厂这个广阔天地，去学习工人和农民的好思想、好品德，并为当时被誉为“开门办学典型”的学校涂彩增光。一年后，在当时看来，我满载着开门办学的丰收硕果，告别了我的学生时代，走上了社会。
学生时代是难忘的。最叫我难忘的是我的入团经历。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问父亲咱家是什么成份时，他脸上那种内疚的表情。富农，对积极要求进步、渴望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我来说，真是一个不吉利的字眼。当在淡淡的悲哀中又一次被告知因家庭成份而需要再考验考验时，我回到自己的小屋，静静地坐了好一阵，眼泪流下来了。当终于在毕业时被告知被吸纳进共青团队伍时，那种激动我至今没忘。
一九七六年九月，领到了一顶草帽和印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字样的书包后，我实实在在地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回忆自己的学生时代与大革命的同步，真是一个令人感慨的巧合。三年的农场生活，使我体验了劳动的苦以及劳动后的轻松和惬意的睡眠。
一九七九年十月，我考进了双鸭山市师范学校数学专科班。由于以往所掌握的知识的空瘪和精神的懈怠，这一目标足足让我在备考中熬过了三个春秋。两年中，紧张的学习和简朴的生活，使这块记忆绝大部分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从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老师”的那时候起，我感到自己真的变成了一个大人，世界观成熟了。初始的那种过多的浸了红色和透着稚气、童真的理想建筑，随着“四人邦”的倒台而垮掉了。和许多年青人一样，曾一度被卷进信仰危机的河流。文化大革命被写进历史，党的优良作风得到恢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时代过去了。在经过了一段艰难的清理和实实在在的耳濡目染后，我又重新埋下了理想大厦的地基，在组织的教育培养和工作实践中，坚定的信念和牢固的建筑在思想中逐步形成，我向组织递交了我的入党申请。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我的理想建筑经受住了考验，没有动摇，在由同情、困惑到愤慨的思想变化中，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党的伟大，更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被借调到区党委办公室，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被留了下来。秘书的工作对我来说是生疏的，领导的鼓励支持和周围同志的帮助指点，三年来，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思想上的收获也是几年来不曾有过的。
在我的背后，留下的是一个平凡而又普通的人的足迹，前面的路还长，我将不懈努力。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