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较低，不能在可受教育的年限及时入学。据抽样调查，在北京300多万流动人口中，6—14岁的学龄儿童占3.6%，达10多万人，而其入学率只有12.5%，也就是说，87.5%的流动儿童是被排斥在学校的校门之外。
(2)孩子跟随家庭四处流动，其中很多人有过辍学的经历。超龄问题都是十分严重的。例如，在固始人办的洼边四小里，三年级有53个学生，竟有15人超过14岁，而正常的三年级学生应为10岁。在张北小学，有的学生18岁了才上二年级。在太阳宫流动学校中，每个年级学生年龄的差距都有5至6岁。这个学校的学前班有54人，按6周岁入学的标准，共有9人超龄，超龄率为16.7%；一年级有46人，共有13人超过7周岁，超龄率为28.3%；二年级30人，共有7人超过8周岁，超龄率为23.3%；三年级18人，共有13人超过9周岁，超龄率达到72%。全校共有学生148人，超龄的就有42人，超龄比率达到28.4%。也就是说，全校四分之一以上的学生超龄。
(3)流动子女失学情况普遍：流动子女失学问题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从对21个有失学儿童家庭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年级，失学现象都普遍存在，越到高年级越严重；家庭经济负担不起是最主要的失学原因；失学儿童处于闲散状态或过早从事一些劳动。表2从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看，存在着三个主体，需求方：有打工子女的打工农民、供给方：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学校、教育的主体：学龄儿童。流动儿童教育于严重匮乏的主要原因是，一、外来人口的城市的管理体制：供给有限，二、打工者的经济条件限制：有效需求不足是主要的原因。二现实与无奈—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选择
对于有学龄子女的流动人口的家庭来说，在城市的生活不仅仅要承受生存、就业的压力，也面临着学龄子女接受正常教育的压力，他们的生存状态和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龄子女的受教育状况。2000年6月，课题组组织了一次针对有学龄子女的农民工的调查，调查地点选在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北京朝阳、丰台、海淀三个区。共获得有效样本619个，其中男性383人，女性216人。
1流动学龄子女教育—持续增加的教育需求
从本次调查的需求方的生存状况来看，教育的需求会越来越大：
首先总量上来看打工者流动仍频繁，对于相当一部分的打工者来说，因为只有在一个地方时间比较长，才能获得相对稳定的社会资源和降低流动的成本，一旦找到适合自己的空间，他们倾向于会在某个城市长时期居住，心态逐渐趋稳，调查结果显示：23.6%的调查对象在北京生活已经9年以上。问及未来的打算，四成以上的打工者明确表示想长期在北京生活，乃至在北京安家，移民倾向渐趋明显。如果总的趋势不变，随着留在城里的打工者进入生育年龄的数量逐渐增多，学龄子女儿童的总数会进一步增长。打工子女教育的现状如果没有明显的改变，问题将更加尖锐和突出。
其次选择以家庭的方式在北京求生存的打工者越来越多。从农民工的家庭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基本单元，即家庭主要成员共同外出到某个城市共同生活。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接近半数打工者最初就是夫妻一同出来到北京打工。在一段时期后，另一半中大多数也将其爱人带到北京。目前有近四分之三的打工者是夫妻共同生活在北京。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外出打工不再仅是为多赚一些钱，而是寻找更适合或更好的生存空间，尽可能的融入城市生活，城市定居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2打工者的生存状况严重制约着学龄子女的受教育水平
从有学龄子女的打工群体的生存状况来看，承担子女教育的能力普遍不足，就总体收入水平而言他们仍是城市里面的低收入群体，以他们自身的实力很难弥合和城市儿童教育条件之间的巨大差异。从有学龄子女家庭的生存状况来看，有普遍受教育程度较低，外来打工者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平均文化水平在初中水平，具有大专以上高学历者只占极小比例。
图1受访者及其配偶受教育程度分布
(2)从事的职业类型最多的是个体经营（52.5%），然后是雇工(17.6%)、散工(9.9%)和租地农民(8.8%)等。从从事的具体职业来看，卖菜/卖小商品/卖食品的比例最大，然后依次为种地、建筑/装修、收废品/保洁员等。主要的就业类别基本上属于高强度、低收入的职业。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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